我在平昌的知青岁月(三)

我吃饱后出了丁怀书的家门，见小王、小唐二人正在厨房忙着做早饭。

夏去秋来，人们将收割后谷子的稻田放干了水，经过一个多月，开始挖板田，然后开沟，形成1米宽的长垅，准备播麦子。

生产队照顾知青，将我们三人分在刘队长一组。

初次扛锄头出工，只见锄头在肩上直晃忧。下到田里，从里面边挖边退，下锄重了泥巴提不起来。挖浅了又不行。关建是挖沟，身旁的农民挖得又直，沟底又平，沟沿成斜状，利于雨水一来水流顺畅。知青挖的沟，弯弯曲曲，刚翻过的土又被自己踩得邦紧。

刘队长见状及时作了调整，选了三个年轻的农民，陪三个知青挖小田，专门复二火。

挖板田的农活一干就是一个多星期，双手打起厚厚的一层血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年头，全国农业学大寨，山地里四处可见用乱石垒起的干打垒农田。每年贯彻上面的精神，省、地、县、区、公社、大队作一个政治任务布置，大搞农田改造，好好的田埂挖去泥土，砌上乱石，一条田埂花400多个工，一到年终结算，原本0.23元一个工（10分），一下降至0.17元。这种乱石砌的田埂，用泥巴粘接，一到雨季冲垮的多，第二年又重新垒，让人哭笑不得。

农民的劳动报酬很低，全劳力一天10分，知青8分，妇女6分。生产效率很低，7、8个人在一块田里挖土，不到一刻钟就休息，男人们站在田里裹叶子烟，妇女们从裤包拿出鞋底，姑娘们拿出给未婚夫缝的花鞋垫，边做手工活边七嘴八舌的吹起东家长西家短的龙门阵。

同组有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青年叫丁怀平，与我一样高，国字型脸，塌鼻，小眼睛，人挺机灵。他总喜爱与我吹牛。

一天，我到刘队长家，向他提出知青在农村期间要学会全部农活的要求，象梨田耙地等。队长当即表示同意，明天队上的3个知青跟丁志安（大爹）在黄家湾学梨田。

重庆近郊农村梨田全是水牛，平昌山区则是黄牛。

第二天，队上知青随丁志安来到黄家湾学梨田。他赶牛下了田，为它套上梨绳，左手撑着梨把，右手捏牛疆绳和一根竹棍：“预！预！划沟，驾！展劲！”黄牛在大爹的使唤下，梨起田来。板田的土在大爹身后不断翻卷。

“你们那个先来？”丁志安喝住牛问道。

唐永华未等我俩反映过来，跳下田去，走到丁志安身旁，撑着梨把，挥舞竹棍：“遇！驾！”，黄牛站在那里理都不理他，歪着头吃田埂上的青草。

“叭！”唐永华用竹棍抽打一下牛屁股，黄牛才慢慢的移动步子。

在丁志安的协助下，小唐也能么住牛了。这时他要求独自梨田，丁志安同意了并退到田埂上。

小唐梨田到田尽头，需要掉头，牛转身时，牛脖子上的牛枷掉下来。他走上前去套上牛枷，可一根牛欠绳掉在牛的身下，小唐连喊几声“起脚”，牛未动。他双手提起牛的后腿，将牛欠绳拖出来。牛被他这一提腿受了惊，屁股一甩，后腿移动重重的踩在唐永华的脚背上。

“哎哟！”小唐蹲下去双手抱住脚。

田埂上的丁志安慌了，冲下田去，么喝住牛，扶小唐上了田埂。我与小王围上去一看，他的左脚背被牛蹄踩青了。

丁志安让我和小王送小唐回家，用菜油擦脚背。

唐永华在家四天没出工。

我和王忠富再也未提学梨田的事。

下乡一个多月，时常想念学校的老师、同学。南山中学班主任尹书忠老师待同学们很和气。

我们高75级2班67位同学离校时，她给每位学生写了赠言，给我的赠言是：“董长贵同学毕业留言：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给了我们知识和力量，我们应该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尹书忠 1975年7月18日于南山。

在平昌，每当夜静人深，我总爱悄悄从箱子中拿出毕业留言簿，细细的看着上面老师、同学的赠言，回味那欢乐难忘的时刻。

人一生走过的路，看似漫长，可恍惚又是一瞬间，永不再来。

我给尹老师写了封信，将下乡两个多月的情况简要的作了汇报。信寄出十多天后，收到尹老师的回信：

“董长贵同学，你好！

来信收到，阅后知道了一些情况，比较放心，而且感到高兴。

你不愧为一个共青团员，在那里干的很好，继续坚持下去。在任何情况下，一定站在贫下中农一边。争取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争取他们的关心。

你在那里是比较艰苦的，但从信中看出你是较愉快的，这种表现是可贵的发杨。

最近，我先后收到很多同学的来信，他们表现都很好。有的为贫下中农理发，有的同学为贫下中农打针拿药，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

你在那里与贫下中农关系不错，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中学到真正的东西。

我在本期担任（初一•二班）班主任，同学小，只有十二岁。工作较忙，琐碎事多。

何老师肝炎复发，在家休息20余天了。我显得更忙些，思想负担也较重。何劲已上学，小妹在家耍。

其他没什么，学校没多大变化。

你几时回重庆，回来时，请来校玩。好！上课了，祝你好，再见！尹书忠 1975年10月7日。”

在遥远偏僻的山乡，能读到尹老师的来信，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山区的农活是重体力劳动，队里有些田土在“河下”，单下去、上来两趟要花半小时。三个知青尽力习惯农村的生活，除赶场天休息外，平时坚持出早、中、晚工。有一个信念，再苦咬紧牙也要挺过这一关。

一天傍晚队长在梁上安排第二天的工，唐永华照公有林，王忠富和我下“河”挖板田。

天蒙蒙亮，出工梆声敲响，同院的丁志安大爹敲门催我们起床出工。咱三人听见敲门声，掀开身上的铺盖，穿上衣服，脸都没洗，我和小王扛上锄头，高一步低一步，打着啊欠下了“河”。同组的十几个社员已挖了阵土。

上面大田里人已站满，与小王、大爹去下面块田挖土。

我挥动五斤重的锄头挖进土里，锄把往上一提，土裂开一条大口子，再一扯，土便提到脚下。站立姿势不对，双脚不停的移动，将刚翻过来的土又踩紧了。大爹见状细心的教我们操作要领，双脚站成八字形，身子微侧，按要领一试真灵，挖土速度也提高了。

一会功夫，身上直冒汗，脱去外衣放在田埂上，穿件背心。

“呸”吐一些口水在手心作润滑剂，挥舞锄头使劲的挖起土来。

“呼噜！呼噜！”声从我身后传来，我转身一看，王忠富站在地里，头抵在锄把上，嘴角流出口水睡得正香。

大爹见他这付模样，笑了起来。大喊一声：“小王，下班了！”

他眼一睁，锄头往肩上一扛，爬上田埂。上面田里的社员轰得都笑起来。他用手搓搓眼睛，又梭到下面田里。

我问道：“真的睡着了？”

“刚才做了个梦，在家里大块大块的吃猪肉”。他边回答边放下肩上的锄头。

唉！也难怪，下乡二、三个月了，咱们还从未吃过猪肉。七五年天干旱，城市里的人每月定量供应半斤猪肉。下乡的知青没肉供应。拖都拖“潮”了。

生产队副队长丁敌安扛着锄头来本组打工。此人1米6身高，身材干瘦，长脸扁嘴，额头几道绉纹，形态象个老太婆。做事麻利，为人正直，性格“古衬”，不善言笑。他身兼记工员，每天扛着锄头到生产队各组打工，一是一，二是二，绝不循私舞毙。

他站在田埂上点人头记工，人们龙门阵不摆，鞋底不扎了。闷着头只顾挖土。

丁敌安记完工下到田里，与大伙一起挖起地来。他力气大，农活熟，自顾自的一声不吭的干着活。

我最讨厌他来我们组出工，搞得大家神经紧张兮兮的。好在他常在三组出工，极少来二组。

大山的晨景艳丽动人，清澈的山溪水，略带甜味的空气，葱禄松柏树林中传来的山雀喳喳歌声，天空五彩缤纷的流云，恰似一幅美丽动人的风景画。

红红的太阳从梁英台上露出笑脸，大地一片金色。红的是花朵，白的是炊烟。

我深深的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

“河”对岸传来东升大队收工的梆声。社员们收起锄头，沿着上山的小路赶回家做早饭。我与小王走在人群后面。

“小董，休息一下！”他一屁股坐在路旁的石头上，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放下锄头，从身上掏出火柴点燃香烟。

王忠富凑到我身边悄悄的说：“小董，想不想吃红苕？”

我一怔，红苕未成熟，还有半个月才能挖，哪儿去弄红苕。

“昨天出工时，我见队长弯里的红苕地裂开大口子，说明红苕长大了，我去整两个煮稀饭。”小王对我说。

“这怎么行，红苕是集体的，队长也不会同意。”我对小王说：“另外过路人看见可不得了。”

“没得啥子，路上来了人拍两下巴掌”。他边说边跳进灌木丛中。

我此时心咚咚的直跳，这是第一次干损害集体利益的事，左顾右盼象做贼式的。约一刻钟功夫，小王出现了，手里端着草帽，上面盖件衣服。我们一同回到知青厨房。

谁也没想到，身后有条“尾巴”，我们的一举一动，他全看到。小王开了厨房门刚进去，将草帽放在案板上。生产队会计丁怀忠一步窜进屋，揭开草帽上的衣服，“好呀！你俩个偷生产队的红苕，我要告诉队长，一斤罚十斤”。 小王忙掏出香烟，递给他笑嘻嘻的说：“丁会计，咱们只是尝尝新，请你包涵包涵”。

丁怀忠推开小王递过的香烟：“不行！”边说边抓住草帽。这样僵持下去，影响不好。我向小王使了个眼色。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刷”从身上掏出小刀抵在丁怀忠的肚皮上。

“你干…干什么？”丁怀忠边说边缩回抓住草帽的手。

小王脸色阴沉，与刚才判若两人。“话说明，伙儿，此事你如捅出去了，保你活不到明天”。

这下可把丁怀忠吓住了，他满脸堆笑：“跟你们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来！抽支烟”我为他点上烟后说：“丁会计，早不见晚见，一个队的我们还指望你帮忙。别为小事伤了和气。”

“对对对，这事算了，你们今后注意下就行了”。说完他回家去了。

小王望着他的背影，冲我一笑。我坐在灶门前烧火，他洗红苕，用刀砍开放进锅里煮红苕稀饭。小唐背柴回来，小王大大方方的请他吃饭（小唐已与我们分开开伙）。将厨房门关得严严的，悄悄的品尝今年的第一顿红苕。

知青屋院子对面竹离巴屋里，住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驼背男人，他有四兄弟，丁国安、丁福安（在马尔康林业局工作）的妻子赵明福、丁成安。

驼背叫丁华安，是队里的五保户，脚患风湿走不动了，只能柱着拐杖在屋里走走，大部分时间在床沿坐着。身上一年四季穿着件英丹布衣服。

七五年天干旱，口粮分得少，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单身一人，年轻时取过一个女人，没生孩子。三十几岁背驼后，离了婚。相邻的几兄弟时常从生活上接济他。

他待人和气，对知青特别友好，只要看见我站在院坝边吃饭，总要招呼我：小董！过来一下，让我前往他屋里品尝做的豆办。这豆办新鲜，味道很不错。 他生活十分节约，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一小碗，是一两米煮的菜叶子稀饭。想他生活这么困难，真不忍心吃他的豆办。

可听到热情的喊声，实不好拒绝。久而久之，我成了他桌上的常客，他喜欢与我摆摆家常，讲讲外面的世界。一个残疾人，队上的人从不与之交往，处境孤独，生活坎坷。他叫我吹龙门阵时，只要他高兴，我总让他尽兴的说，从不打断他的话。父母、兄妹、亲戚、乡亲、土地、森林、时代变迁、读书、结婚、恩爱、离异、奔波、开眼界、病痛、拐杖、家境……，说到伤心处，他声泪俱下；谈到高兴时，开怀微笑。

从他的一生，看到一个人在世上的价值，普普通通的山民的闪光点。

虽然他早已于1978年去世，留下的一间破草房荡漾无存，唯一能见的是屋边地里一堆长满杂草没有墓碑的坟墓。他悄然从世上消失，与来世时一样孓孓一身。

我深深怀念一个死者，他是那么的默默无闻。也可以说对社会没什么贡献，是一个弱者，但我欣赏他那谦逊的品格，随着回忆留在心底。

丁华安的房屋旁，有一棵他于二十年前种的桃子树，今年结了不少又红又大的桃子。每天闲来无事，他拄着拐杖在树下斜仰头数桃子。只要一见我收工回知青寐室，他马上用拐杖从树上打下两个桃子递给我。

平昌山区的农家人，喜欢在房前屋后种上桃子、李子、杏树。从未拿到集市上去卖，也没人买，运到大城市运费也贵。

一天晚上我收工回到家门，丁华安叫住我，原来下午他的一只生蛋麻鸡母不见了，他腿脚不便让我在梁上找找，并告知以前从未发生此类事情。我一路唤鸡：“咕！咕！咕！”坡上、坎脚、房前屋背找遍未见鸡的踪影。

回家知青厨房，我悄悄问小王看见驼背的鸡没在，他一口予以否认“没看见！”说真的我心里不放心他，成天吊甩甩的，结识公社的几个知青，都爱顺手牵羊不为盗。

“那我在屋里找找看？”我对他说。

“你找吧！”口气之硬，语气带者一股受冤的怒气，坐在灶门前，忽吃忽吃的扯着风箱烧火。

我走出厨房来到睡觉的屋里，从床边拿起手电往床下、瓦堆、木楼阳台、平柜照，没看见鸡的影子。

手持电筒来到厨房，沿木楼梯爬上放柴火的阁楼。

站在阁楼上我注意观察小王小唐的表情，他俩默不作声，灶里的火焰映红了脸堂，没一点特殊的反映。

我在阁楼上将柴火翻了个遍也未见鸡的影。看来小王说的是真话。

“红苕窖”，厨房地下的这个地方我差点忘掉。下楼后掀开红苕窑上面的石板，用手电往里一射，一只早已死去的麻鸡躺在里面。我血往上涌，气不打一处来，真想马上发一通气。又立刻冷静下来，此事不宜张杨，否则对知青的影响很不好。

我走到灶门前，挨小王坐下，小声的斥责道：“小王你呀尽乱弹琴，不考虑一下邻里关系。我们三个知青住在院子里，给这里的人一种安全感，而不是祸害。其他男知青来偷鸡摸狗，我们一定干涉制止，更何况“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作为朋友，给你一个忠告！

小王低头不语，我让他解驿这鸡是怎么回事？

他回答：“上午出工在黄家湾院子前挖土，口渴了回寐室喝水，门一开这麻鸡跟到进屋，院坝里无人，我捉住鸡将脖了一久，用洗脸盆端到厨房，甩进红苕窑。事情就这样，小董你看郎个办吧！”

“你呀你，今后不要再干此类事，这样吧，明天我给他两元钱，把这死鸡甩了。”我对小王说。此事过后，咱这个院子再没掉过鸡，丢过狗。

小唐在旁边说：“甩了太可惜，干脆煮来打一顿牙祭”。

小王见我没开腔，跳下红苕窑提出死鸡用脸盆装起，趁天黑到了寐室打整去了。

我与小唐做好饭，盛在脸盆里也端到寐室。小王将鸡打整完用煤油炉墩上。

整整墩了两个小时，刚煮粑，便动手撕咬着鸡肉。肉绵扯扯的，鸡肉丝卡在牙缝里很不舒服，用手扯不出来，只有用针挑。吃完已是深夜11点半。有一个问题不好处理，剩下的鸡骨头、鸡毛丢在那里？

小唐提议倒进农民家的粪坑，但人家一挑粪会发现。

小王建议连夜埋到自留地里，大家认为这办法不错。在粪桶上盖张报纸。小唐扛锄头，小王提粪桶，我照手电筒走在前面，绕院子一大圈来到我们的自留地，在靠里面田坎下挖了个坑将鸡骨、鸡毛倒进去，用土夯实。

第二天一早，我挑水路过自留地，只见昨夜埋的鸡毛、鸡骨头被野狗刨出一地，此时幸好没人看见。我忙用土重新埋好。

早饭后，我来到丁怀安家，掏出2元钱给他。“老丁，你的鸡没找到，实在抱歉，这钱你拿着再买一只鸡（当时六门公社逢场天，最大的母鸡才卖2元一只）。”

“这怎么行”！他推开我的手。

我一把将钱塞进他手中，“我知道你的难处，收下吧，要不然今后我再也不到你这里来了”。

见我说这话他才把钱收下，但有一个条件，今中午到他家招待我吃顿饭，我答应了。

丁怀安的腿多年患风湿病，因无钱医治，导致无法行走。他托我从重庆的医院买风湿片。为此我专门给大哥写信，让他代购后寄到平昌县来。

不久我收到大哥的来信：

“四弟：你好！来信已收到，

信中的内容阅后便知，农忙季节农村是要忙些，生产队补助10斤大米，这体现了生产队对你们知识青年的关怀照顾，你更要加倍努力的工作，不要吊儿郎当的。

四弟，家中寄的粮票（包括二哥、姐姐），你要注意节约吃，不要乱花。你到生产队也知道粮票的贵重。

莫玉7角钱1斤，干的还可以，湿的不合算。

黄四（注：三队黄忠财）给他家来信说买了几斤冰糖，你看有条件能买到冰糖，就来信相告，小铮的白糖上相当成问题的。

四弟：风湿片这药，我到过五院，医生说什么样的风湿片，跟人一样，不光有小名，还要有大名呀！

旧衣裤和打火机只有你春节回家再说。言不多叙，余话后及，祝你健康愉快！哥 董长生 1975年10月24日。

收到大哥的信后，我把风湿片需要具体药名一事告诉了丁华安，他也记不清药名。

我下乡时，买了一本针灸书及一盒针灸针。当时社会上十分推崇针灸，视为国宝。书上写着，刺人的足踝等几个穴位可治风湿病。建议他试试，他十分愉快的答应。撩起裤管，一只干瘦脚杆露了出来。我照着书上写的穴位，用尺子量准，用棉花沾上白酒消毒，将银针慢慢捻进他的腿里。

“有什么感觉”我问道？并抬头观察他的反映。头一次为病人扎针，心里实在没底。

“没有”他回答。

两寸长的针捻进去完了，他才说有些酸。书上写的反映若酸胀，则是有效果。

我从他腿上拔出银针，用棉花球按住针孔。

“老丁，从明天开始，我每晚为你扎一次针灸，你看可以吗？”我问他。

“好，只不过太麻烦你了。”他显然感到十分的高兴。也许这么多年才遇到第一位巴心巴肠真心帮助他的人。

这种治疗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来因我到大队庄房湾修水库面中断。

每年11、12月的农活几乎都是挖板田。队上把我们三个知青分下各作业组。王忠富分在丁玉成组；唐永华分在丁怀忠组；我分在刘国朝组。

一天上午，我正在张家湾挖板田，见梁上走过三个男知青，旁边社员告诉我，其中有一人是宝塔4队的知青，绰号叫“铜壳”。

收工梆声一响，我扛着锄头回梁上知青屋。见院子农民家的门紧闭，小王迎出门来，“小唐被人打了”，我让小王到里屋说给我听。

一个小时前，公社三个老知青来要吃饭，小唐认识其中一个，南坪后堡住，叫胡剑武。喊小唐煮饭吃，他未动，胡剑武扇了小唐一耳光，古倒我俩开箱子，自己动手乱翻。把我的香烟拿走两包，又倒了米，现正在厨房煮饭。

我一听十分气愤，热血上涌，冲出屋直奔厨房。三个老知青坐在灶门前又说又笑，我上前质问：“你们太不象话，到这里操什么霸道！”

“吼啥子，吃心痛了吗”。黑脸、鼓眼睛的胡剑武说：“你这崽儿还扯，活得不自在”。

“少说这些，咱是吃饭长大的，不是黑大的。”我边说边往前走。小王见状一把拉住我，“小董，出来一下。”

小王、小唐我们三人来到丁华安家，小王说：“小唐被打后，我在地坝碰到丁奉安队长，告知老知青把小唐打了。他说是你们知青的事，转身走了。”

“小董来硬还是来软，咱听你的”。小王从腰间抽出火药枪，将纸火装上膛。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弄刀弄枪的今天还不是时候。何况其中一人还是小唐街坊，这几人是冲小唐来的。先去交涉，但要有准备，谈不好动起手也不吃亏。

这时三个老知青已做好饭，端在我们下面屋的石桌上。我抄起丁华安的长柄柴刀。

小唐见状怕把事情弄大，劝住我与小王：“算了，不要打，我去劝劝行了。”

小王推开小唐，我们来到门口，三个老知青正围着石桌吃饭。

“小唐的米，你们为什么不喊他吃饭”！我冲他三人喊道。

胡剑武听到我的话，把碗一搁“又不是你的米，关你屁事，小心挨捶。”

‘铜壳’从身上抽出一把刺刀，啪的一声放到石桌上：“你给老子听着，称二两棉花纺纺，我们是谁，下个赶场天让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是不是，下个赶场天在场上等你，不来老子不姓董！”我语气强硬的回答。

小王在我身后抽出了火药枪。我捏紧手中的柴刀，眼见一场血星的械斗将展开。

小唐见状，忙站在两边中间劝阻：“算了！算了！大家都是知青，范不着为小事闹起来。”并用力将我和小王推到院子里去。同时让我去一队找王家柱书记反映此事。

我到一队王家湾，找到正在喝喜酒的王家柱书记，将本公社老知青来本队打小唐的事告知，让其出面处理。

他说：“没出什么大事就不要紧，都是本公社的，再胡闹就告诉公社管知青的李仁强书记。”

从一队王家湾回队的路上，见胡剑武三人从山腰返回去了。

唐永华在屋里收拾碗筷，我一到屋，他告诉我“刚才几个崽儿听说我是共青团员后说，怪不得这么刚，赶场天一定给你点颜色。”

转眼星期天赶场日到了，知青伙伴、生产队干部和邻居纷纷劝我不去赶场，惹不起跺得起，遭打了不划算。

我不这么认为，是祸跺不脱，何况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能把我怎样。

我犟脾气上来，没人能拦住，只身一人到六门公社赶场。

公社场口理发店门前，胡剑武那三个老知青站在那里，禄眉禄眼盯着我。这时街上赶场的人很多，我挺直身子从三人身边走过，谁也没理谁。

我在供销社买了两只牙膏，又去邮电办代所，收到母亲给我寄来的10元钱。六门公社不通公路，取钱和包裹要到20里外的岳家公社，来回要跑40多里山路。

听老知青说，只要与邮电代办所的李泽兵熟，他可托送信人代取。我刚来与他只一面之交，况且知青之间收到家里寄的钱，相互十分保密，张扬开怕人说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回到生产队后，我问大爹丁志安，以家里为我寄来衣物要到岳家取，打听路怎么走。大爹告诉我：“六门公社到岳家，沿六门小河边的平展的石板路径直走，但叉道多，人生地不熟要走冤枉路。这样吧，下个星期天赶场，我引你去，顺看看我的亲戚。”

我当即表示感谢。大爹为人忠厚、正直、干练，涉世深，他的话很少，但很精湛。身高一米八，国字型脸，给人以刚毅之感。他一生彼为坎坷，解放前出生在一个富农家庭，读过平昌县中学，初中未毕业就解放了，回家一直务农。有三子两女，大儿子丁怀诗在响滩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取一省技校，但因家庭出生不好被取消资格。回到生产队劳动了三年，后在公社工农大队小学任代课老师。丁贵是老二，弟妹尚小。

赶场天一早，我与丁志安一道出门前往岳家公社。他象山里人赶场面一样，头上裹着白包帕，背着一个上大底小的背篼，嘴里刁着根竹叶子烟杆。穿过树林、坡地、小桥、竹林。他的步子稳健，跨度很大，走了大概七、八里路，浑身大汗淋漓，身上衣服脱下两件。走几步跑几步的紧跟在大爹身后。

一路上他谈笑风生，讲了很多的风土人情……。

从胜利大队与宝塔大队交界的三叉河起，直到岳家公社都是较平缓的小路。六门公社到三叉河是条清清的小河，河水有一人多深，约有四里多长。六四年公社修了一座拦水坝，准备用来建小水电站，因流量小带不动发电机而闲置。工农大队在此建了一个水力碾米作坊。

第一次走这条路，感到格外新鲜好奇。山区有一个特点，农民的家建得分散，几乎都是单家独户，房前屋后翠竹环绕。阳光下举目远望，恰似一幅艳丽的田园图。禄的田野，灰的房屋，白的炊烟，五颜六色的嵌在大山上，令人陶醉。

路在两座大山底下婉延。

丁志安介绍，右边的山是金龙公社，属平昌最贫困的地区，土多田少，气候比六门都低。他二儿子丁贵未过门的媳妇是金龙的人。山由成片有树林，远远望去，那高大挺拔的松柏树直插蓝天。左边是尖山公社。

石板路上有不少去岳家公社赶场的山民，背着背篼，手里提着鸡和鸡蛋。

一路上我不知问了大爹多少遍岳家还有多远，脚板走得直发痛。终于透过竹林，远远的望见一排瓦房。大爹告知：“岳家公社到了”。

岳家公社的街道有100米多长，响滩至县城的公路将这条街分成两半。有一座通公路的岳家桥横跨小河。

邮电所在公路边，来取包裹，钱和寄信的人不少。我等了一刻钟左右，取了钱与大爹逛了个通场。这里没六门公社热闹。我请大爹在馆子吃了6两小面。那年深猪肉紧张，乡下的馆子根本见不到半点油腥。面端出来，桌上放有盐自己放。我肚皮也走饿了，一口气吃了半斤小面。

从饭馆出来，我买了1斤饼干，坚持让大爹作为礼物送给他亲戚。

他亲戚住在岳家街上，今天正巧在家，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见我们到来，十分热情。我和大爹坐在门边，他忙着为我俩端水解渴。赶场的人从门前走过。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走来，“曹晋文！”我小学、初中的同学，1米7的大块头，皮肤黑黑的，绰号小秋。我上前叫住他。异乡相见，彼此倍感惊奇和热情。

我将曹晋文介绍给大爹，递上香烟点上，相互介绍彼此的情况。

他去年与我也认识的同学勤林固随父母单位南建，对口下乡到平昌县白衣区岳家公社金斗寨，他与勤林固一个大队，各在一个生产队。他讲：“勤林固在公社十分霸道，当地农民送他一个绰号：‘南霸天’。谁惹了他，非捶你顿不可，新老知青都很畏惧。我笑了笑，映像中的勤林固不足1米6，身体单薄，面无水色。怎么也跟强悍粗壮、气壮如牛挂不上号。

大爹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我不便点破。约半小时后，与曹晋文分手，他返自己生产队，我与大爹踏上六门的路途。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下乡已有3个多月了。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手心磨出一排排老茧。

整日与山民风里来，雨里去的相处，说话的口音也带平昌味，“伙二、嗯那、郎个的、细敖。”生活上也入乡随俗了，虽然每顿稀饭拌盐，可与农民的青菜“忽儿”相比，也算是上等伙食了。

为从心底里认识这里的人，真真切切的在感情上再教育，闲时全生产队社员的家，我都去坐过。家境的好坏，只要一进门就清楚不过了。

与一队相邻的张家湾，是队长刘国朝的家，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区粮站的会计；二儿子张全善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家境较宽裕。

旁边的丁家湾，坝上堆满谷草，显得贫困。三队相邻的程明良家，一家六口人，程明良是生产队的财务（出纳员），与父母住在一起，有一个儿子。家中还有一个尚未出嫁十八岁的妹妹程明珍，已与一队王家湾一个高中学生订了亲。这家人有五个劳动力，每年的年终结算，数这家工分最多。

知青住的梁上这三家人最穷。

陈家院子住有二家人，陈老爹两个儿子吃国家粮，大儿子是教师；小儿子是六门公社的水利干事。另一家陈明春，虽然出身不好是富农，但本人是个木匠，常在外揽活养家。

下面的两家人也属贫困型家庭，水木匠木工技术高超，在外也找得到钱，可本人嗜酒如命，老婆又一连替他生了5个儿子，最小的才6个月。

黄连顺本人不务正业，人称“端工”，常在外乡从事迷信活动赚钱，老婆长期生病，生有6个儿子，小的才3岁。

紧挨这院子有一四合院，住着富农的3个儿子，因与地富反坏右划清界线，这院子我从未去过，里面的人也极少与外界交往，生产队开会也不允许参加。属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过从穿着上判断，生活过的一般。

生产队小学堂周围几家都姓丁。队会计丁怀忠家境一般。较为困难的是副队长丁敌安家，大白天进门屋里漆黑一片，屋顶只有二匹亮瓦。紧邻四队的丁兴安家的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

红苕成熟，生产队集中劳力，要用4天时间把红苕挖完。队长安排把没被锄头挖伤的大红苕，背到保管室作第二年的苕种。余下的堆在地里，收工时由队长、保管员用大称分给每家作口粮。

因知青下乡的头半年国家每月供给了口粮，生产队决定今年不分给知青红苕。这无异议，但分点赏新总可以吧。我们三人找到刘队长交涉，他召集队委一合计，同意给每位知青分50斤红苕。

小王回到住的屋子拿来背篼，钻进红苕堆里尽捡大点装。有社员喊起来“郎个的哟，知青大个些吗！”小王眼睛一登：“你们每人分400斤，我才50斤，你有意见咱们调。”他将背篼装的满满的，一过称“85斤”。保管员报完数，他就往屋里背，记帐的会计丁怀忠一把拉住背篼，非要他倒35斤出来。我赶紧上前挡住丁怀忠，“伙二，算了多的记在帐上，年终结算时扣。”几个队干部在旁没开腔，丁怀忠只有松开手。

唐永华分了78斤红苕。我分了90斤红苕。

红苕背回来后，倒在厨房进行分类，大的放进苕坑，小的留在外面吃。小王与我一个锅吃饭，红苕自然放在一起。

有些社员怕红苕吃不赢烂掉，就将红苕磨成浆，过滤沉淀后晒干，制成红苕粉。我与小王商量，拿100斤红苕做成苕粉春节带回家。他出面找到大队会计黄万华的妻子谈妥，为我们帮忙加工，苕渣她留下喂猪。100斤红苕背到她家，6天后小王拿回10斤苕粉，咱三一添作五，一人分5斤。

生产队的红苕种有三万多斤，堆在黄家湾黄万华的地坝上，头朝上一层层堆码。每年堆红苕这活路都是安排几个有经验的老农，小心翼翼不能碰掉红苕皮。要上堆的苕种，进行一次筛选，摆成宝塔形状。最后在外面糊一层干牛粪和谷草。有一年队上的种苕烂掉三分之一，只有动用储备谷子与其他生产队调换苕种。为此，那年的日劳力（10个工分）从2角七分降为八分钱。当地的农民把红苕堆视为“国宝”，绝不允许小孩在旁玩耍。苕堆四周围满棘刺，成了一块特殊的禁地。

平昌县每年留下的苕种有上千万斤。为改变这一原始的留种方式，县上大力推广红苕藤越冬做种这一科学方法。山民们听后淡淡一笑：“儿子生不出老子”。受几千年传统习俗影响，显然对这科学方法没什么热情。

公社为此专门召开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干部大会，硬性推广应用红苕藤越冬做种。

胜利二队作为一个试点，公社苟洪生副书记到我们生产队蹲点，落实这项工作。

刘队长将丁贵叫到知青房里，召集我们开会。在会上他宣布丁贵为科研组长，队上的三个知青为组员，具体负责红苕藤越冬的实施工作。因公社苟书记要来捡查，明天队上安排4个壮劳力筑墙。

丁贵翻看过刘队长从公社带回的红苕藤越冬的技术资料后交给我，仔细看了下，红苕越冬有三个条件：

1、 打北高南低的一个长方形土坯墙，坐北朝南，使其多接受冬天阳光；

2、 薄膜覆盖防御霜冻，出太阳时揭开让阳光照射。

3、 寒潮来临时，在薄膜上覆盖谷草，烧土坑保暖，并安置温度计随时了解墙内温度。

第二天，在我们居住的院子下面，队上选了块约4分大的地，动手筑红苕藤越冬厢。

我见这块地边有许多的竹子遮住了阳光，苕藤在冬天得不到充分的日照。将此事告知丁贵，谁知他竞回答：“这地是刘队长选的没错，处在路边，上面来人参观方便。”

丁贵将就地势，用锄头在地里匡了红苕腾越冬厢的位置，它坐东朝西，与资料上的相反，土墙要一边离地面二尺，另一边为一尺半。筑墙的社员图省事筑成平行。

丁敌安队长路过，我向他反映此事，希望能作更改。他说：“这东西是小孩玩艺闹着玩，真家伙还是黄家湾的红苕堆。”说完他抬腿走了。

厢墙筑好后，用草木灰拌上牛粪打底肥，上面铺一层细土，栽上红苕藤，盖上薄膜，只用半天时间完成此项工作。

下午，公社苟洪生书记在大队王家柱、丁锡安、韩忠祥书记、魏传信主任的陪同下到二队红苕藤越冬试验点参观。生产队干部和科研小组成员在场。

大家围着红苕藤越冬厢转了一圈，没用尺子量，也没看到苕厢与资料上的相反，现场表扬二队对这项工作抓得很好，要组织各生产队来参观学习，在全大队进行推广。

我蹲在一边没开腔，苟书记走到我们三个知青身边，与我们依次握手，鼓励好好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生产队在丁贵家招待了公社、大队干部一行人。

我时刻关心着红苕藤生长的情况，一有空闲就往苕厢边跑，终于见到苕藤吐出嫩芽。只十来天功夫，苕厢长满绿油油的苕叶。

天睛为它揭开薄膜晒太阳，下雨疏通排水沟。日子一长，盖在上面的薄膜老化裂开了口。我将苕厢的情况向科研组长丁贵作了汇报，对破损的薄膜进行更换，他作不了主，让我找刘队长反映。刘队长答复：队上保管室的薄膜已用完，又没钱去买。此事不了了知。

我用家里带来的绿胶布，将苕厢上的薄膜裂开的口子粘贴上。

入冬后，具资料上介绍，要将谷草编织成草帘盖在上面保暖。队上只发了400斤谷草撒在上面。苕厢里没安温度计，冷热不好掌握。一场霜冻过后，红苕藤全冻死了。

红苕藤一死，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人生第一次经受失败，憋得心里好难受。

队上见红苕厢里的苕藤冻死了，当天安排人把地挖平点上麦子。

为苕藤的事，我好多天闷闷不乐，队长来看我，也不搭理他。两天没出工，同室的两个伙伴以为我病了，专门请来大队赤脚医生韩维田为我看病，他把脉后诊断不出有什么病，给我几片止痛片。知青下乡时，国家给每位知青专门下拨100元的医药费到大队，所以小病不给钱，由大队包了。

临来农村前，我专门前往新华书店买了不少农业科技知识书籍，有怎样种水稻、小麦、玉米、高梁、红苕、豆子；果树栽培；养鸡鸭鱼等等。初、高中的数理化课本都带上，装了满满一箱子。遇下雨、下雪无法出工随手翻翻。那时年轻，精力充沛，也想学点知识。专门写信给姐夫光华从重庆为我买了本华罗庚的《优选法》寄来，我潜心研究了一阵子，由于数学底子薄，加上没人可请教指导，读了10篇，如天书一般，只有放下。

大队王家柱书记是知青点的常客，见我带这么多的书，希望我将小王、小唐带好，形成一个爱学习的风气，我也乐意帮助他俩。

王忠富家海棠溪民生码头附近有一个女孩，在平昌县南草区坦溪公社当知青，其家人让小王多照顾她。小王时常寄信去问候。

不过由于他文化底子薄，所有的信全是托我代写。

女知青回信中赞扬小王信写得不错，小王拿到回信很多字不认识，只有求助让我念给他听。

第一封回信小王自己背到大家写，可他的字张脚舞爪，错别字连篇，才不得不求助于我，这下成了公开的秘密。他也不回避。

回信时小王口述，我代笔。双方只通了五封信，那女孩再也未来信，小王告知她在坦溪已于本公社一男知青交上朋友。

自队上来了三个知青，刘队长的事一下多起来。知青大小事情都要找他老人家，他家的门坎遭知青踏玉了，每次反映事情我们尽量拖到吃饭时间，在他家吃了饭才回来，免得再升火做饭。

不过队长家的人对知青都很欢迎，多搞几回弄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去了。

三个知青住在一屋睡觉还没啥，可日子久了，这吃饭就恼火了。你想吃干的，我确想吃稀的。人来客去，迎来送往很是不便。

王忠富原是与我一个锅吃饭，后来又分开了。他这人善于社交，社会上的哥们不少。响滩区黑水公社有一表哥，个把月来一次，四、五个知青同来。小王一顿饭要打一洗脸盆米去煮，人家还说他不落教，只吃个半饱。一个月的供应米，整不到两盘。没米时向我借。小王倒挺自觉，还从未外出窜队。

这样人来客往，我感到忍无可忍，逐向队长提出另找住处。我物色了两处，一是生产队保管室旁有一空房，队长不同意，这房间收棉花时要堆放棉花。另一处是丁家湾的丁怀福家，他全家欢迎我去，免费借一间屋我住，队长以知青自留地远了不好照顾为由，没予同意。

山区的农活重的我干不了，轻的做不来。象翻土，挖起来的土，一会又被自己的脚给踩紧了。挖的沟高低不平，水流不出去。点麦子，总丢不到窝里去。

到生产队三个多月了，做得很不象。特别是王忠富，只要他挖地，没人敢站在身边，他力气小，人又高，几斤重的锄头举过头顶，摇摇晃晃的不知落点在哪里。更为可怕的是，出工从不捡查锄头，他的锄头“塞子”没斗紧过，锄头时常脱落而飞。

有一次王忠富挖自留地，锄头脱落飞到下面一条路上，砸在挑水路过同院子的丁国安面前。事后提及此事，丁国安浑身冷汗直冒。

生产队有一个科研组，丁贵为组长。组内有两男四女，全是年轻人。负责队上棉花的筛选留种、棉花质量的鉴定。专门有三亩地，试种引进的优质棉花，如其产量、质量超过现有棉花，第二年就全面推广。相比之下，这个组的活路是全队最轻的。

我找到刘队长申请到科研组，他让我征求丁贵的意见。我干脆把丁贵拖到刘队长家，当面定板，免得相互推委，队长只得同意我去科研组。

另两个知青得知这一消息，也去找队长和丁贵，答复是“不同意”。

丁贵组长与我私交不错，空闲时常在一起打扑克牌“扯沱”，有时请他吃饭，赶场时请他吃点油果子。他人很机灵，修养好，说话从不带“把子”，在队上人缘不错。对我记工也宽，有时早上睡过头，工分他照给我打起。

到科研组上班后的活路，是鉴定去年收获的棉花级别和选种子。将棉花放在手上用梳子梳整齐，然后放在一块黑色的胶皮上，用尺子量出长宽度，逐项登记造成册。

队上没专门的地方来进行棉花的鉴定和选种，通常是临时借社员的家作场地。

今年是借梁上院子边王翠珍家的房子。这房刚建三年，呈长方形，共有四间屋。王翠珍结婚已三年，其丈夫丁怀成（丁怀书弟弟）是陕西铁路局的工人，至今无小孩。听人讲王翠珍没生育能力。

王翠珍性格开朗，待人大方、热情，喜欢说笑，一天乐哈哈的，没什么忧愁。谁开玩笑都输得起。有次她请队上陈民春、水木匠做柜子，俩人开玩笑，用扁担从她双腿穿过抬起走了四、五步。我在旁看见都觉过分。

她与王忠富同姓，认小王为弟弟，遇上咱们没菜吃，少不了去她家要点菜吃。

棉花鉴定、选种一结束，就到试验地为棉花松土除草。

丁贵在我旁边手把手的教我，生怕我把幼苗给铲掉了。离棉花苗两寸下锄，不要伤根，脚站两边，以免把松过的土踩紧。

两天下来我已学会了松土。

丁贵是科研组长，身兼队上记工员，早上他安排完组内工作后，就到各组打工分去了。

有时下午出工，天上的太阳照得地上冒热气。让人十分疲倦，哈欠一个接一个，上下眼皮直打架。有时干脆放下锄头，倒在齐腰深的棉花地里睡觉。由于有地气，不久双肩长出些红米米，挤出脓才好，刚好又长出来。经医生诊断是湿气所至，医不断根。

生产队社员的红白喜事，我们知青都爱凑热闹。队上会计丁怀忠结婚办喜事，根据当地习俗，接新娘的那天，新郎家要物色几个未婚男青年，拿上长竹竿、绳子去女方家抬陪嫁的东西。这陪嫁有大红色的柜子、箱子、铺盖。抬来的东西越多，说明女方家境越富裕，越光彩。迎亲的女青年在新娘家可得到一张小毛巾，然后与新娘方面的几个伴娘陪同新娘的父母、兄弟姊妹每人手拿一把黑伞，浩浩荡荡的向男方家开来。

丁怀忠的新娘是相邻的宝塔大队的人，原准备请我们三个知青当迎亲嘉宾。后听说前段时间来打小唐的知青“铜壳”是在女方生产队，怕我们前去发生冲突，此事只有免了，请我们晚上前去喝酒、闹新房。

那时农村都很穷，送的礼都是些米、黄豆、绿豆、麦子、干面。我们三个知青一合计，每人送两块钱。

到丁怀忠家，受到热情欢迎，揣茶送水，吃喜糖、瓜子。

王忠富冒冒失失的，想撞进屋看新娘子，被拒绝了。新娘在新郎家，头天不吃饭，闹新房前，不见任何客人。

主人家安排知青在正屋入座，地坝上摆了四张酒席。男的一桌，女的一桌，不能混坐在一起。

我们这桌有新娘的父亲、哥哥和新郎的父亲，算是最高级别。按规矩上席位是前辈的座位，下席是晚辈。我在侧席入座，王忠富一屁股座在上席上。先上的糖果、糕点、红苕酒。

王忠富有三两酒量，喝酒时未停过筷子，还一个劲的劝别人，“喝哟”。象主人一样，拿着酒瓶给桌上每个杯子倒酒。这桌酒席上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天南海北，天上地下的神吹。大家出于礼貌“嗯！嗯！是！”不住的冲他点头。

我性格较内向，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很少开口说话。

正菜端上来，两碗烧白，每碗有八块薄薄的猪肉片。一碗粉蒸排骨，有八沱。一桌八个人，每人两块烧白，一沱排骨。从上座依顺序一人一筷子挟起吃。

知青来到队上是第一次喝喜酒，没人给我们介绍规矩。王忠富一筷子挟了三片烧白，后面的人没有烧白了。

重庆吃酒席，菜随便吃。平昌山区则不同，只这么三碗，吃了就没有了。不少人在酒席上舍不得吃，将烧白用菜叶子包起来，拿回家给家人吃。不过干饭可敞开肚皮吃，我一口气吃了三碗。

山区闹新房很文明，新郎家和新娘家送亲的亲朋好友男女两边对歌。双方放开歌喉对唱，一方唱完，另一方接着唱，接不上的罚。

女方送亲的人唱赢了，闹新房便结束。若男方赢了，可逗新娘，直至她脸上露出笑容为止。

我们三个知青分开人群，挤进新房。新房里点着一盏明亮的马灯，墙壁上贴满亲友们送来的画，靠窗处摆着一张大红的写字桌，旁边有一个红红的平柜和三个大红的箱子，这些显然都是新娘的陪嫁品。靠里的新床上挂着青麻蚊帐，床铺上堆放着四床新铺盖。

丁怀忠母亲给知青揣来凳子，让我们座下。

新娘低着头座在床沿，满脸绯红。她中等个，身材消瘦，短发，皮肤较白，容貌一般。

对歌开始，先由男方家的陪娘丁怀珍、丁怀秀、程明珍、丁怀芳唱：“哟…对面的哥听仔细，山湾湾的妹妹唱的歌，地上的草，坡上的羊，请问哥哥哪放羊……”。

歌一停，对方接上唱。唱的都是些山歌，声音很高。对听惯流行歌曲的我们来说，这山歌真象是念经。

王忠富这人爱热闹，当从唱了曲《阿歌阿妹打秋千》，竟赢得满堂喝彩。

对唱你来我往，最后女方的伴娘唱赢了，闹洞房便宣告结束。

一个星期后，生产队财务程明良妻子给他生了个白胖胖的小子，全家人十分的高兴。孩子满月这天，办满月酒，宴请亲朋好友，也请了队上三个知青。

我请教大爹，这礼怎样送？他告知，遇这事送两把干面就行。咱三人商量后，决定送6把干面。用钱和粮票在队上干面房买了干面，晚上提着前往送礼。

程明良家今天很热闹，来客不少。几个队长，亲朋四友座了五桌。这些人我们基本都认识。

宴席开始前，照风俗，女主人将孩子抱出来给客人看，这小孩白胖的脸，大大的眼睛，黑黑的头发，模样十分逗人喜爱。程明良为儿子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程兵”，与古语“陈兵百万”相对应，含意不浅。

回想起来，在平昌当知青近两年里，只有这两次在农民家作客，给我的映象最深最深。

大队副书记王家柱，五十多岁，宽阔的额头，高高的鼻梁，一双明亮的眼睛，乱糟糟的胡子，一米七纤瘦的身体，精神十分饱满。解放初期，他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因身体不好病退回家。长期从事农业劳动，曾任生产队长、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他工作能力强，说话办事十分讲究策略，做事有板有眼。批评人，多方举例，言简意深，从不哆嗦，说得你心服口服。首先肯定你的优点，指出缺点，提一点希望，诚恳相待，从不以势压人。遇事不慌，沉得住气。全大队的干部、社员只要一提起他，都竖起大拇指直夸。

王书记家境困难，住在一队王家院，房子很旧。妻子长期患病。家中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出嫁到懒板凳处。其余孩子尚小，均在学校读书。

大队干部每年有2000个工分的补助，全家只有他一个是主劳，身上常穿的是一件青色灯蕊绒中山服，衣服袖口、胸口打着补巴，这件衣服很少见他换过。

我与王家柱书记是在处理队上谷子被盗时认识的，从此，他常来知青点。每次来，我们都很热情的招待，留他吃饭，一般他不会拒绝。

他很健谈，摆了许多当地的典故。平昌、响滩、六门的由来。

1948年以前，平昌是巴中县所属的江口分县，1948年设平昌县，全县位于大巴山相邻的米仓山南麓的低山丘陵地带。北高南低，平均海拔400-600米之间。县境最高处是1058米的鸡公寨（位于笔山区石板公社境内）。该县出产水稻、小麦、土豆、玉米、棉花、油菜。县城处于巴河、通江河的交汇处。

平昌县有10个区，响滩、德胜、元山、云台、笔山、镇龙、白衣、西兴、兰草、城郊。响滩区在县城的西边，与仪陇县相邻。

响滩区有一条河叫响滩河，起源于该区的黑水公社，流经西南部，长约48公里，在白衣区的大河咀注入巴河。

离区所在地响滩一里处有一大石浅滩，人可步行过河。水流在此陡然落下十多米深的水潭，发出阵阵响声，百米外都可听到，响滩因此得名。

响滩区下辖八个公社：响滩、南凤、黑水、元沱、福申、大寨、金龙、六门。

六门公社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小溪边，溪中有一耸立水中的巨石，上有六个相通的石门，因而取名“六门”。

六门公社有八个大队：工农、光明、光华、飞马、联盟、宝塔、东升、胜利。条件最好的是公社所在地飞马大队，最差的是东升大队。

天长日久，王家柱书记与知青成了好朋友。我们有什么话总爱跟他说。他能办到的总是尽力的予以解决。

虽然他在大队的社员当中威信很高，可在老知青眼里，却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他是个“福喜脸嘴”。农村干部下队，因山高路远，通常是走到那家，吃饭时那家就办招待。

5队有3个男知青曾祥义、任君友、李绍平，遇公社、大队干部来，一个二个都悄悄遛了，把干部凉在家中。3队的黄忠财头两天还热情，过后干部来后干脆不烧火，直言没米，弄得干部们很是尴嘎。

到2队就不同了，不但知青热情款待，同院的丁贵、丁怀书也很会为人。干部们是他两家饭桌上的常客，同时帮了不少忙。

大队办第1个企业缝纫组，丁怀书派去当组长兼药房抓药员。

农村干部到公社、区、县开会或办事，常常从家里包一袋大米，到食店调饭吃。

有一天王家柱书记让人把我叫到生产队保管室地坝边，悄悄告诉我他明天到县上办事，向我借3斤粮票。我二话没说，返回屋里拿了5斤粮票给他。

当地人用米到公社粮管所调换粮票，手续很多。大队先出证明，报公社书记审批才能换成粮票。

王家柱书记与我们摆谈中，常提起一个人“郭树成”。此人原是胜利1队的男知青，84年调回重庆市南岸电业局工作。他女朋友是宝塔1队的知青，叫曹银碧。

郭树成身材高大结实，会武功，可举起百斤重的石头。性格暴躁，喜欢打架，一不顺心就要打人。生产队长期让他看守公有林，没人敢去偷树。

一次4个男知青来古倒让他煮饭吃，被他几下打得头破血流逃走了。他对本队的人很客气。赶场时没在知青敢惹他。

王书记与郭树成私交不错。1984年重庆南岸电业局来平昌县招工，大队、公社一至推荐他去了。

一天大队通知全大队共青团员到大队部（4队）过组织生活，我把王忠富的入团申请书带去，交给大队团支部副书记魏述珍（4队社员）。

团支部书记是大队主任魏传信兼任。

会议地点在魏述珍家，全大队共有12名团员。这是我下乡过的第一次团组织生活。

会议由魏述珍主持，她先念了些上级发下的文件，然后讲话，让共青团员在农业学大寨活动中起带头作用。根据上级布置，团组织的发展工作要抓紧，各队青年写的入团申请书，统一交给她。会议开了两个小时，依贯例，开会队上要给我记半天的工分。

散会后，我慢悠悠的沿着弯弯的田坎走回2队。

路上迎面碰上王家柱书记，“喂！小董，我正有事找你。”

我上前与他握手，“什么事”，我问他。

“到屋里说”，他回答。

我俩一同到了2队知青点。

此时正是吃饭时间，我留他在此午饭，他同意了。

厨房里，王书记坐在灶前烧火，我忙着洗锅，淘米，洗菜。他告诉我：“大队准备在五队庄房湾建一座水库，灌溉农田，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县里水利局勘察过了，建设方案区、公社已批准，年底动工。各队集资购工具、炸药。7个生产队每队派5名男女青年，加上大队9个知青组成水库基建队。在水库上吃住。大队研究想让你在水库基建队当伙食团长兼保管员，保管米、菜、炸药、雷管。”

听到王书记的这番话，我心里很高兴，干部们这么信任我，说明知青的地位在提高。我当即答应下来。

后来我才听说，为什么让我伙食团长，有两个因素：一、我高中毕业有文化，能写会算，给人映像实在，不虚滑；二、管粮管物涉及经济，我家在几百里外的重庆，不可能把米、炸药弄回家。

王家柱书记来到二队，让我们三个知青给家里写信，设法从重庆为大队搞一车氨水，这氨水拌上草木灰做肥料，效果很好。他说前年一队的郭树成就为大队搞到一车，解决了缺肥的燃眉之急。

我为不使他失望，当着他的面给重庆的大哥写了封信，让他想想办法。这封信交给王家柱书记在公社投递。

不久大哥的回信来了：

“四弟：你好！来信收到数日，对于信中谈到生产队需要化肥一事，按理说应予帮助。但这当中存在化肥属国家分配物资，运输线路太长，单位车辆支援得照吨公里收费等矛盾，此事不能入愿。

四处联系过程中担阁了回信时间，望原谅为感。同时向生产队讲清楚（四弟，象氨水，装的不太好解决。车不能到生产队，人力运输挺困难。往返倒运到生产队能得到一半算是幸运，算下来成本更高，根本不合算）。

四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二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89207部队。10月7日到达县火车站89207部队政治部报到。他一个人分到这个师。明年1月部队换防到青海修建青藏铁路。到青海后他1个月给你寄5元零花钱，这是他9月7日来我家所谈的。我相信他不会推翻此项决议的。

你春节回家早点动身，即可在达县火车站见面。

四弟，今年四川地区的干旱面积是宽的，根据重庆来看，气温一般都在39C0左右。40C0以上的已有好几天时间了。蔬菜供应十分紧张，地里的白菜、红苕毫无收成。由于今年气候关系，你地粮食减产也是正常的。

四弟，你是一个知识青年，要树立与天斗，与地斗的雄心壮志。与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渡过难关。

知难而上大丈夫也！

四弟，来信谈到生产队队长、会计借粮票一事，我看就算了，不必找他们还了。这一损失，由我负责赔偿即可。

祝你一切顺利！兄：董长生 1975年9月15日。”

我将来信内容告知王家柱书记，他倒挺开通，安慰我不行就算了。你哥哥也是尽了力，回信时代我感谢他。

丁奉安队长从公社办事回来，给我代回两封信，接过一看都是二哥的来信。从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前后相隔八天。不知何原因，今天一齐收到。

我拆开二哥9月5日来信，他在信纸中给我夹了10斤全国粮票。

“四弟：你好！来信收到，看阅，请勿念。你为自己这些天来，由于进行紧张的毕业鉴定，派遣工作到今天才基本完结。明天宣布派遣，后天办理离校手续。

作为我这次毕业安排是服从党的需要，派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被分配到铁道兵部队，修建西宁（青海省）至拉萨的铁路工程。任务是建火车站。

部队的同志同意我在家休息一个月。10月6日离开可爱的山城，离别众乡亲，踏上革命征途。

这次我万万没想到，还会到部队当兵。说真心话，我多么不想离开亲人，远离家乡啊！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我没有自决的权利。

我走后，你就比我离家近几倍了。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少。每年只有在探亲假约好共返家乡见面吧！

另外，我给你的一本测量工作的书（上有“水平仪”和“精位仪”的测量仪器图），如你现在不用，给我寄加来，我想看看，复习复习。最好能在10月前寄回。

我在走之前，准备把家中之事安排一下再走。你今后如有困难，来信告诉我，决不回避。

珠露长的很好，能翻身爬了，很逗人喜爱。我准备在9月中旬与]珠露照一张像片，给你寄来。

最后希望你加强思想改造，严格要求自己，在头脑中经常斗私批修。对理发为人民服务，我认为很好。但对于你收人家的工分，我不同意，如给工分，那不等于收钱吗！你又不是专业，用的是业余时间，提高分析一下吧。

我倒有个想法，如真出自贫下中农的心愿，每户自觉给工分，也可以一个工不留献给大队，作为集体公积金收入吧！

你是一个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希你在实践中迅速成长！（注：今天宣布，我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89207部队，地点在达县城）。

给你寄10斤粮票。兄：长富 1975年9月5日。”

我拆开二哥寄来第二封信：

“前次给你的来信和10斤粮票，已经收到吧？去信1个多星期，至今无音信，真有点望信心切啊！

毕业在家耍一个月真难混，整天忙着做饭看书。

9月7日我与曹瑛、曹妈带上珠露到南岸探望亲人，储奇门码头碰见父亲，体弱多病，患了肺结核，在家调养。

到南岸后，母亲、哥哥、大嫂、小萍见小露天真活泼，爱翻、爬、闹、笑呀呀说话，都很喜欢她。小露长得结实，逗人喜爱。

曹桂已响应号召，于9月4日随重庆三建公司机关去巴县一品区石庙公社砖房茶场落户。车到一品后，还要走80里山路，交通不便。住在重庆最高的山上，这山海拔1300米。是三建公司办的茶场，有带队干部负责。集体吃住、劳动，早上还要出操。详情以后自然会知。

我准备15日上去耍一天，乘公司的车少走路，只走15里山路。主要是给她带冬天穿的。在山上较冷，重庆气温37度，那里只有20度。晚上盖7斤重的棉絮不觉热（岳母送曹桂去茶场回来说的）。

作为我，没想到前半辈子家门转，后半辈子出远门。现兄弟相比，离家远不易见面了。

我所去的部队是铁道兵第七师，可能在达县驻4个月后，就要奔赴青藏高原，修5年的铁路。5年后不知又要转战何方？

我去部队，不准备带家属，这样，我一、二年就可探家。家属随军条件是15年军龄，我是调干入伍，工龄算军龄，只差2年时间就够条件。

对于你，在农村注意“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有机会我会到你处耍的。代向贫下中农问好！兄：长富 1975年9月13日。”

曹桂是二嫂的妹妹。七0年二哥与二嫂谈恋爱时，二哥引我去石坪桥二嫂家时就与其相识（当时二嫂是资阳的知青）。二嫂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

当时我只有14岁多，曹桂比我大两个月，我叫她曹姐，比我高一年级，我读初三时，她读高一。

她喜爱文学，看过不少世界名著、诗歌，偶尔动笔写上一首小诗。有时碰到一起，常就一篇文章的主题、中心思想议论不休，分歧争执。遇见解相同，心情格外疏畅。

她阅读面广，记忆特强，有许多独到之处。一篇文章经她一点拨，我思路大开。

她在家里十分勤快，做饭、洗衣、照顾弟妹。由于受母亲的熏陶，极会为人处事，她母亲最喜欢她。

1973年二嫂的父亲曹世明因患肺癌英年早世，我们全家赶往石坪桥吊唁。第二天早上，三建公司来了辆车送葬。在石桥铺火葬场，曹伯伯的遗体缓缓送入火化炉时，传来送行亲人大声的哭声。我在旁也掉下了眼泪。是啊！一个人在世上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

曹伯伯火化后，曹桂搀扶着悲伤痛哭的母亲，来到火化间外面长廊的石墩上坐着。曹桂穿件绿军衣，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双眼早已哭红了，脸上挂满泪洙。这情景，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映像。

我75年高中毕业时，曹桂高中毕业在家耍了近一年了。二哥当时建议，等我毕业后，一同前往垫江我老家插队落户，好有个照应。我毕业时，大哥去信乡下联系，大舅、二舅回信不同意。后大哥托厂里的人去联系，也没回音。

我毕业后，随母亲单位（海棠溪运输合作社），到了对口下乡地点达县地区平昌县。

接到二哥来信的当天晚上，我给曹桂写了封信。主要是介绍下乡后的近况，信中我风趣的写道：住的二层楼，窗外翠竹、桃子树；煮饭灶里烧得是松柏树，用风箱吹火；水，竹管从山上接水进屋，用的是自来水；大山的空气清新，春天的风，冬天的雪；大巴山山势雄伟，两个大队近20个生产队在一匹山上；山民，年岁悄大的人，头裹白包帕；年轻人出门，清一色的青灯心绒中山装；不分大人、小孩，穿的是“一、二、三”找找裤；山里人纯朴，待人真诚。所处公社偏僻，不通公路，许多人至今未过汽车。

满满两页，写好后，等到赶场天，我把这信寄了出去。

不久，我收到从巴县一品区石庙公社砖房茶场曹桂寄来的回信：

“董长贵：你好！近来石庙天气阴沉，自9月底再未开过笑脸，雾特别大，大得三步外见不着人。一年四季离不开被子。冬天大雪封山十分寒冷，真不知冬天怎么过呢！

董四，让我把场上的情况谈谈吧。全场36名知青，现来了34名，另2名户口到场，人未到。有1个来了3天，病了，回重庆就医。

场长是大队副书记，带队干部是公司李潮海。

公社、大队对茶场的工作抓得紧，稍一发现问题的苗头，就进行政治学习，整顿作风。

现砖房茶场已在一品区打响了，最近要在这儿开现场会，总结经验。全区75个茶场来茶场开会，这几天简直没空。

场上为了迎接现场会的召开，大力准备文娱歌舞、回答问题、清洁大扫除、个人卫生啊等等。全天停止出工，坐在家讨论已三、四天了。初步订出政治学习制度、劳动生产、生活作息3个制度，各有十几条。反映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四方面。还有五不准，无事不准赶场。我是最不愿赶场的人，来这里1个多月，1次都没去。

刚来真不习惯这儿的政治空气，一、三、五政治学习，二、四、六党团生活，团课，文娱晚会。星期六又学习半天，晚上又是民主生活会和班务会，一月小结，半年评比，全年总评。七比八斗六正确。提倡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才慢慢习惯了。对了，这里不组建了民兵基干排，进行军事训练。

现在全区青年注视我们，知青压力大，随潮流而进吧！

你二哥来我这里了一趟，正值全场知青下队，他在队上呆了五天后，取道安栏回家。我感到惭愧，走时一点东西未给家里带。

国庆我未返家，一则难为情，二则没东西带，三则家庭经济有限。返家肯定要动用一笔钱。眼下正作开山准备，就算了。

小露身体很好，我时常希望看看她。你提出买礼物，我还未定。春节放不放假还不知道。放假也得在过了大年初一才准走。如能回重庆，礼物是少不了的，这你放心吧！

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长期的磨练是必然的，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农村这广阔的天地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吧！

能收到你的信，感到很高兴，哥哥是共产党员，我们都需要他的帮助，愿我们都能受到他的教育。别的没什么，下次再谈。

祝，一切顺心。姐：曹贵。1975年10月15日

知青生活虽有乐趣，但多得是艰辛。整天锄头扁担为伴，爬坡下坎，弯腰拱背，哪天不流几身汗。虽然队里尽量照顾知青做轻松活路，一天下来，累得还是腰酸背痛。收工回到寐室，锄头一放，浑身象散了架，倒在床上不想动。可煮饭洗衣这些事还得自己做。

平时王忠富多做点，他不会说二话，大家都挺累，好话对他说几大箩也不顶用。

公平的办法只有一个，划拳定谁煮饭、洗衣。王忠富初中毕业在社会上混荡多年，拳术高超，每次我都“送菜”，“自觉”的去煮饭、洗衣。

山里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大队一年放三次电影。唯一现代化标志是每家每户墙上挂的纸盆喇叭，还是最近公社安装的。播放时间是晚上八至九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之后，公社书记总要发表讲话：“学大寨，战干旱，夺高产，两年建成大寨县。”知青屋里也装了纸盆喇叭，天天听很是心烦，小王一把扯下广播线，屋里一下变得清静。

晚上邀上队里的几个“伙二”，点上马灯，在知青屋的石桌上打扑克。有时没角，就用本子把亲朋好友的来信抄在上面。

这本子，至今仍珍藏在我身边。里面有高中班主任尹书忠老师及同窗学友的赠言、那个时期的歌曲、通信、格言等等。每次翻阅本子，那一排排熟悉的话语，引起我深深的回忆。

山里的知青平时有三盼：一盼赶场天，可收到家信；二盼过春节，可回家与亲人团圆；三盼招工，可回城当工人。

文革前，山里都是三天赶一场，每个公社相互错开，一、四、六或二、五、八，便于促进农村物资交流。文化大革命中，旧的习俗被砸烂，统一为国家星期天赶场。一个人只能赶一个场，每个公社相距二、三十里路，等这个场完了去赶那个场，费力赶到，场上人已散尽。

农村生活很贫苦，家民家里十口人，炒菜时锅里只丢两小沱盐渍生猪油。菜里根本没什么油星。

知青下乡半年时间里，国家每月供应每个知青二两菜油，炒不到两回菜，油壶就见底。

赶场天公社小食店里男女知青不少，那年月猪肉供应十分紧张，场上根本没猪肉卖。食店只出售小面、油炸面沱。

香烟满街买得到，不过档次很低。下乡时，大哥送我几包好烟，有牡丹、大前门和一条红港。当然好烟是招待公社、大队干部，联络感情专用。

1975年12月26日是个赶场天，头晚与王忠富商议，来到六门公社几个月，还未拜见过公社干部，乘赶场的机会相互认识认识。

王忠富已与公社管知青的书记李仁强打过照面，同生产队陈老爹的儿子陈明召是公社水利干部，他答应负责给我们引见。

赶场天的早上，我从箱子放衣服的底下，拿出一包牡丹和一包红港香烟揣在身上。与王忠富饿着肚皮赶到公社，我请客咱俩吃了一斤油炸面沱和四两小面。

顺路到公社邮电代办所看有没有我的信件，收到二哥从达县火车站寄来的信。取出信后，放在挎包里，等小王取出他订的《四川农民报》，然后前往公社。

街上赶场的人很多，挨肩擦背，用力才挤得过去。公社机关在街道正中央，大门里有一幢两层楼的土墙房子。

楼下是公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叫向家墩。办公室不大，有两张陈旧的办公桌，桌上有一部老式摇柄电话机。正中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四周钉着各种各样的表格。靠门处有一个大柜子，放着全公社人的户口。

向主任个子很矮，黑脸膛，40来岁，笑逐颜开时口里露出几颗金牙。写有一手好字，别看其貌不扬，此人权力很大，身兼公安员，掌管公社印章和户口迁移、办理结婚证、干部调换粮票、开介绍信都得找他。具说他当过兵，县里有位领导是他亲戚，后台很硬。公社领导对他自然刮目相看。

办公室楼上三间房，住着公社三位书记。解书记（正职）；何副书记（分管党务）；荀洪生副书记（分管农业）。

从办公室往左，是一个可容百多人的礼堂，十几排长木板凳，一张旧桌子是主席台。礼堂门口有一间七、八平米的房间，是李仁强副书记（分管知青）的寐室。

旁边有一木楼梯通往二楼。我与王忠富上了二楼，木结构的二楼显得空荡荡的，三面有不少小屋，是公社一般干部的寐室。

王忠富引我径直来到水利干部陈明召的房间，正好他没出去。陈明召热情招呼我俩进屋坐。

室内光线较暗，有一扇小小的窗户，窗框雕有木花。公社机关的房屋解放前是一地主的宅子。

木楼板间隙很大，高低不平，走在上面，楼板“吱嘎！吱嘎！”发出阵阵声响。

陈民召室内陈设简单，一张挂有蚊帐的单人床，窗前放有一张写字桌。桌面上堆放着书籍、图纸。床下放有一口木箱和几双满是灰尘的鞋子。

公社干部家属都是在农村，农忙时节，要放农忙假回家帮忙。

陈民召介绍住隔壁的是党委秘书钟运成，家在胜利五队，今天出去开会不在。陈民召这人很建谈，待人和气，并见多时广。他在公社工作了八年。

中午，我们请陈明召在街上食店吃饭，每人两碗面条。

回到生产队，我拆开二哥的来信：

“亲爱的弟弟：你好！你给家中的来信我已收到，内容详知。我已于6日离开家庭。7日离开故乡----重庆到了部队。10日由师干部处分到师直属营（给水发电营3连3排9班），当兵3个月，实习一年定级。详情变化今后在述。 作为我们部队，就住在达县火车站出站左边100多米的小山堡上，如果你回家探亲，就早点来（写信，我来汽车站接你）。最好是1月10日前来（回家过春节时，我可送你上火车）。

我一到部队，受到营、连、排、班的热烈欢迎。何乐福班长对我很关心照应，把自己的棉垫给我垫上。

我们部队没驻你们县的。

你要安心工作，深得贫下中农的好评，争取早日毕业吧！一定搞好同志、领导、群众的关系。遇事多动脑筋想办法，虚心接受再教育。

兄：董长富。1975年10月19日。”

接到二哥来信后，我想12月份水库基建队才组建，那时事务工作不少，加上春节期间水库不停工。队上的后勤供应，雷管炸药都由我经手，大队的意思是春节期间让我留在平昌。为此，王家柱书记数次征求我的意见。

每个山区的知青心里明白，苦熬11个月，盼得就是春节返乡探亲的1个月。在当地人的心中，知青都是些包袱，做农活不行，一天尽调皮捣蛋四处乱窜。知青放到生产队，你不闹事就行了。山区经济十分落后，自然条件恶劣，靠天种田。

我们大队唯一现代化的东西是一部碾米用的柴油机，有两个机手，一个是大队书记的舅子；另一个是部队复员的驾驶员。两个机手待知青很客气，去碾米房打米从不排队，机内的米放得干净。100年谷子按标准可打75斤大米，可我每次把米背回队里，在保管室一过称，足有80斤。

山里人的生活虽然贫困，最让知青不解的是，他们不吃田里的鲫鱼、黄鳝、泥鳅、青蛙。

王忠富是个天然的美食家，他从大队机房弄来些柴油，砍根竹筒，用烧红的火钳烙穿竹节，灌入柴油，塞上烂布照明。

下乡第一次晚上下田打火把黄鳝，小王左手拿火把，右手拿黄鳝竹钳。我在他身后背着背篼装黄鳝。

夏夜的水田里，黄鳝要出来乘凉，小王火把左右一照，好多的黄鳝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短短两个小时，我俩捉了五斤多黄鳝。回到屋里，小王从箱子里拿出黄鳝刀划黄鳝，唐永华在厨房烧火，由王忠富炒黄鳝。一会功夫，一大碗香喷喷的黄鳝揣上桌，我们特的请了丁贵来品尝。他吃了赞不绝口，没想到这东西味这么美。

一天上午王家柱书记来二队，在知青点吃的午饭。饭后，我将去达县铁道兵部队探望二哥，春节不再返家的想法告诉了王书记。他当即同意，并马上让我写了请假条，他签注意见：“同意请假探亲，胜利大队王家柱。”

下午1点钟，王忠富陪我一同赶往公社开探亲证明。

公社办公室向家墩主任接过大队签署意见的请假条，很客气的问明了探家的理由后，马上为我出具了探亲证明。

王忠富递上香烟，并为他点上。

他说：“你是胜利大队第二个提前探家的知青，前几天，胜利一队的胡金秀父亲因病去世，来开了证明。”

此事我们还未听说，虽然我们与一队邻近，平常男女知青间没什么往来连一队知青点门朝哪边开都不清楚。

拿到公社探亲证明后，又去粮管所用知青粮食供应簿换了一个月的四川粮票。回到生产队时天已黑尽。

这次专程去达县探望部队的二哥，不准备回重庆，随身不带什么东西。

核桃出来时，我在农民家买了2000个（0.01元1个），春节王忠富返渝时，由他为我代回家。

第二天，王忠富、丁贵二人送我到平昌县城。

上午11点在家吃了饭，然后咱们三人动身前往县城。爬对面东升大队这面山时，太阳正当午，热得浑身直冒大汗。抵达柳树店，已是口干舌躁，趴在路边的泉水井边，咕咚咕咚喝了个饱。

柳树店么店子出售百货、文具、点心，我买了1斤面饼请客。这饼挺大，一两一个。

我递给丁贵四个饼子，小王与我各两个。我们刚吃1个时，丁贵4个已吃完了。山里人平常很少用钱买这东西吃，但吃得速度也太快了点吧。

我们三人一路说笑往县城赶。

在懒板凳的石梯上，与从重庆返回的一队女知青胡金秀擦肩而过，当时我们只在六门公社赶场时见过一面，彼此还叫不出对方的名字来。

下午5点抵达县城，在车站旅馆登记住宿。我将探亲证明递进登记窗口，“住几个？”窗里的营业员头也未抬的问道。

“3个”我回答，“多少钱？”我问。

“肆块伍！”付了旅馆费，拿到写有房间、床位号的住宿民票（底-2号房间3、4、5床）。

平昌县国营车站旅馆为三楼一底，木楼板，底层比公路低一层。下了楼梯，推开底楼大门，又黑又潮湿。大屋放有30个单人床，靠里边有五间小屋，每间屋里有6张床。看来对知青还算优待，安排在小屋，即便宜又实惠。

在房间里坐了会，丁贵显得十分兴奋，山里娃，从小到大还未住过这么高级的旅馆，一切是那么的新鲜。他将卷在床顶的蚊帐放下来，钻进去，平躺在床上，两只穿着草鞋的脚露在外面，

“伙儿，要是我能跟你去达县玩一趟就好了，看火车开开眼？”丁贵在蚊帐里对我说。

虽然平昌到达县车费往返只需3块多钱，可知青都靠家里寄点钱补贴生活，这要求不高，但在当时确难以满员。

丁贵也清楚，在生产队没日没夜的苦干，一月下来，恐怕连旅馆费都付不起。

我掏出经济牌香烟，递给丁贵和王忠富。大家抽着烟，默默的坐着。

王忠富喷出一口烟雾：“小董，你走了，其他没说的，早点回来。”

“算了，不说这些，上街吃饭，晚上逛逛县城！”我掐灭手中的香烟，叫起丁贵，一同出了旅馆。

紧挨车站的是县交通局、广播站、棉麻公司。

县广播站正对一条上山的公路，这条公路通往山顶，上面是正在建的新县城。

棉麻公司旁有一条石梯，通往平昌县城最繁华，也是唯一的商业街。这条街上集中了县城全部的商店。

在食店里，每人吃了两碗小面，填饱了肚子，慢慢的逛商店。

各种瓶装酒、糖果一律凭票供应，有钱买不到东西，看来只有空手去见二哥了。

县电影院正放映歌舞剧《沂蒙山》，这片子在重庆已放映过很久了。我回头见丁贵眼巴巴的望着我。

“你看不看？”我问他。“看！看！看！”他一个劲的回答。山里人一年中难得看一回电影。

我买了3张8点30分的电影票。悄悄看了下旁边的人戴的手表，6点30分，还有2个小时。

我建议上山看一下新县城，他俩同意了。

沿电影院公路边石梯上了山，这里地势较为平坦，一憧憧高楼正拔地而起，一条公路横贯其中。县体育场正在动工兴建，面积较小，三面看台正中，只有一个篮球场大。

新建县城正中是县委大楼，左边紧挨的是县委招待所、县医院、县供电局县糖果厂。

沿公路走向尽头，棉纺厂、邮电局、公安局、兽医站、种子公司彼此相邻。大楼都是六、七层建筑。

站在山边，旧县城尽收眼底。正在建设中的平昌公路大桥桥面十分笔直。

地处大巴山区的平昌县，曾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总部所在地。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还清楚回忆起，当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红军把山林、田地分给穷人，建立了红色政权，组织起农会、童子军（儿童团）。我所在生产队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参加过童子军，红军北上抗日时，年龄稍大些的参加了红军。他年纪小没去。村里有7个人参加了红军，至今无人生还。只有大寨公社一个随红军北上的童子军，前年回乡省亲，是部队的一个司令员。

丁贵告诉我，他家在县城有一个亲戚，家庭成份不好，现在船运社工作，儿子是县中学教师，跟他倒霉，下放到白衣公社教书。他请我们去坐坐。我想认识一下也好，今后在县城有难处时，有熟人也可帮忙。

这亲戚是丁贵的舅舅，在距县城电影院700多米处住。房屋是木板房，里外两间，外屋是厨房，里间安放着一张凉板床。没窗户，室内显得昏暗。

丁贵舅舅50岁，1米7的个子。弯着腰，额头布满皱纹，戴付深度老光眼镜。他热情的招呼我们在厨房座，屋里一下顿显拥挤。

“吃饭没有？”他问道。

“吃过了”丁贵回答：“这是到我们队上的两个知青，明天乘车去达县，我来送送”。

“那你今晚来不来住？”丁贵舅舅边给我们倒开水边问。

“不了，今晚住旅馆”，丁贵回答。

丁贵的舅娘已去世多年，儿子工作后去了白衣公社，其舅舅独自一个生活。他原是县里机关一名干部，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船运社。几十年的艰难岁月，把他身体磨垮，不过思维十分敏捷。

他关心的询问我们，从大城市来平昌习不习惯，并让我们有事可找他帮忙。对知青家里情况只字未问。

电影要开演了，与丁贵舅舅告辞。

在电影院门口验票入场，《沂蒙山》这电影在重庆不知看过多少遍，这里却是场场爆满。当电影放映完字幕，我便打起瞌睡直到电影终场。

丁贵、王忠富我们三人沿着公路回到旅馆，从床下拿出洗脸盆打来热水，洗了脸脚上床睡觉。

清晨，窗外传来广播声：“平昌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一次广播。”女播音员甜美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十分动听。

门口突然有人高喊：“赶车的人起床了，现在6点了。”话音一落，人们纷纷起床，收拾自己的行李。我把丁贵、王忠富二人从床上叫起，在车站食店买了一斤包子作早餐。

车站前的公路边停着8台大客车，每台车前的挡风玻璃上写有到达地名，达县、通江、巴中、南江、云台、驷马、镇龙、响滩。车站的广播不停的播送着音乐。

我找到达县的客车，站上工作人员在车门口验票上车。我的座位是15号，在车窗边。平昌至达县一天只发一班车，人很多，有5个人买的站票，车内人挤得密匝匝的。最后上来的人是六门公社邮电代办员李泽兵，因与他不是很熟，因此未打招呼。

七点钟，客车缓缓驶出车站，我与丁贵、王忠富挥手告别。

客车驶到县城河边排队过渡，车渡上乘客不必下车。船工用手来回拖动拴在两岸的钢丝绳。仅10来分钟，车渡到了对岸。以前曾听姐姐说过，73年时她在达县地区五七农校读书时，去巴中实习经过平昌，车渡是人工用手拖钢丝绳过河，对此映象极深。

平昌至达县的公路全是碎石路面，一路客车十分颠抖。这条公路是56年修建的，路窄、坡陡、弯急。

客车座椅是低靠背，坐起挺不舒服。时间一久，人很疲倦，双手紧紧抓住前排座位上的铁栏杆，胳膊托住头，摇晃的迷糊一会。遇车辆急刹车或转弯，令你防不胜防。车行至“金窝”处，驾驶员开车经过农民在公路上挖的小水沟时未减速，车厢一抖，我头撞在车顶，撞了个包。一时车内乘客怨声四起“司机，啷个搞的，开不开得来车哟，开慢点啥！”驾驶员没做声，在轰轰的引擎吼叫声中，客车朝铁山顶艰难的爬上去。

从山上驶下来一辆货车，会车时卷起阵阵尘土，扑进车厢。大家急忙掏出手帕捂住口鼻，满脸都是灰尘。

我往车窗外一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会车时客车车轮碾在公路边沿，旁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驾驶员艺高胆大，乘客个个提心吊胆。

达县的铁山，茂密的森林下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煤、铁的含量很大。公路边石灰窑、煤窑比比皆是，石灰、煤炭的价格十分便宜。

客车喘着粗气驶到山顶，股股凉意扑面而来。在山顶可远眺达县县城。下山只用了1个多小时。中午12点钟时，客车在一座铁路桥下停下来，司机喊道：“坐火车的在这里下车了哟”。

我下了客车，与几个乘火车的人上了一个小土坡，眼前是一片铁轨纵横交错的大平坝，不远处是达县火车站。跨过几根铁轨，沿铁路边的小路，走了约800多米，来到宽阔的达县火车站广场。

广场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不少小车、货车、客车停放在火车站出站口。公路两边到处是铁道兵的营房，这些营房是用层板搭建的独立房屋。

我把二哥部队地址写在纸条上，问路旁一正在洗衣的战士：“同志，请问12中队39分队驻地在哪里？”他甩了下手上的水，接过纸条，“39分队”，他面露难色，显然不知这支部队。我忙补充道：“就是给水发电营3连”。

他把地址条递给我，用手指了指达县方向说：“你往汽车站走，再问一下。”

我沿着达县去的公路走了300米，左边有一排商店，再往前没部队营房了。二哥在来信中谈到他们连队离火车站仅100米，看来是走过头了。这时一个部队干部从商店里出来，我急忙向他打听12中队的驻地。他告诉我12中队就在火车站广场边左手公路边三层青砖楼房里。

我谢过他返身回走，上了坡，远远的看见几憧青砖楼房。走近一看，青砖楼房大部分住的是铁路员工，旁边有部队的工棚。路边，一个军官抱着孩子，在看妻子炒菜。我上前打听12中队，他用手指着火车站广场边小山坡上，吊着2个红灯笼的彩门告诉我，那就是39分队驻地。

我来到火车站广场边，沿着一条铺满炭渣的小路，经过彩门，到了坡顶。不远处有一个水泥浇注的水塔。

迎面走来2个战士，我上前向他俩打听：“请问董长富在不在这里？”

“你是他什么人？”其中1个问我。

“弟弟”我回答。

“哦！你跟我来吧。”他转身对另一个战士说：“你去营部叫董技术员回来。”

事后我才知道这个人是二哥到这个连当兵的班长，叫何乐福。

何班长引我到坡顶的营房，进了门，里面挺宽敞。用砖头、木板搭的两排整齐床铺，上面的铺盖叠得有棱有角。过道旁栓着两根铁丝，凉着白色洗脸帕。靠里墙边的枪架上，放着一排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

二哥的铺位是进门第4的位置。我在二哥的床边坐下，何班长热情的招呼我，为我倒开水，并打来洗脸水。

“听说你在平昌当知青？”何班长问我。

“是的，今年7月才下的乡。”我回答。“听口音你不是四川人？”我问他。

“湖南”何班长回答。

“湖南，四川两地哪里好些？”我问何班长。

“当然湖南好，山没这里高，土也肥，一年四季收成比这里多。”何班长谈到自己家乡，满脸高兴。

“你家里有什么人？”我向他打听。

“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哥哥，”他回答。

门外响起急促的小跑脚步声，身穿解放军干部服的二哥跨进门。

“董四！”二哥见我便高兴的招呼我。“怎么不先来信，好接你”。

我把刚才绕了个大圈才找到这里的经过讲给二哥和何班长听。二哥听后笑了，“信中不是给你讲，离火车站右边100米的水塔下吗。”

我在铁路桥下车，从车站方向出来，这右边变成了左边，何况，我还认不到这齐耸耸的水泥园柱是水塔。

“你吃饭没有”二哥问道？

“一下车就赶来了，肚皮早饿了。不过现已是下午两点多钟，算了，男饿三女饿七，挺得住，晚上一起吃”我回答。

何班长在旁说：“这啷个行，老董你引弟弟到外面馆子去吃饭。”

二哥引着我来到车站的食店，吃了两碗小面。

从食店出来后，二哥引我到营部他工作的地方。就是我刚才来过的青砖楼。沿楼梯上了二楼，他推开门，里面显然是一个家属宿舍的结构，里外两间带一个厨房。两间房里各安放着两块很大的绘图板。外间一个军人正伏案绘图。

“老魏，这是我弟弟。”二哥把我向他作了介绍。这军人回过头对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这是魏技术员，重庆老乡”二哥告诉我。

二哥的工作室在里间，绘图板上是达县火车站候车室设计图。上面有二哥工整的仿宋字和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数据。

我走到窗前，公路上车来人往，格外的喧闹。

二哥告诉我，他到部队后，下连队当兵3个月，吃住在连队，学习、出操。白天到营技术股搞设计。我们师在襄渝铁路通车后，已有2个团去了青海修青藏铁路。大概两个月后，我们直属营也要去青海。二哥在我们四兄妹中身体是最好的，红光满面，曾练过武术，手脚利索，反映机敏。

我告诉他，我所在农村的大队要修建水库，让我去当伙食团长，这工程月底上马。明年春节我不回家，留在平昌县。所以我提出来达县看你，大队书记马上同意，给我批了半个月的假。

二哥在图纸上用量角尺画了几条线，拉开抽屉取出本工具书核对了几个数据，修改了几处。他对我说：“你在我这儿耍两天，干脆回重庆一趟，火车方便，当天就到。”

这使我十分为难，身上只准备了达县至平昌的往返车费。二哥说：“没啥子，你放心，我给你20元，顺便给露露带几斤白糖回去。明天陪你去县城耍，百货公司的陈志珍（四公里邻居王子云的女儿）碰到我几次，对我非常客气。”

在二哥工作室，因他在制图，我尽量的少谈话，怕影响二哥的工作。

下午5点半，与二哥动身回到连队。二哥把我安顿在营房里，开饭哨音一响，他随战士们跑步到饭堂前的小路上站成两排，一阵雄壮的歌声传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

歌声落下，战士们排着队盛上饭菜，然后三三两两的蹲在小路边吃饭。

一会功夫，二哥给我揣来满满一盅盅的饭和回锅肉片。那饭起码有6、7两。他在我身旁看着我吃饭，还一个劲的问我还要不要。自打下乡来，没吃得这么好和这么饱。饭后二哥去洗碗，他从外面进来，叫我一同出去逛达县火车站。

黄昏之中的达县火车站广场，散步的几乎都是军人。

车站候车大厅十分宽敞，水磨石地面。四排长靠椅上坐满人。洁白的墙上挂着很大的铁路运行图和旅行知识。购票处紧挨大厅，四个售票窗口上方挂着到达地名。

捡票口开着，我与二哥进到站台。一排200多米长的Y型钢筋混凝土遮雨棚，棚顶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显得十分壮观。

咱俩跨过4条铁轨，又到了一个数百米长的站台。不少旅客携带行李跨过铁轨来到这站台，即危险又不方便。二哥告知，两个站台之间有地下通道，目前还未完工，并引我前往观看。

地下通道墙壁上嵌有白瓷砖，大理石地面，扁平的洞顶配有柔和的日光灯，如同白天。我俩穿过通道，来到第二站台。外面还有十几条铁轨，那里是铁路货场，机车不时轰轰的来来往往。

我们往万源方向走了100多米，就是车站尽头，从这里可以出去。一节铁路货车停在这里，工人们正往车箱里装出口的黄鳝。篾篓用塑料纸贴着，盖子揭开，一条条均匀、颜色好看的黄鳝正在篓里蠕动，泛起排排白泡。押运员是达县外贸局的。

二哥上前与其闲谈起来：“这么多黄鳝出口，挤在一堆能活吗？”

押运员是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瘦高个，见问话的是个军官，便显露出些热情：“这些黄鳝是我们从各县收购的，装上火车前，每个篓里打入两个鸡蛋，十天半月的死不了。”

“这东西赚钱吗？”二哥拍拍篓子问道。

“路上死些，运到香港已没什么赚头，但换回的是外汇”小伙子挺健谈。这时车上有人叫他，一转身跳上货车里，没人影。

天黑下来，站旁小路没路灯，看不见路。便与二哥沿着站台返回车站，穿过候车大厅回到连队驻地。

二哥借来床铺盖，让我先睡，他到连里开党员会。

工棚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人，静悄悄的，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火车的汽笛和门外持枪游动的哨兵轻轻的脚步声。

我因旅途太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董技术员，上岗了！”听到这轻轻的叫声，我猛然惊醒。二哥从旁边的床上起来，穿上大衣，准备出去站岗。见我醒了，告诉我：“时间还早，你睡吧，我还要站三个小时的岗。”说完，为我掖紧被子，戴上手套和棉军帽，去屋角武器架上拿上支半自动步枪，出了门。

半夜里呼呼的刮起了寒风，大巴山的冬夜，凉风刺骨。

部队规定每个排要设一个哨兵，白天黑夜站岗，守卫营房和军事设施。每个哨兵发有十发子弹，除此之外，全连的弹药全集中在连部弹药库统一保管，遇紧急情况才下发。

清晨，四周彼此起伏的军号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战士们动作极快的起床，叠好铺盖，只两三分钟出门在食堂前的小路上站好队列，“一、二、三、四”报数后，全连在连长的带领下出早操跑步，整齐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二哥的手表放在床边的箱子上，时针指向6点40分。七点钟我起了床，叠好铺盖后在门口自来水管边濑口洗脸。7点20分二哥他们出操归来。

早饭是馒头、稀饭。我一口气吃了二两稀饭和6个馒头（1两1个）。

二哥向连里请了半天假，特意陪我在达县城玩。

火车站到县城的公共汽车票价0.20元，但乘客多，班次很少，车况很差，都是重庆牌的老式661型客车。

公共汽车站没人维持秩序，车一进站，人们蜂拥而上。二哥身着军装不好意思去挤，最后费了好大劲才上了车。

车内拥挤得透不过气来，我的脚被人踩了好几次，只有忍着。乘车的人大多是下火车的乘客，随身行李不少，把我和二哥挤在门边。售票员手里举着票板，在人丛中挤来挤去的售票。

客车一路颠抖，好不容易到了县城。

下了车与二哥直奔新华书店，他在建筑书柜前，翻看着专业方面的书籍。我在农业科技书柜旁，慢慢的浏览农作物栽培的普及读物。在书店里一呆就是一个多小时。

新华书店对面是达县地区通川报社。

我们从新华书店出来，二哥引我到人民公园游览。

达县人民公园占地面积不大，不收门票。左边有一个三、四十米宽的人工湖，一座凉亭伸入水中。湖边用水泥浇铸，种有柳树，风吹柳枝别有一番情趣。两个长廊相对，上面陈列着图片。石板路纵横交错，路旁排列首整齐的万年青。园内有一绿树成荫的小山，小山顶有一圆顶的小亭子，站在这里可清楚的看见通往大竹县的公路桥。

达县还有一个凤凰山公园，离县城有七公里，因时间关系，我从未去过。

公园大门外是达县地区体育馆，面积也不大，四周露天看台中间，仅有一个篮球场，看年看月才举行一次体育]比赛。

公园对面是六层楼高的达县百货大楼，这条公路是整个县城最宽的，有四、五百米长，左右车道之间有两米宽的种有夹竹桃的隔离带，车辆可分道行驶。

我们迈过公路，进了达县百货大楼。

大楼的一、二层是营业厅，十分的宽敞明亮。出售五金电器、文具、服装、炊具、门类十分的齐全。

店堂里顾客不是很多，也许还不到下班时间。

商店售货员冷冰冰的面孔，让你感到很不舒服。即使你在柜台前站半天，她理都不理你，“店大欺客”在重庆都一样。在五金家电柜台，我慢慢的观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呆的时间较长。可到服装柜台前，我三步当二步的跨过，绝不愿多看一眼。

大楼临街门面是单层，靠里面分为楼上楼下，顾客通过前后楼梯上下。

与二哥逛到布匹柜台，见到四公里街上的邻居陈志珍。她于1969年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随学校下乡到大竹县当知青，去年才从大竹县招工到达县百货公司。因其母亲是我母亲一个单位，“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大家帮母亲在龙头庙三砖厂挑了几年砖。

陈志珍异地见老乡，十分的高兴，摆了几分钟龙门阵，有顾客来买布，便告辞。

二哥见时间尚早，咱们步行从县城回火车站。

县城至火车站的公路铺有柏油，路面挺宽敞，来往车辆很多。

右边小山上有一群黄砖楼房，二哥告诉我，那里是铁道兵第七师师部所在地。上山的柏油公路上面，大小军车络绎不绝。

中午11点半抵达连队，在营房里我向二哥谈起了平昌农村的情况。二哥听完后只希望我在农村注意志社员、干部搞好关系。因他要上班，又是刚到部队，我在这里呆久了不方便。所以我决定明天一早返回重庆（当然回家的路费10元钱是二哥出的）。

中午连队伙食团打牙祭，二哥给我揣来半盅盅回锅肉，好久末吃猪肉，吃起来真爽。

下午二哥去营部上班，我留在连队休息。闲来无事，便在营房里四处逛逛。

水塔旁边，三连搭有一排猪圈，里面的猪又白又大，一条足有300-400斤。与地方上的人喂养的猪品种绝对不同，这是尖嘴的“长白猪”。

铁道兵是工程部队，肩负穿山打洞，渡河架桥铺筑铁路的艰巨任务。国家每月供应每个战士45斤大米，2斤猪肉。

具二哥讲，三连全年节约了几千斤粮食上交给国家。连里喂猪为战士们]改善伙食，增加营养。连队有一个饲养员，喂养20多头大肥猪。

晚上，营部技术股魏技术员（女）在她家请我和二哥吃饭。她家正处在三连下面的一间简易工棚里，她爱人是五连连长。魏技术员是重庆人，家住杨家坪，五年前从建筑专科学校毕业来到部队，有一个儿子，因部队长期到处流动，只有放在外婆家。她爱人在连队还末回家。

魏技术员点燃煤油炉，放上锅，吃重庆风味的火锅。没有牛油放的猪油，烫得瘦猪肉、白菜，味道不错。

部队上老乡观念很强，四川兵在一起无话不谈，有事找他们帮忙，绝对是没问题。三连指导员、司务长是四川人，对二哥十分的照应。当然，班长何乐福是湖南人，与二哥的关系也相当不错的。

在魏技术员家吃了饭出来，已是夜里八点多钟了。火车站广场灯火辉煌，很多人在此散步。

第二天一早，二哥引我到达县火车站，乘上午7点的火车前往重庆。

在车站候车厅门口，碰见二哥所在部队的营长和通信员。他得知二哥是来送弟弟回重庆时，便叫通信员先上车找个座位。二哥去买火车票。

我排队准备捡票时，见公社邮电代办所的乡邮员李则宾迎面走来，我与他打招呼，原来他也是乘火车前往杜市哥哥家。二哥与营长买了火车票走上前来，我将乡邮员向他俩作了介绍。二哥和营长热情的与他握了手，二哥对他说：“今后麻烦你对我弟弟多多关照”。李则宾笑着回答：“那当然没问题。”

车站捡票铃声响起，开始捡票进站。

二哥与营长一同进了捡票口，径直送我们到站台。在第三车厢的窗口，通信员向我们招手示意。上车后，二哥、营长、通信员座在对面，二哥指着车站外的水塔，对李则宾说：“我们部队驻在那里，今后路过可去耍。”

开车预备铃声响起，二哥他们下了车。

列车缓缓启动，与二哥、营长和通信员挥手告别。

“小董，你二哥在部队是干啥子的？”李则宾问我。

“技术员，旁边那个大胡子军人是营长，另一位是通信员”我回答。

一个多小时后，列车将抵达杜市车站，车窗外可望见河边宽阔的达县机场，民航班机在这里起降。去年一场面大水，将机场淹没，现正在修复之中，所有航班已停航。

列车广播员明亮、甜美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前方到站杜市车站，有在杜市车站下车的旅客，请作好下车的准备。”

“小董，我要下车了，你慢慢走”。李则宾与我握手告别。“你有机会到重庆，一定来我家耍，”我热情的对他说道。

李则宾下了车。

三分钟后，列车又开动了。我靠在车窗，望着窗外渐渐后移的田野、山峦。一幅幅在大小山间用石灰水书写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不时晃过眼前。有些事时时引起我的深思，“农业学大寨”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依然贫困，在山坡上垒梯田，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大雨一来冲垮，真是劳神费力又没成效的事。

达县至重庆的铁路，有不少的隧洞、桥梁。这条线是1975年元月通车，由铁道兵新管处经营半年后再交给地方铁路局管理。达县至湖北襄樊要下半年才能全线通车，目前仍由铁道兵新管处管理。

中午，列车上开始供应盒饭，不收粮票，0.5元/盒和1元/盒。我买了1盒1元的盒饭来吃。打开盒盖，饭上面有丁点猪肉，味当然可以，大米饭却相当硬，让人下咽不下喉咙。一些带小孩的旅客怨声载道，纷纷向列车员提意见，得到的回答令人不满“人多没法，不吃就算了。”

我硬着头皮，将整盒饭吃得一干二净，将铝饭盒放在座位下，由餐车服务员收回。

座在我对面的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将铝饭盒藏进行李中被人揭发，乘警赶来，搜出饭盒，并罚款2元。

达县到重庆的列车是慢车，每站必停。站台上有不少卖粑粑饼饼的小贩，从车窗口向旅客篼售手中的东西。

晚上六点，列车到了巴县铜贯驿，在这里调换火车头，整个车厢倒着方向开往重庆。

晚8点半钟，抵达菜元坝重庆火车站。

我拎着提包跑步冲出了捡票口，挤上到朝天门的12路公共汽车，到储奇门车站下了车，朝渡口奔去。若赶不上10点的收班轮船，那就惨了，必在渡口呆一夜。我满头大汗，跑到储奇门至海棠溪渡口的囤船上，刚好赶上10点的末班轮渡。

一九七七年重庆还末修建长江大桥，人和车辆过江，人有轮渡，车有车渡。海棠溪是川黔公路的起点，长、短途车站从这里发出，前往贵州及四川省各地，市内公共汽车40、41、42、44路也从这里发出。商店、餐厅云集，十分的热闹。

在夜幕中过了江，已是10点半，重庆的冬季正是长江的枯水期，江面很窄。下了渡船，要小心的走过近一里的鹅卵石滩，再爬一里的坡（此时客车早已收班，商店、餐厅也已关门），随同过江的人一道，步行回四公里。

路过海棠溪派出所附近大哥家，他家早已关了灯，不好去打扰。

大哥从南桐矿区平山机械厂经长江橡胶厂张世英介绍与人对调回到长江橡胶厂工作。他买了辆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大嫂在海棠溪车站食店上班。

夜里11点半，我步行回到四公里，大门紧闭，敲了会门，母亲出来开了门。进了家里，母亲责怪我回家为什么不先写封信告知一声，刚下乡两三个月就往家跑，出了啥子事？我告诉母亲：大队修建水库，让我到基建队当伙食团长，春节返不了家，大队干部批准我到达县探望二哥。原不打算回重庆，是二哥认为春节我不返家，乘此机会回家耍两天。

这次返家，我从平昌带了些核桃、瓜子回来。另外二哥让我给小露代两斤白糖。

第二天早上大哥上班路过进屋，见到我很吃惊。我送他100个核桃和一斤瓜子。

上午9点钟，我带上二哥捎回家的两斤白糖，和平昌的100个核桃、一斤瓜子，过江去石坪桥，曹妈和露露在家，露露长得挺可爱，也能走路了。二嫂在大渡口上班，要中午才回家。五妹、六妹上学，曹弟在重庆钟表厂工作。

曹妈对我挺客气，见她忙着做午饭，我便引露露上石坪桥街上玩，给她买糖和口哨，她玩得很开心。

中午二嫂从大渡口下班回到家，我向她讲起在达县与二哥相聚的情况。吃了午饭，二嫂忙着上班去了。

下午两点我向曹妈告辞回四公里，她送我五元钱，叮嘱我在农村要好好劳动，争取早日调出来。

石坪桥乘车到大坪，再转乘9路车到较场口，在解放碑转了一趟。五点钟我前往21中看望张静。

姐姐待儿子满月后，返回邻水县合流区农机站上班，张静留在市中区找人带，由姐夫独自照料。

我进了21中校门，正赶上学校放学。姐姐家在传达室楼上，守传达室的是一个姓钟的师傅。上了二楼，姐姐家门关着没人，姐夫还末下班。

下了楼，到传达室向钟师傅打听张光华老师在不在，他让我到里面教学楼看看。穿过门洞上了石梯，上面有一个篮球场，旁边有一憧五层楼的红砖教学楼。在二楼初二.三班教室门口，碰见一位老师，向他打听，他说你到办公室找找。

这教学大楼两边都有上下楼梯，办公室正对楼梯口。门关着，我从门缝往里瞧没人。

我又下楼去姐姐家，看姐夫回家没有。还好门开着，姐夫回到家中，我把一斤白糖、100颗核桃、一斤瓜子交给姐夫。

姐夫下楼在校门口边的伙食团打来饭菜。

姐姐、姐夫夫妻分居两地，日子过得挺辛苦。儿子生下来身体就虚弱，城市里条件好些，只有放在市中区找人带，每月30元的带费，这样一来家中的经济显得格外的紧张。

饭后，姐夫让我与他一同去看望小静。

出了校门，穿过菜市场，从冰厂对面小巷厕所边进去，转了几外弯，来到间低矮的平房，一个女青年抱着小静在门口耍。进了屋，女主人热情的为我们倒茶，她很健谈，告知小静爱哭，时常留尿。我一眼就看见屋角小灶的篾篓上正烘烤着尿片。小静刚几个月，妈妈就去了邻水上班，只有吃牛奶、米面羹。

带小静的女青年是一个应下乡而末下乡的高中生，是经姐夫的学生介绍的，在家没其他事，所以对小静照料的挺仔细。

近两天，气温突然下降，姐夫叮嘱这家人注意不要让小静感冒了。

看过小静，从这家里出来，天已黑尽，在菜市场与姐夫分手返回南岸。

从储奇门轮渡过江，乘末班车回到家。

年老的母亲在重庆水泥厂河边码头卸矿渣，今开上中班，要夜里1、2点钟才回家。家中只我一人，洗了脸脚便上床睡觉。

回到重庆呆在家中无事可做，觉得十分的无聊。第三天，经母亲同意，我返回平昌。

临行前，母亲给了我50元钱，十元作路费，其余作生活费，春节前不再寄钱给我。

重庆至达县的火车是早上6点半开，当天从四公里出发是赶不上车的。头天晚上我就过江，前往21中姐姐家住。第二天一早在较场口乘9路车到两路口，换乘缆车到火车站，在售票处买票捡票上车。这趟火车是从成都开往达县，重庆是中途站，车上座位很少，不过今天运气不错，找到个座位。

晚上七点抵达达县火车站时天已黑尽，出了车站，前往二哥连队。二哥陪我在外面食店吃了面。

二哥在部队工作很忙，近段时间，施工设计任务重，晚上时常加班、加点。所以我告诉他，明早就回平昌。

返回连队的路上，我详细的介绍了二嫂和小露的近况，并告知二嫂代的口信“再搞点白糖代回家，小露需糖量大”。转达了母亲、大哥对他的问候。

到了寝室，二哥为我打来热水洗脸洗脚。在列车上呆了一天，人十分的疲劳，倒在铺上，呼呼大睡。

“董四，醒醒！”二哥推醒我：“起床了，现在已经5点了。”

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出门一看，好大的雾。100米外的火车站都看不到。

“指导员为你煮好了面条，吃了再走，他也是四川人”二哥告诉我：“吃了面，连里安排了货车送你到县城长途车站。”

与二哥来到营房后面的连部，指导员已为我下好了面。见我们进来热情的招呼我们进来。我接过指导员递来的面，里面还有两个鸡蛋。

屋里有两张床，通讯员与指导员在一起住。连长带有家属，晚上回家。门边有一张写字桌，右边有一绿色小门，上面写着“弹药室”。

我吃完面后，指导员叫醒通讯员，通知驾驶员准备出车。

从连部出来，来到火车站广场边，这里停着一溜20多辆解放牌军车。驾驶员已发动了车，驾驶室的灯亮着，见我们到来，他打开车门。我上车坐在中间，披着二哥的军大衣。

公路上雾很浓，团团浓雾扑向车灯，看不清路面。驾驶员头伸出窗外开车，二哥出伸出头去帮忙看路。到县城的10公里的路程，足足开了半了小时。抵达汽车站已6点钟，买了6点半到平昌的车票。二哥在捡票口目送我上了车后，才上了军车离去。

达县长途汽车站每天有发往各县、市40多班次的客车。停车场边停靠有20多辆峨眉牌长途客车，车顶上方悬挂着白底红字的到达站名，便于乘客找到所乘车辆。

每天从达县发往平昌只有一班客车，验票员打开车门依次喊号，乘客验票上车，“1号、2号……，”并用元珠笔在车票下方划一笔，又在乘客登记座位表上打个钩。

我的座位号是40号，在车的最后一排。

6点半，车站广播开始播放愉快的进行曲，“各位旅客：发车的时间到了，祝你们旅途愉快。”

停车场大门一打开，客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开出车站，分别开往各地。

车窗外浓雾末散，依稀可见路边模糊的树影。

八点钟，客车来到铁山脚下，发动机怒吼着，冲向山顶。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大地一片金色。

同行的有好几辆客车，挡风玻璃上写着到达地：石桥、通江、南江、巴中。

公路上的客车你追我赶，这是一场力的较量。跑得快的是一种老式解放牌货车头的客车，只装20多人。其速度是客车中跑得最快。七五年还没有东风车。

第二次去平昌，心情很平静，没第一次那种新鲜、好奇的感觉。双手抓住前排椅子的扶手，托住头，迷迷糊湖睡了一会。

山区的公路坡徒、弯急，路面铺得是碎石，达县至平昌的公路属省干道，路面养护的还不错，但汽车行驶在上面，有一种抖动，使人感到十分不舒服。如遇到小坑，车末减速，把人掀起很高，一不注意脸腮碰到前排座椅扶手上，不青即肿才怪。

那年代的客车没有音响设备，在车上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是看书。我从提包里取出二哥送我的马列全集打开，可书上的字看起来是双线。这是因客车行驶时上下抖动造成的视线差，字模糊不清。我把书放进提包，观看车窗外的大巴山景色。

客车翻过铁山，进入丘陵地区，这里的山很小，山上全是耕地，梯田很少。山也随着季节变换颜色，褐色、黄色、绿色、蓝色点缀在山间，令人陶醉。客车一进入平昌县境，进入眼中的是高大雄伟连绵不断的大山，深沉、墨绿，似一道道粗壮的手臂相连展示在你面前。

公路沿着大山之间的巴河边宛延，路旁农舍极少。

上午11点半，终于看见一座小型工厂，向邻座的旅客打听，这是平昌县化肥厂，眼下正在建设，已初具规模，还末投产。此地离县城只有五公里。客车在大山之间转了个大弯，平昌县城出现在眼前。

平昌县城二河环抱，挺象重庆的朝天门，只有过这里是两条小河。

客车在县食品公司下面的渡口停下，等待对岸的车渡拉过来。我拿起行李下了车，沿着河边的小路，往六门公社走去。此时从河对岸县城广播站的喇叭里传来中午12点的报时声。

天气很好，万里睛空，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

我沿着前往六门公社的山路爬上一个山坡，这里是城西公社的五一大队，它与县城隔河相望。石板路旁的地里，有成片低矮的柑桔树，形成一个果园，这是县“五七”农场，县机关干部的劳动基地。

石板路上的行人很少，我手里拎着提包爬坡上坎，热汗直淌，用手帕擦下的汗可拧出水来。

走了1个多小时，人感到很累，我将提包放在路边的石头上，脱下外衣。肚皮饿得“咕咕”直叫，从上衣口袋掏出香烟点上，眼睛不时向通往县城的路上辽望，多么希望此时碰见一个熟人帮我拿行李。

烟抽完，空荡荡的石板路没有一个行人。无奈之下，从石头上拿起提包放在肩上，继续赶路。

大巴山的山路，一上坡就是十几里，梯坎之间跨度很大，要走两步才能跨上去。路边是树林，又有杂草、刺丛，一不小心衣服挂上，非撕开口子。

大山里不逢场赶集，路上的人很少。

山路拐进一座茂密的树林，格外安静，山风吹过，树林传来“哗哗”声响，隐隐约约看见树林深处坟头晃动的招魂纸，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曾听山民们说起，这一带林子里吊死过人，时常有吊死鬼跟过路人碾路的事。想到这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在林子里如逃命一般的飞跑起来，此时身后象有一群什么东西跟我追来，头也不敢回。不知那来的力气，高高的石梯，三步当两步窜了上去，手帕、香烟、火柴都跑丢了。

跑出树林，遇到二个迎面走来的山民，见我惊慌奔跑，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放下肩上的提包，上气不接下气：

“林子里有鬼，跟到我追”。

我将刚才遇到的事，如此那般讲述一番，山民“卟”的笑起来。

“你这个知青胆子小，各人赫各人。”

他让我回头看自己身后，自己不禁也笑了起来。原来是裤管上挂着一根干刺，我跑时它发出来的响声，真是虚惊一场。看来世界上确实没有鬼。

这一跑，肚皮饿得直发慌，“懒板凳”小卖部房子都看得到，但还有二里路程。

路边有一处山泉水，我爬下身用嘴在水面上“咕咚！咕咚！”的喝了个痛快，一股凉爽浸透全身。

真希望有个过路人，情愿出1块钱帮我拿提包。心这么想，嗨！还真灵，从县城方向走来两个头裹白包帕，背着背夹的中年山民。

当他俩走近时，我主动打招呼：

“喂！伙二（平昌俗语：朋友）歇歇脚，抽锅烟。”我递给二人每人一支“红港”牌香烟。

“这郎个好哟，还让你拿烟”，山民接过烟后，表示感谢。“看样子，你是知青”。

“对头，我是六门公社的知青，刚从重庆回来，走得脚粑手软，实在走不动了，想麻烦二位帮我把提包背一截？”

“没得啥子，你到哪里？”山民问我：“六门公社胜利大队”我回答。

“哎呀，我们是青龙的，只同得到二里路，在么店子分路”。两人边说边从背夹子上解下绳子，将我的提包捆在上面。20多斤的提包，对山民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跟在山民的身后继续赶路。

大山里的山民，走惯山里的大小路，个个体格健壮，腿部肌肉强劲发达。虽然脚上穿的草鞋，上山下山却如履平地。

只20多分钟，我们就到了么店子。山民从背夹子上解下提包交给我。我连连道谢，又递给每人一根香烟。两人忙于赶路，便分了手，姓啥名谁我都不知道。

我进了么店子小卖部，买了5个绵饼，向店主要了一瓢凉水，一口气全吃进肚里。

么店子座落在山脊上，三间瓦房呈“┓”字型，横着的两间是住房，伸出的一间作为小卖部的营业房,迎门处摆着一个旧柜台,上边放着4、5个装有糖果、饼子的玻璃缸。紧挨柜台有一大木桶，里面盛着雪白的食盐。敞开的桶口上方有一杆栓在屋梁上的棕绳系着的称。柜台后面的墙壁上装有三格木架，上面陈放着香烟、电池、针线、电筒、马灯罩。

店主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个子不高，头戴一顶蓝布帽。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嘴上刁着一根竹烟杆，叭嗒！叭嗒的抽着叶子烟，与站在柜台前的几个山民吹龙门阵。

我买了一盒香烟和一斤回饼，在店主家的厨房要了一瓢水，坐在门坎上，一口气吃下半斤。一会几个当地的小男孩小女孩围在我身边，眼巴巴的望着我吃着饼。实在不忍心再吃，顺手将余下的五个回饼分给了身边的几个小孩。么店子里的山民见我将饼分给小孩，窃窃私语：“这知青心挺善良，对人真好，自己舍不得吃给小崽儿。”我不想听人们的议论，起身向女主人倒了送水的谢，掂起提包赶路。

山风迎面扑来，清快凉爽。

回头远眺，平昌县城依稀可见，巴河象条银色的带子，在高山之间缭绕。平昌至巴中的公路镶嵌在河边伸向远方。

收回目光，左边有七、八块不同形状的梯田。侧面有一间土墙瓦项的农居，房屋四周有茂密的竹子、树木。前段时间送公粮到县城，路过此地听丁贵谈起，大队书记王家柱的大女儿就出嫁到这里。

太阳当项，十分炎热，口喝得厉害，沿着田埂来到这家屋前要水喝。刚走到屋前的地坝边，一条黄狗“汪汪”咆哮着扑上前来。

一个年青男人出门“你找谁？”

“我是六门公社胜利大队的知青，从重庆探亲回来路过，天气热要点水喝”我回答。

“哦，进屋来嘛！”他用竹棍赶开黄狗，将我让进堂屋（正屋），的四方桌边坐下。

“实在麻烦你！”我热情的递了支香烟给他。一个3岁左右的小男孩坐在门口望着我这陌生的路人。

“狗娃子，叫你娘倒碗开水来。”这小孩跑进里屋，一会功夫，女主人从里屋揣出大碗的开水出来。

“你是胜利大队的知青，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女主人明显刚才在里屋听到我的回答。

“刚从重庆来5个多月，分在胜利二队。”

我回答道：“大队书记王家柱，副书记韩忠祥，主任魏传信，二队的队长叫刘国朝”生怕人家不相信似的，象背书一样将干部们的名字说出来。

王家柱的大女儿才相信了我，并告知她父亲就是胜利大队书记王家柱，并热情地留我在她家吃午饭。这时我的肚皮早以饿得咕咕直叫。

热腾腾的青菜稀饭揣上桌，还有一小碟咸菜。我出不客气，连吃三碗。可谓“讥不择食”。

临走，我向这家人一再道谢。从提包里拿出一封重庆饼干送给王家柱书记女儿的小儿子。

沿着弯弯的山道继续赶路。

冬天在大山里爬坡上坎，唯一的好处是不流汗。半小时后，抵达柳树店。

在柳树店么店子，我买了几个回饼放进提包里。向老板要了杯开水，站在地坝边慢慢的喝。整个胜利大队就在对面山腰，二队农舍冒出的阵阵炊烟清晰可见。大寨、福申、金龙、青龙公社所在的大山也看得清楚楚。

我忘情的欣赏大山的景色，身后传来山民小声的议论：“这是个知青，看样子是刚从家里回来。”

山里人好客，一会儿咱们就谈熟了。原来我以为这是六门公社的地盘，从他们口中得知，此地属南草区青龙公社，当地也有重庆来的知青落户。

过了柳树店，便是六门公社东升大队，与胜利大队隔河沟相望。我八月下乡时，同来的南岸区交通局系统有五个女知青分在这个大队，不过彼此不相识。

下到沟底，小溪水清辙。我站在溪水中的石头上，用双手捧起溪水喝了个痛快。掏出手巾洗了个脸，猛然看见水中不少小鱼游来游去。我一时来了兴致，挽起裤腿下水，在溪中的石头缝摸鱼。鱼没摸到，脚杆却冷得发抖。赶紧上岸，擦干脚上的水，穿上鞋子。

过了这条小溪就是我所在生产队的地界，满坡茂密的松柏树林。

上山的路在野草丛生的树林中盘旋而上，林中很静，不时传来清脆动听的鸟鸣声。

从沟里上来花费了半小时，正逢午饭时（山区一般是三点多钟收工做午饭）。

我喘着粗气来到居住的梁上，唐永华正蹲在门口，手里揣着个大碗吃午饭。他一眼看见我：“小董回来了！”忙搁下手中的饭碗，迎上前来，接过我手中的提包送进屋。

小王从厨房探出头来：“伙二，你肯定没吃饭，整几两？”

“半斤”我回答。

王忠富头缩进厨房，传来阵阵洗锅、掺水、风箱声。

同院的人听说我从重庆探家回来，男女老少都来到知青屋里，人挤了满满一屋。我打开提包，拿出家乡带回的糖果，算作“扎包”，一人二颗散了个交。

小唐见众人拿了糖还不散，脸垮下来：“让人家小董歇一下，走了！”边说边把围在我身边的小孩、妇女请了出去。

丁贵、“药剂师”算是老朋友，坐在石桌旁，我每人散了支重庆的“红港牌”香烟烧起。

唐永华为我揣来洗脸水。

我走这些天，大队水库基建队何时上水库是我最关心的事。丁贵告诉我：“王家柱书记来了几次，问你多久回来？基建队名单已定下来，每个生产队抽8名男女青年。7个生产队56人。队长丁奉安、事务员董长贵（管伙食、物资）。全大队所有知青（一队2个女知青；二队3个男知青；三队1个男知青；五队3个男知青）都安排进水库基建队。每月生产队为每人交45斤谷子（动用储备粮）。蔬菜由队员从自己家里拿，每月交30斤。知青交菜任务由生产队承担，公猪场菜地负责供应。水库施工方案县水电局已批准，公社对此相当重视，胜利大队庄房湾水库是六门公社最大的一个水库，不但可保证全大队农田用水，还可浇灌宝塔大队二个生产队的农田。”

“吃饭了，龙门阵空了吹！”小王从门外为我揣来一大碗干耸耸的白饭，放在石桌上。

“小董只有将就，没得菜。”小王说完转身对药剂师说：“药剂师不要财噻，整点豆办来给小董当菜！”

我忙说：“算了！算了！用盐巴就行。”

小王回头朝我笑着挤了下眼，意思叫我不再说。他跟着药剂师一同到他家揣豆办。

其实药剂师为人还是很慷慨，知青遇事相求，只要能办到，都十分尽力。但有一个特点，要对方能对他有所帮助。

他看出我在三个知青中提得起“铆子”，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关系还到“堂”。也许我离开生产队的这些日子，打了小王俩的“卡张”。

小王从隔壁药剂师家揣来豆办，味道不错，半斤饭我十分钟不到，吃了个碗底朝天。王忠富很落教，把碗收到厨房洗了。

下午出工梆子声敲响，今天的农活是到河下垒田埂。王忠富、唐永华二人老起锄头出工去了。

丁贵路过，叫住他：“伙二，我下午的工分？”

“小董，咱俩没说的，挽起”，他朝我笑了笑。

出工的人走了，院子里显得冷清清的。院坝上一只母鸡引着十几只鸡崽“咕咕”的找东西吃。风吹屋后的竹林哗哗响。

出门去厨房，准备烧热水冲个澡。

“小董，你回来啦？”院里对面的丁华安（砣背）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笑着对我打招呼。我走过去：“老丁，你好！腿好些吗？”同时递给他一支香烟。“你真好，还关心我这个残疾人”。他边说边让我进屋，我坐在床沿。

“这次回重庆，专门到医院向医生打听治风湿病的情况，医生说：要看到病人才能确诊开药，不然出了事负不起责任。”我将他托的事打听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丁华安长长的叹了口气：“唉！哪有钱看病，得风湿七、八个年头，连六门场都末去赶一趟，油果子是什么味道都想不起了”。望着面前这白哲浮肿满是绉纹的脸，我心里不禁一酸，同情又觉得他真是可怜。我站起身，掏出两斤四川粮票、一元钱送给他：“老丁，这些你收下，托人从场上买些油果了尝尝”。他半推辞的收下了，“这怎么好，你们知青也缺钱”，并连声道谢。

丁华安原有一个妻子和女儿，日了过得可以。不幸一场病夺去妻子和女儿的生命，他悲伤过度，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伤了筋骨。安葬了亲人后，右腿站不起来，肌肉萎缩，四处求医问药，家中所有积蓄用光，没有效果，长期卧床不起。

多年来一直靠生产队五保救济维持生活。队上分了三分自留地给他，就在地坝边。他一有空就住着拐杖，提着把特制的小锄头去挖土，种些小菜、洋玉。为菜施肥全靠其弟弟丁国安帮忙。

养有一只生蛋的母鸡，生的蛋托弟弟带到场上卖，换些盐巴回来。日子过得十分的清苦。

每次当我要吃面时，他总是热情的邀我到他地里扯点葱子，又送豆办。不过礼尚往来，我次次都还了礼。

晚上收工回到知青屋，衣服上满是汗和土，去厨房热水提到下面寐室阁楼上，脱下衣服冲澡。冬天的风吹来，满身的鸡皮疙瘩。用肥皂浑身抹遍，提起热水桶淋下，擦开身上的水，冲上床钻进被窝，里面也冰凉，二排牙齿不停打架。裹紧铺盖左右滚动七八次才缓过气。挪到床边，伸出手用钥匙打开床下的箱子，取出干净衣服穿上才下床。将换下的衣服放进洗脸盆里，端到丁贵家外面的洗衣石板上，从水井挑来水冲进洗脸盆，加入洗衣粉泡起。蹲在一旁掏出《红港》香烟点上，口中不时吐出串串烟圈。

我在学校从来不抽烟，下乡几个月，繁重农活伴着孤独的生活，慢慢养成抽烟的嗜好。叶子烟味苦又辣，抽上一口不住的咳嗽，痰又多。可也抽习惯了。近年来，平昌县大力推广种植高档烟叶“白肋烟”。这烟味淡，有一股清香。农民不喜欢这烟，抽起没味。队上当年种有二亩“白肋烟”，收割后用草绳拴起，悬挂在梁上院坝四周屋檐下。我们进出屋非要低头从烟叶下经过才行。王忠富挺喜欢抽这烟，不知从那儿找来一根竹烟竿，尽从门口扯这烟叶烧起。有时半夜起床解手，也要拿起烟竿，门都不开，从门旁窗格伸出手扯一匹白肋烟叶，在煤油灯下慢慢裹起抽，名日：“吃倒床烟”。

我一支《红港》香烟抽完，将洗脸盆中的衣服抓到石板上搓洗，又放进装满清水的脸盆里清洗几遍。水十分的冰凉，手都冻红了。把洗好的衣服凉在下面屋子外的凉台上。

“小董！”声音一听就是王书记来了。我迎出门，咱俩在上面屋石桌边坐下。递给他一支香烟。

“十几天没音信，我以为你要过了春节才回来。水库工程马上开工，再不回来，开不起勺勺”，他笑咪咪的说道。

“王书记，我在达县二哥部队只耍了四天，就回重庆看望家人，今年春节不再回去了”。听到我说春节不回家他说：“很好嘛，免得你走时再另找人”。

他详细向我介绍了水库上马的准备情况，工程将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开工，十一月二十八日让我与丁奉安队长先上水库筹备，安排民工住宿、伙食。他说：“支部研究：大队所有知青都上水库，三队胡剑平昨天办了手续转到黑水公社去了。一队杜忠惠、胡金秀；二队你们3个；三队黄忠财；五队任君友、李绍平、曾祥利。你是共青团员，水库年青人多，组织个团小组。结合当前学大寨的形式，搞好宣传活动。。大队买了一个用电池的收扩机和一个大喇叭，交给你保管负责宣传。在基建队除保管大米、蔬菜，还要保管炸药、雷管及其他物资。”

既然大队这么相信我，一定认真履行职责，完成工作。

我送了一袋重庆的糖果给他。

他临出门时告诉我，明天让我与刘国朝队长一起到公社听公社书记参观山西大寨的报告。

王书记一走，我便忙着挑水、做饭。虽然小唐早已与我和小王分灶煮饭，今天我作东请客。柜子里还有十多斤米，从重庆家里代了些小罐装的豆腐肉可当菜。

饭煮好，天已黑尽，两个知青伙伴拖着锄头，疲惫不堪的回来。人一进门，将锄头放在门边，坐在板凳上直喘粗气。看来今天的活路肯定恼火。

王忠富抽了锅叶子烟，叹了口气：“今天把老子整得背气，盘石头垒大寨田，石头大了搬不动，小了说你偷懒。丁敌安副队长死盯着知青，没法只有与小唐抬石头，路不好走，腰也入了气。丁队长说自己负责，我据理相争，非要算工伤。他说生产队从来出工时受伤都是自己负责。不过这倒是实话，农民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一个劳动日才值0.24元，队上提的福利金不够两个五保老人的救济。唯一的办法是上班自己注意自己。

河沟下的大寨示范田，也是生产队应付上面布置的任务，用最孬的田去搞的试验。

去年队里组织人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把土田埂扒掉，重新用石头垒，区、乡前来捡查验收合格，被评为大队学大寨示范田。谁知今春一场大雨，冲垮了模范田埂，乱石滚得田里到处都是。队上又安排劳力，从烂泥中掏出石头。这样一折腾，好端端的水田，弄得面目全非。社员们望田唉气，没田埂关不上水，改种红苕、小麦。

最近公社干部下乡复查示范田，发现田埂垮了，队上又没修复，把队长们批评了一通，理由两条：一、田埂垮了没及时修复，是学大寨态度不坚决；二、没及时上报，这是生产队干部走不走大寨道路的问题。

生产队干部这下才觉得事情闹大了，连夜开会决定立即修复示范田的田埂，免得背不走大寨路的黑锅。

第二天一大早，刘国朝队长在对面路口喊：“小董到公社开会了。”我忙应声知道了。从床上下来，穿上衣服，脸都没洗跑出门，与刘国朝队长一道赶往公社。

刘国朝队长年近六十岁，脸上显得严肃，极少露出笑容，不善言谈。咱俩默默走了一段，他慢慢与我摆起了龙门阵，大多是他耳闻目睹的当地趣事。土生生长生活在大山里半个多世纪，今天穿着青灯心绒衣服，戴顶蓝布帽子。这身衣服是山里人逢年过节或出门办事，会亲访友才穿，这成了一个习惯。他们穿着十分正规，领子扣得严严实实的，在热的天从不解开风纪扣。显得朴素有礼貌。

公社大礼堂陆续的坐满了开会的人。主席台处只摆了张旧桌子，上面放了个茶瓶和三个茶杯，还有主持人坐得三人座的长板凳。

会议没开始，书记们是不来的。参加会的有各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只有我一个知青（代表水库基建队干部）。我紧挨刘队长坐着。会场上相识的人吹着龙门阵，抽着叶子烟，礼堂上空烟雾弥漫。

王家柱书记走过来与我打招呼，不时与人握手、点头。几乎所有的人他都认识。

等了大概半个多钟头，公社四个书记进来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公社主管党务工作的何书记主持：

“同志们，开会了！”他有个习惯，开会发言总是闭着眼睛说话。但此人在公社的威信是最大。

喧闹的会场顿时鸦鹤无声。

公社一把手解书记随县学大寨参观团去山西大寨参观，今天大会是他讲参观情况报告。

他的汇报语气平缓，语句稍有停顿，极富吸引力，可能是便于听报告的人记录。解书记四十出头，瘦高个，洁白清瘦的脸，蓄着分头。

一阵掌声过后，解书记品了口茶，开始了报告。

“同志们，这次我与县里60多个公社书记一道，乘火车前往山西昔阳县的大寨公社参观，留下深刻映像。同是农村，他们许多经验十分感人。人造的平原，傍山的梯田，通过他们的双手由梦想变成了现实。贫脊土壤经过改造变得肥沃，一脚踏下去有半尺多的坑。家田建设很有特色，下面我从八个方面向大家介绍……。”

六门公社虽然地处交通闭塞的大山中，公社的干部素质却很高，讲起话来表达清楚，声音宏亮，话不离题，传达上面的文件，布置工作，层次清晰，事事有自己的见解，重大事情上又能达成一致。

解书记的报告内容，许多我已从报刊、广播中已了解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作为当今中国大地上的两面红旗，若能亲眼目睹，哪个不羡慕。不过学大寨已经十个年了，六门公社面貌依旧，一样的山，一样的人，靠天吃饭，交通闭塞，没有电。遇天旱，山民们只有以菜叶拌粗粮度日，温饱得不到保证。勤劳的山民仍在这片土地上年复一日的耕耘。

平昌县委向全县提出：“吃大苦、流大汗，两年建成大寨县”。各区、公社依样画葫卢，纷纷报出建大寨区、大寨公社的规划送县备案。响滩区在规划中把早日建成墩子电站作为学大寨的目标。

六门公社也订了两个目标:一是修通连接大寨的公路；二是在一年之内扩建胜利大队庄房湾水库。

会开到下午一点多钟，从会场出来我邀王家柱书记、刘国朝队长在街上的食店一人吃了四两面。

按规定在公社开会一人有10个工分。

王书记在返回的路上向刘队长布置，晚上开社员大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

刘队长没文化，字认得不多，不管上面开什么会从不做记录，回来后向社员传达，都凭自己的记忆。

过了宝塔一队，与王家柱书记分手回到队上。

两个知青伙伴已出工去了。闲着没事，带上锄头、粪桶到自留地除草浇肥。

“小董，你到公社开会回来了？”

生产队老保管员丁玉金在路旁招呼我。

“哦刚散会到家，弄弄自留地”我回答。

“老保管，麦行里的草，是锄掉还是拔掉的好”我问道？

老保管为我指点：“锄草易伤麦苗，但只要注意还是没问题，过几天再催一次肥就行了”。

我从麦地里走出来，掏出香烟递了支给保管员，用火柴为他点上。

“老保管，打个商量，把队上的尿素弄点给我浇浇麦子”。

听到我说的话，他没开腔，蹲下身看我自留地的麦苗，闷闷的抽着烟。

“保管员，你看我地里的麦苗叶子都黄了，眼下又要上水库工地。虽说队里公猪圈的粪随便挑，这麦子就是不长。尿素不要多了，半斤就行了，怎么样”。我与他商量。

他站起身说道：“小董给你没啥，队长晓得不好办交涉。这化肥是上面分配下来为棉花施肥用的。”

“我保密，绝不让外人知道”。

见我这样说，他点头同意了。

随保管员来到保管室，他掏出身上保管室的钥匙打开二道门，从粮仓边边拎过尿素口袋，解开绳子，那洁白透明小珍珠般的尿素令人喜爱。

保管员用口袋里的碗撮了半碗倒进我带来的粪勺里。

“你到回里挑两担水兑上，浇麦子足够了”。

我从保管室出来，把装尿素的粪勺放在麦笼里藏好。返回家里挑起粪桶，从田里挑了两担水，兑上化肥将麦子淋了一遍。

平常听老农们说起，尿素肥效特好，头天浇庄稼，隔一天农作物比周围未施肥的高出一头。多年的经验：幼苗篱化肥，成苗施粪肥。

地浇完回到住家，天色渐渐暗下来。我放好粪桶，进屋从柜子里拿出米到厨房做饭。

米用水掏干净放进锅里，渗上水，用洗脸盆盖上。

顺着楼梯爬上厨房的阁楼，掀下一小捆柏树枝，搬到灶门前。柏树枝油性重，再湿的树枝用火柴一点就燃，溅出火花，加上风箱的风从灶底吹出，一会功夫，水浇开了。用锅铲在锅里搅动几下，脸盆侨起（当锅盖），这下不用添柴火，饭就能闷熟。

下工梆声敲响，一会功夫同屋的两个知青收工回家。我将饭摆在桌上，菜是炒南瓜。

小唐与我俩分灶煮饭，他放下锄头，用洗脸盆装上米，到厨房做饭。

王忠富和我围在石桌边，边吃边吹龙门阵，一人一碗几下解决问题。小王收拾碗筷到厨房。

天黑下来，我点上石桌上的煤油灯，药剂师、丁贵、王忠富我们四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牌“扯沱”。

一幌冬至来临，大巴山的冬天，漫天飘舞着雪花，地上覆盖厚厚的白雪。白的群山、田野、农舍。清晨山崖下的流水凝固，悬挂起冰柱，在阳光下晶莹透明，仿佛置身于水晶宫中的童话世界。

冬水田水面也结起厚厚一层冰，人站在上面也不破裂。好奇的我在生产队保管室后面宽阔的冬水田的冰面上走了四五个来回。我长这么大，从未在冰面上走过。

脚踩在路面的积雪上，发出“格格”的响声。

我身穿棉袄，手冻得通红，张口说话冒出股股白气。令人头疼的是僵脚，哪怕穿着牛皮劳保皮鞋，脚趾冻得麻木。

冬天是农闲，山民很少出工，每家每户在灶房旁火塘上干树桩，一家人围座一起“向火”（烤火）。男人们抽叶子烟，女人们纳鞋底，摆起龙门阵。

生产队没为知青屋砌火塘，呆在家冷得遭不住。只有到梁上几家火塘边“相起”，挤人家本来就拥挤的烤火位置。

只要知青一来，火塘边坐不下时，首先挤出去的是女主人和她的女儿们。她们揣着小板凳，坐在人圈外，满脸微笑的听着男人们吹龙门阵，极少插话。每遇这种情况，我最多呆几分钟便起身告辞，到下一家看火塘打不打挤。

冬天里，人们极少外出，火塘边一坐就是一整天。年岁天的男人、妇女，头裹白头帕，火塘烟灰一喷，脸上、衣服灰朴朴的显得老态龙钟。人们的饮食习惯也改变了，家境好得仍然吃两顿饭，多数人家只吃中午一顿饭。

当地未结婚的女青年多不会织毛衣，成天精心制作的是鞋垫。颜色较单调，粗针粗线没嵌边的是给家里父母、兄妹。图案鲜艳，制作精细又嵌有鞋边的鞋垫，则是送给未婚夫的礼物。

结婚后的女人不再制作鞋垫，改做布鞋。山里人穿得鞋子多半是家里人做得。

十七、八岁的男青年都穿解放鞋，一年四季，落雨打霜下雪不离脚，一则是农活重，二则穿着气派。

农闲没事，回重庆吧，可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赶场吧，每七天才一次，来回十多里也累。

一年中这段日子最难浑，天一亮吃了早饭，小王、小唐、药剂师、丁贵我们围在知青屋的石桌边打扑克“罚站”。因天冷一天只玩一、二个小时就散场。多数时间缩进铺盖里，吹龙门阵或看看从家里带来的农作物栽种书籍。平昌山区蔬菜品种比重庆少，藕、蕃茄、藤藤菜、包谷都没有，种得多是棉花、“灰菜”（莫玉）、红苕、乔麦、土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队通知各队抽上水库的男女青年，元旦节上水库工地报到，每人带米40斤、蔬菜30斤及自用的铺盖、草席。

我们生产队一共去9个人（其中有三个知青）。队长安排人从队上保管室储备粮仓中称出谷子，送大队机碾房打成米送上水库。

丁奉安队长已上水库几天，同行的有两个炊事员，打灶和布置男女寐室。

临上水库，我们三个知青忙着收拾东西，自留地委托给丁贵代管。水库睡的是“告告铺”，地方窄不允许带箱子，随身的换洗衣服集中装在小王的帆布提包里。

明天一种新的生活就要开始，大家倍感兴奋，也感迷惑。稍习惯农活，又要去建设水库。不过反过来想，来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苦再累也是个锻炼。

夜里，当昏浊的油灯熄灭后，邻床的同伴进入梦乡。我躺在床上辗转难以入睡，冬天山区的寒夜，北风呼啸，掠过屋顶阵阵发响。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

忽感到全身发冷，原来是脚伸出了铺盖，我拎亮电筒，从床边取过裤子抽出皮带，将脚连同铺盖捆在一起再躺下。伸出手将大衣盖在身上，这下才慢慢暖和起来。

迷迷糊糊进入梦乡，做了个梦：“天亮了，凉英台山顶冒出太阳，我在水库工地与社员一起用背斗背土，有人与我打赌徒，只要背起一冒尖背斗的土走50米，中午饭给我吃。我吃力背起土，热汗从头上直冒，顺着脸上往下流，脚杆只打闪闪，头抬不起来，背上的土象山样重，压得我喘不过气。咬牙坚持，走到崖边，转身倒土，人连着背斗一起栽下山“啊！救命。”

“小董，醒醒”，有人推我，睁开眼，小王、小唐两人手举煤油灯，站在我床前。在一看自己，居然睡在地板上。

王忠富说：“你半夜喊救命，把我们哧醒了，床上不见人，起来一看你睡在地上，还以为是哪个把你杀了”。

小唐不满的在旁说“发神经”，各人上床睡觉了。

这下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从大衣口袋摸出香烟点燃，睡意全无。

天一亮，我穿衣起床，打开门，昨晚下了一场大雪，地坝、屋顶铺垫着厚厚的白雪。

吃了早饭，就收拾行装，用背包带、薄膜捆好铺盖、麦席。脸盆、肥皂、盅盅、牙膏、洗脸帕用蓝球网提着，到生产队保管室地坝集中上水库。

生产队的社员丁怀芳、丁怀秀、丁怀平、丁怀福、丁怀珍已来多时。丁怀平说话很风趣，1.6米的个子，团脸。“三个支支终于出笼了”！小王一听，窜过去“信不信，老子捶你”。

丁怀芳是丁怀平的姐姐，个头很大：“你来捶呀，王母娘娘（当地山民给王忠富取得绰号），看看你干斤斤的，路都走不稳，栽到田里，不准哪个拉，保证起来不了”，众人大声笑了起来。

小王很不服气，对着丁怀芳，“托儿”捏得出汗。见状我怕王忠富激怒了惹出什么祸事，忙招呼住他。

大家提着自己的行李上路，前往庄房湾水库。

在二队地坝边举目远望，地处五队山窝的庄房湾历历在目。二队到水库有四、五里路。

一行人沿着上山的石板路，经三队爬上五队山顶，一座农舍出现眼前，这就是水库基建队的驻扎地。

这是座独家农舍，青瓦屋顶，土墙身，有三间屋。紧挨着是基建队临时建的两间土墙房（一间是厨房，另一间是保管室）。

旧房左边大屋是女队员宿舍，有20多平方米，靠两边墙是用柏树棍扎起的简易通铺床。

正中是主人住的屋，上面铺了层木板又是一间阁楼，从地坝边安有一个木梯直通上边。

这阁楼是男队员的宿舍，约10来平方米，靠两边墙各放一排谷草，放上自带的草席就是床。

右边的一间则屋是主人家的厨房，后面是猪、牛圈。刚建的基建队的两间屋紧挨旧屋成T字型排列。

二队的人刚走笼，丁奉安队长安排我们在农舍右边的则屋休息，等公社、大队干部来了开了开工动员会，再为各位安排铺位。

基建队伙食团的烟囱冒出股股浓浓的炊烟，两个炊事员正忙着煮饭。

天很冷，则屋有火塘，主人早以生起旺旺的塘火。咱队来的人都围在火塘边烤火。

这农家女主人有二十七、八岁，胖墩墩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沾满木炭灰的头发胡乱的扎着。她性格挺开朗，语言粗鲁,没受过什么教育，满嘴棒棒话。王忠富挺高兴与她闲聊。

“你结婚没有”女主人问王忠富？

“没有”王忠富回答！

“这么说你还是青头啰”！她的话引来大家一阵轰笑。

我从火塘边抽身出来，不想听这引些昏龙门阵。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欣赏房外的雪景。

山崖边有七八个人背着铺盖走来，是一队上水库的基建队员。格外引人注目的上走在前面穿着白底兰花棉袄的女知青杜忠惠，其身后是知青同伴，穿红棉袄扎长辨，端庄秀丽的胡金秀，在白雪的衬映下显外迷人。乌黑的头发，红润的脸庞，水灵灵的眼睛，整洁的衣着，给人一种美的感觉。

进了屋，杜忠惠热情的与我们打招呼，胡金秀则坐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眼睛盯着火塘，双手不停的抚弄衣角。

大队书记王家柱、副书记韩宗祥、大队长丁锡安陪同公社苟书记来到水库基建队驻地。

七个生产队上水库的基建队的人陆续到齐，人们七零八落站在地坝里。

开工典礼会开始，大队王家柱书记先讲话：“六门公社胜利大队庄房湾水库经县里批准扩建，公社很重视，由大队七个生产队集资建设，计划两年工程完工。各生产队派了最年轻、有力的人上水库，同时口粮也由各队供应。

希望大家来了，要听从安排，打炮眼、放炮、出土一定要注意安全。

下面向大家介绍水库基建队的管理干部。二队副队长丁奉安同志为基建队队长；二队知青董长贵同志为事务员兼保管员；五队钟文华、刘照朝同志为施工员；七队韩德钦同志为物资采购员。”

公社荀书记在会上讲话：“庄房湾水库经几年的筹备工作终于开工了，意味着胜利大队靠天种田的日子行将结束。在学大寨运动中，又上了一个台阶。公社很重视，决定从各方面给予支持。

庄房湾老水库在一九五八年修建，库容量小，又没配套水渠。十几年来，几个生产队有水用不上，该水库又位于青龙公社地界，为此，公社已向区、县打了报告，准备将水库所在的青龙公社这个生产队合并到你们大队。

水库扩建工程难度大，很辛苦。希望你们发杨大寨人吃大苦、流大汗、拚命干的精神进行水库施工。

刚才王书记谈到的安全问题，要十分注意。特别是放炮，防止飞石砸伤人和房子。”

散会后，大家各自进自己住的屋里整理床铺。

我拎着铺盖卷爬上楼梯，紧跟着王忠富、唐永华钻进二楼。

“小董，我们睡哪个位置”王忠富回头问我。

这间屋的屋顶只有一匹亮瓦，显得昏暗。中间一过道，两边睡人（告告铺）。靠里人走得少，相对安静。

“小王，就睡最里边”。

有两个社员在最里边已铺好席子，小王走过去拍拍对方肩膀：“伙二，打个商量，把你们的席子往外挪挪”。俩人见参个知青站在身后，二话没说，将席子拖开，让出铺位。

用扫把将铺位处扫干净，扯过堆在屋中央的谷草，铺了一层在木地板上，解开带来的草席、铺盖。

王忠富安排我的铺位靠里边的墙，他在中间，唐永华靠外面。

五队的两个知青任君友、李绍平认为楼梯口光线好，空气新鲜，将铺位摆在门口。

“小董，下来哟！”丁奉安队长在下面大声叫我。

我忙从屋里下来。

在厨房里，丁奉安队长将两位炊事员向我作了介绍：“这是六队来的韩维能”。他笑着点头与我打招呼。

这人1米6左右的身材，长得粗壮结实，宽脸平头，显得机灵。三十来岁，正揭开锅盖用锅铲搅动锅里的米饭。

丁队长指着灶堂前烧火的一位炊事员向我介绍：“刘国成，一队的”。

他欠身向我点头，年纪约四十多岁，瘦高个，苍白的脸，凌乱的胡须，稍肿的眼皮，满脸的倦容，戴的落满灰尘的蓝布帽子，帽沿倒下半边。穿的旧棉袄，双肩各一块大补疤，颜色不同，格外醒目。

环视厨房，两眼大灶占了半边屋，进门正对一口用大青石板砌成的大水缸。靠地坝的土墙只筑了半截，中间有一个发饭的大窗口，放一长案板。

丁队长打开保管室的门，引我进去。屋子里光线很暗，站了一会眼睛才慢慢有所适应。为防潮，地上铺了层青石地板，两个柜子紧靠门边。屋的中间是一个可容几千折斤米的圆桶。进门左则堆放着一堆给石工钻子钻火的煤炭。三根横梁插进土墙中部，上面放有几块木板，堆着一大捆清理炮眼石渣的青麻和放炮引火线。

他拿出一式两份物资清单交我过目，办理移交手续。

炸药（管状）100斤；

雷管十盒（五十枚一盒）；

导火线300米；

青麻50斤；

煤炭1吨；

大米700斤；

大小称各1把。

清点完毕，我在移交清单上签了字，并从丁队长手中接过保管室的钥匙。他叮嘱我进出库房的物资要建帐，能称的必须过称，不能称的可估计。他将米的进出帐交给我，翻开看了一下，收入帐下记载有各生产队送上水库大米的数量、日期。

我按这个格式划了表，这样显得更清楚，以便每月公布伙食帐。

“开饭了”！丁队长站在地坝上么喝起来：“八个人一桌”。

炊事员将蒸好的干饭勺在小木盆里。基建队有四十个人，每八人一盆饭，饭盆里插一小饭勺，另有一盆用米汤煮的菜。

第一天上水库，大家都没出工，一来相互认识认识，二来整理床铺。

丁队长在厨房负责发饭，我与另七个男队员凑足一桌分饭。地坝正中有石桌，碗放在桌上饭盆四周，推选一人掌勺分饭、菜。

一九七五年猪肉奇缺，水库伙食团没油炒菜，菜汤成了大家碗里的主菜。人年青，一碗干饭加菜汤几分钟扒进肚里。在厨房水缸勺水洗干净碗。

下午，根据大队的安排，将各队上水库的人分工班。炮工班由年轻力壮的男青年组成。石工班由上来的石匠组成。排渣班由女青年、体弱无特长的男青年组成。

丁队长提名任命了各班班长。每月底各班将出勤记录交队长审核后，送各自生产队打工分。水库出工一律按生产队同等劳动力最高分计算，比在队上出工划算多了。

乘大家在分组的机会，我独自一人前往庄房湾老水库看看。

宽厚的水库大坝长满杂草，水面狭小,位于一个小山窝之中。清澈碧蓝的水，在风中荡起阵阵水波。水库边有两个农妇在洗衣，在她们身旁是一排由高到低的放水木桩。水库的水从木桩下的洞流出，沿100多米的放水沟，跌落到山崖下。

新的挡水坝将建在崖边沿上，再挖掉旧堰塘的拦水坝蓄水，形成面积大的水库。还要炸掉水沟边的一座石堡，所有这一切靠基建队员用钢钎、背篼来完成，工程相当艰巨。

施工区域对面还有一家住户，放炮产生的飞石对这房屋产生威胁。

基建队住地后面青龙公社庄房湾生产队有一座十几户住户的大院子，院子四周长满茂密的竹林。

“小董，丁队长喊你回来开保管室称米下锅”！王忠富站在住地房边高声叫我。

我忙从水库边跑步返回。

丁队长一见我，催促到：“跑哪儿去了，韩维能将锅里的水烧得翻天涨，快开门把米称出来煮饭”。

用钥匙打开保管室的门，点上煤油灯，站到米桶前的木凳上，掀开桶盖，韩维能进来从米桶撮出米，倒在撮箕里过称。全队四十人，每顿每人半斤米共20斤，加上撮箕的重量3斤，连皮23斤。

丁奉安队长举着煤油灯，站在我身后看我称米。

“够了，有23斤了”丁队长在旁大声提醒我。

韩维能提起米去了厨房，丁奉安将保管室的门推过去关上，他一屁股坐在保管室里的平柜上，看着我锁上米柜。

“小董，给你说个老实话，我前些年在外面修铁路，搞过伙食工作，刚才见你称米，一两不少。俗话说得好，分斤舍两，差了不好说，多了到时一个还可分点，社员没得意见，还高兴，说你工作做得好。郎个办，只有每次少称半斤。”

队长的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还有点要注意，每次称米后，要跟到厨房看着掏米下锅。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人，懂吗，伙二。”

说完这话他扬扬头，中我笑了笑。我从身上掏出香烟递给他一支点上，他猛抽一口，用手指头弹掉烟灰：“说真的，这次我很不愿意上水库，家里娃儿小需要人照顾。各队上来的人不好管。这两天东一头西一头的，还未开张脑壳交痛了。大队古倒我来，希望咱俩好好合作。哦，还有一件事差点搞忘了，王书记说将大队的三用机（用干电池，可收、扩音、对讲）和一个大喇叭拿到水库交你保管，吃饭时放一下广播。有空可搬到工地上放，增加点文艺生活。”

“这没问题！”听到这消息，我真的很是高兴。山区没电听不到广播，一天到晚只有院子里的鸡咯咯的叫声相伴，枯燥单调寂寞。

每天收工后，知青、社员三三两两在地坝边摆龙门阵，田埂上散步，田角水井边洗衣。

厨房灶门口，王忠富与五队知青任君友坐在板凳上吹牛。任君友是七四年下乡的，母亲也是海棠溪运输合作社的工人。上有两个姐姐初中毕业后下乡到邻水县。他长得白净，中等个，眼睛有点对，十分健谈，满口社会言子：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边朋友；有烟同吃、有难同担等等。嘴里叼根竹烟竿，手里不停裹着叶子烟，喋喋不休高谈阔论，旁人休想插上嘴。王忠富在一边听，边不住的点着头，显然对任君友的社会经验十分佩服。

五队另一个知青李绍平1米6的个子，大脑壳、平头、圆脸、胳腮胡，不善言谈。他身子靠在灶台边，两腿交叉站着听任君友神吹。

我走到灶门口板凳边挨小王坐下，掏出香烟散了圈，接到我的烟后没听到一句客气话，象抽自己烟式的，着实令人扫兴。

任君友滔滔不绝的演讲着：“去年刚下乡，大队将我们三个知青分在五队的山腰上，条件不好，菜也没得吃，还要挨家挨户去拚来吃，或到公猪圈扯。出工在坡上混，反正是磨洋工。先每天给知青8分，而上面的政策是全劳力10分，柳到队长费，闹了一天才涨上来。自留地都是生产队派人种，我们只管收。在山区只要你雄得起，没哪个敢欺负你，农民都有点怕知青。下乡半年后国家不供应口粮，靠生产队分，根本不够吃。这次听说上水库每月可吃35斤米，我和李绍平才来的。同队的知青曾祥义不愿来，一个人留在队上。咱上是上来了，反正重的活路是不做的，明坎，量他丁奉安屙不起三尺高的尿。”

“任君友，你又在放什么屁！”正说着，丁奉安队长一脚跨进厨房门：“刚来发什么牢骚，天黑了，快去睡觉。”

大家散了，各自回屋睡觉。

冬天的夜，天上没有星斗，墨样的黑，伸手不见五指。王忠富打燃打火机，我跟在他身后上了楼，小心踩过满是稻草的通道。来到自已铺位，唐永华已睡了。

我点上从队里带来的煤油灯，解开铺盖，用洗脸帕擦了下脚，脱下衣服钻进被窝。

“小董，睡了呀！”王忠富用铺盖裹住身子，伸出头问我。

“有啥子事！”我回答。

“睡不着，这告告铺没得生产队的床舒服，”他说道。

真是空了吹，我呼得一下将油灯吹来灭，屋里漆黑一团。有人扯起了“朴汉”，声音在屋内回荡。

“喂，小董，车过身给你说个事！”小王在旁轻轻叫我。

“又有啥子事！”我翻转身，身下的谷草悉悉发出阵阵声响。

“朴汉扯起哪个睡得着，听农民说，在扯朴汉的人脚心贴一块打湿的草纸，马上朴汉停止。走，我俩去整那人。”

“算了，别做这些得罪人的事。”我转过身面朝墙壁，不理他。

夜深人静，我迟迟不能入睡，望着屋顶。冬夜寒风吹得瓦片忽忽发响，住的屋没门，风吹进来，脸很冷。山区的又一种新生活即将开始，如何渡过……，迷迷糊糊不知多久睡着了。

当我睁开眼睛，天已大亮，一束阳光穿过屋顶的亮瓦射进屋里，屋昊只我一个人。我忙穿上衣服下楼，厨房里只有刘国成在灶门前烧火做饭。

“老刘，郎个没得人呢？”我问道。

“上坡了，丁奉安见你没醒，叫我把水烧开了，要下米时才叫你”他回答。

我掏出钥匙打开保管室，从挂职在墙上的挎包里掏出香烟点上，出门到灶门口递一支给刘国成。

韩维能挑水进来，将水倒进水缸，水桶放在案板下，接过我递给他的香烟，用火钳从灶膛夹出一根燃烧的树枝点上，拍拍手上的灰，揭开锅盖看水烧开没有，转身对我说：

“伙二，刚才丁奉安让早上煮40个人的饭，你称16斤米出来。”

他放下锅盖，顺手拿了只小木盆，跟在我身后进了保管室，我用钥匙开了米桶的锁，他站台阶，从桶里拿出交给我，自己用米撮箕往外撮米，我过称，连皮17.6斤（皮是2斤）。称完我让他看称准没有，他说：“你称了就是，未必哪个不相信你吗。”

我紧跟韩维能出来，见他将米掏开净下锅后，才锁上门，转过屋往水库工地走去。

跨过两根田坎，来到沟边的工地。

工地上石匠们正清除沟里的水打基坑，打炮眼要除去石崖上的土。一部分人在清运崖上的土，其余人在沟底将碎石捡到一边，运到崖边丢下去。

沟底有一个较大的水坑，七、八个男队员轮流往外勺水，“鱼！鱼！鱼！”，水将勺干时，有人见几条鲫鱼背露出水面，忙拿来撮箕。

我跑下沟底，蹲在水沟边看。

一条鲫鱼出现在撮箕里活蹦乱跳，有人把这条鱼放进水桶里，人们继续用撮箕在水里捞着鱼。

四队的丁玉杨在水边干斤火旺的呼喊不停，有人对他说：“光是吼，干赞劲，这么冷，你啷个不下去捞鱼呢？”

丁玉杨四十多岁，正方形脸，戴一顶毛毛帽子，八字胡须，模样象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说话挺有精神，伴着手势，性格开朗，在民工中有一定威信。可谓气血刚，听到有人说这话，马上袖子一挽，将胶鞋脱下丢在坑边，跳下坑里，弯下腰，伸手在石缝摸起鱼来。

王忠富兴致一来，也跟着跳下坑里。只见坑里四五个人转来转去的摸鱼，就是不见效果。

有人提议将水搅浑，鱼自己浮上来。于是坑里的几个人用腿不停搅动水，水底的泥桨翻上来，水即刻变成黄色，鱼全部浮到水面，张着嘴吸水，只用手一捧就捉到了。

这时要下班了，大家都围上来看热闹。

“那里有一条，就在你身后！”一队女知青杜忠惠、胡金秀也来了，大声嚷着，分享这难得的快乐。

捉了一斤多鲫鱼，装在水桶里，提回基建队。

丁玉杨站在队里院坝正中宣布如何处理这些鱼“我数了有二十条鱼，建议小董将它油榨，中午大家打牙祭，怎么样？”

队保管室有三斤菜油，计划用一个月，油炸鱼起码用半斤油。丁奉安也望着我拿主意。我想今天是第一天开工，何况大家又这么高兴，“可以，将鱼油榨，每桌四条。”

早饭后，队员们收拾起工具出工了，我帮助两个炊事员刷洗木盆，清扫地坝。

韩维能用手在装鱼的木盆里捉起两条鱼看了看说：“这么小的鱼，弄个屁，倒了。丁玉杨这个屁眼虫，不要听他的。”

刘国成表示既然大家让弄就弄，不要让小董为难。鱼伴些面粉油炸。我同意刘国成的建议。可上哪里弄面粉呢？

韩维能拿着水桶，到水井挑水，临出门说：“这容易，撮两斤米调换。”

他的意思我马上明白了，便吩咐刘国成与房东丁元康的女人打商量用米换面粉。一会儿功夫，刘国成过来对我说谈妥了用米换面粉。

我从米柜里称了两斤米，连称提到隔壁，魏传菊让我进屋，屋里光线很暗，临地坝边的土墙上开了一个三尺宽的窗户，窗台上堆了不少杂物，遮住大部分光线，进门处放有四五个柜子。屋里一架旧式大床占去半边屋。

魏传菊扭动倭小肥胖的身子，推开屋角一个柜子门，提出一个布口袋，我忙说：“老板娘，屋里看不到，在外头屋称。”

我将米称给她看后，倒进桌上的脸盆里。又从她的面粉口袋称了两斤面粉。她的两个娃儿在旁望着我（儿子5岁、女儿3岁），她男人丁元康在基建队上班。她在家喂猪、牛和引小孩。

拿到面粉，动手打整鱼，刮去鱼鳞，除去内脏，清洗干净和上面粉。刘国成说最好里面有两个鸡蛋。我用两角钱从老板娘处买来两个鸡蛋调在里面。锅烧热了倒进菜油，韩维能将和了面粉的鱼放入油锅，一会儿飘出阵阵香气，焦黄的鱼油榨好了。

韩维能伸手从盛鱼的筲箕里拿出一条鱼扳成三份：“来，赏赏。”

“这怎么行！”我忙制止：“丁玉杨数了条数的，每桌四条，差了不好交待。”

韩维能塞了一块给我：“别那么认真，我有办法！”

他用手在盆里将剩下的面粉刮在手里，慢慢挤入油锅，随着手的转动，一条假鱼榨出来了，焦黄诱人辨不出真伪。

中午，工地上的人收工回来，放下工具，拿上碗围在厨房里，看炊事员分饭。人多汇都汇不转，丁队长把人轰出去，关上厨房门，他走到打饭的窗口：“大家听到，八个人围成一桌，每桌派一个人来窗口领饭、菜出来分，不准进厨房。为了平等，小董和两个炊事员都在外面分饭。”

丁队长宣布完毕，我忙将头伸出打饭窗口叫小王将我的碗从楼上拿下来分饭。

所有的饭分别装在五个木盆里，饭上面各放有四条油榨好的鲫鱼，每盆饭还配有一盆青菜叶子汤。

每桌选出的人称为桌长，在丁奉安队长的监督下，依次从厨房打饭窗口取饭菜。

小小的院坝顿时热闹起来，大嗓门的声音伴着盅碗的敲击声，似一首乡间交响乐，虽不规则，可具有一种美的风味。

我在厨房发完饭，打开门，来到王忠富这一桌，八个人彼此还不熟悉，围站在石桌旁，碗放在一起，筷子拿在手上，由桌长掌勺分饭。先每碗一勺，直至分完，再分菜汤，只是将菜汤淋在饭上。饭分完，饭、菜盆留在石桌上，炊事员收到厨房洗。

饭一分完，大家分散开，或站或墩三、五成群边吃边吹龙门阵。

基建队大部分是年青人，一个大队都认得到，以前在各个生产队出工，难得会面，现聚在一起，觉得新鲜。年青人的性格天生热情、活泼，不免相互间开开玩笑，打闹一通。

平昌山区冬天白日短，所以饭后半小时丁队长又催促出工。男队员收起朴克牌，提着钢钎二锤，女队员抒正在扎制的彩色鞋垫往裤包一塞，扛起锄头，拿着撮箕上了工地。

热闹的院坝顿时冷清下来，麻雀吱吱杂杂的飞到石桌上，捡拾遗落的饭粒。我一时兴起，从厨房拿出一个大筲箕放在石桌上，用一根系着绳子的木棍支起半边，躲在厨房等麻雀进去吃米饭。一只麻雀蹦嘣跳跳地进去了，我猛拉木棍，在筲箕即合拢的一瞬间，麻雀机灵的飞跑了。韩维能、刘国成两人见状哈哈大笑起来：“小董，麻雀康不倒，我有一个捉麻雀的好办法。”韩维能说：“麻雀离你不远，只要闭上眼睛，伸过手去捉，保准捉倒。”

“这办法哄你儿子去吧，希得好我不是哈儿。”我不客气回敬他两句，扭头进了保管室。

见我有些生气，韩维能后脚跟进来：“小董，我只是开个玩笑，何必输不起呢。”

我从挂在墙壁上的挎包掏出香烟递一支给他：“没得啥子，韩维能开玩笑我输得起。”

“走！我俩人到坡上办晚上的菜，”他对我说。

我同意了，他拿了个撮箕，绕到屋后，跨过田埂，经过工地，前往老水库坝上扯菜。

在工地边见王忠富、唐永华二人正与大伙在清运沟底的石块。根据工程施工计划，先清理坝基安条石后再填土，同时用炸药炸掉左侧的一个石堡。回填土是用旧水库拦水坝，运到100米外的新坝。土全用水工背出去，劳动强度很大，工期无法保证。县水电局勘测人员建议用人力推车来运土，大队研究后决定购买5部人力平板车。

工地上锤声、人声交织显得十分的热闹。我路过小石堡时，炮工班的人正在刨去表土的石头上打炮眼。1个人坐在地上掌炮钎，另1人挥动二锤，砸在钢钎上，并不停的用水放进炮眼，打一下转动一下钢钎。一会又抽出钢钎，用一根顶部梆有谷草的竹棍伸进炮眼搅动几下，将泥浆扯出来。当二锤又高高举起时，我心都砰砰直跳，锤子砸下稍有扁差，手肯定砸出血。

当我在担心时就出了事故，二队的社员丁怀平掌钢筋钎时，手被二锤砸出了血。丁队长闻讯赶来，我向他建议买些碘酒、酒精、红药水，可马上对此类工伤作临时处理。大队赤脚医生每三天才来水库基建队工地巡诊一次，伤口感染可够麻烦了。丁队长同意马上向大队反映购买药品。他派人送丁怀平回驻地用食盐水消毒。

丁怀平一走，掌钎就差人，打了一半的炮眼要作废，实在可惜。我壮着胆主动申请掌钎，丁队长同意了，并一再叮嘱注意安全。

我双手掌着钢钎，生平第一次干这活，心里即高兴又紧张。眼睛盯着二锤高高举起，忙把眼一闭。“小董，钢钎扶正哟！”，听到喊声，才发现由于紧张，手不听使换，钢钎歪在一边。忙扶正钢钎，“砰！”二锤重重砸在钢钎顶，双手震得发麻，虎口阵阵酸痛。

“不掌了，这么脑火，震得又痛又麻。”我放下钢钎，甩了几下双手。

打二锤的社员劝住我：“你坐在地上，钢钎只捏着不要用力，别看二锤就设事了。”

照他说的方法，果然震动不大了。打一锤转动一下钢钎，灌水进去。

随着二锤不停的砸下，钢钎惭惭深入石头中。打到规定深度，要抽出钢钎，用梆着谷草的竹棍把炮眼里的石渣沾干净，然后盖上石板，等收工前半小时装填炸药。

第一个炮眼打好后，正准备打第二个炮眼，韩维能从老水库坝上办菜归来路过，见我坐在地上掌炮钎，双手、脸上、衣服沾满泥浆，他说道：“别帮人涨苯，回去称米做饭了”。

我从地上站起来，将钢钎从炮眼中扯出来放在地上，到水田边捧起水洗干净手，随韩维能回到住地。

大队会计黄万华上水库基建队来了，将大队的四用收扩机、大喇叭送来。黄万华是咱生产队的人，彼此很熟悉。个中等个头，黑黑的皮肤，平头，厚嘴唇，说起话来声音响亮。对人和气，脾气好，慢性子，与知青挺合的来。他家住在二队知青屋下面黄家湾。在队上时，出工路过他家，总会请我们进去坐坐，叶子烟、开水款待，偶尔还会去倒谢他两顿饭。

我打开保管室的门，黄万华将收扩机、喇叭提进来。我用洗脸盆打来热水，从墙上扯下自己的手巾，递给他洗脸。

韩维能进屋称米，我吩咐多煮1人的饭。

我从上衣口袋掏出香烟递了支给黄会计，我转身看收扩四用机铭片标的功能。“啪！”找开电源（用八节1号干电池），把收音频道拨到中波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清晰明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音乐节目时间。”悠扬的乐曲穿过时空，飞越千山万水，在山区的小屋响起来，多么亲切动听。

黄会计向我介绍，大喇叭装上后，即可播音，还具有对讲功能。这还真新鲜，决定试试。我马上动手接上喇叭线，将大喇叭放在地坝中央的石桌上，我把旋扭拨到送音：“喂！黄会计，听到我声音没有，请回答？”又将开关拨到回音上，“听到了声音很清楚”黄会计的声音从收扩机喇叭传出来。

我找来一根绳子，让韩维能将大喇叭梆在厨房发饭窗口上方，正对院坝正中。队员们收工回来，可听听新闻、歌曲。

收工了，小小的院坝顿时热闹起来，队员们放好工具，将自己的碗拿在手中，等候开饭。开饭前厨房门大开着，允许大家进去从水缸中勺水清洗碗。

小伙子们总喜欢从发饭窗口探头进来，看吃什么菜，分在盆里的饭是否均匀。姑娘们却不急，围站在石桌边聊着天，扎鞋垫。

丁奉安队长见黄会计将大队的四用机送来很是高兴，大声叫我放广播。一首悠扬的时代乐曲“学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精神放彩……”在小小的院坝上空回荡，说笑声、盅碗敲击声顿时淹没在音乐之中。

等待吃饭的人们惊奇回过头，望着墙上的大喇叭：“哟，是广播嗦，这下热闹了，有听的了，小董把声音开大点”。

听到院坝上人们的喊声，我忙将声音旋扭开到最大，可声音没变。我将头伸到收扩机后面，有25Ω和100Ω两个接线柱，现接的是100Ω。我将喇叭线接在25Ω，声音马上大了一半。监听器可收音和对讲话。

“小董，出来发饭了！”听到韩维能的声音，我带上保管室的门到厨房。

韩维能把饭、菜汤分到案板上排列的木盆里。丁队长打开厨房门出去，监督各桌的桌长领饭、菜。

丁队长从房东丁元康家借来碗筷，把黄会计的饭揣进保管室，我们三人在里面边吃饭边吹龙门阵。

水库工地需购置些外伤用药水、胶布这些事，丁队长请黄会计向王书记反映下。黄会计答复可能没什么问题，钱由大队出。

晚饭后，天渐渐暗下来。黄会计没带电筒，冬天的夜没月亮，路不好走，便匆匆告辞回生产队。

“丁队长，我们能进来看一下收音机吗？”韩维强、刘天贵、丁怀平、韩维孝、王忠富、任君友几个人挤在保管室门口问道。

“外面又不是听不到，屋里这么窄，装不下这么多人。”丁队长话音未落，人群“轰”的一声拥了进来，塞满保管室，人群后面还有几个女队员。

“小董，这机子有些啥子功能？”英俊俏洒的韩维强问我：“这拾音是干什么的。”他边说边从我手中夺过手电筒，上下照着收扩机前面的一排旋扭，不停的问这问那，语气显得十分的谦逊。我挺乐意的予以解释：“拾音是放唱机的。”

“可不可以在里面唱歌放出去？”他问我。

“在这里唱，外面当然听得到，你在外面对着大喇叭说话，里面也听得到，”我对他说。

他不信我的解释，众人都建议试试。天虽已黑尽，他还是带上两个人将厨房发饭窗口上的大喇叭解下来，放在窗口上。我拨下送话开关，对着监听器喊道：“韩维强，听到我说话没有，请回答！”

我随即拨下回话开关，“听到了，很清楚，这个灯还好耍也”，韩维强的声音传进屋内。

“嘿！那个呢，，真新鲜，”二队的丁怀平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对着监听器吼道：“韩维能你是个屁眼虫。”

对方马上回应：“丁怀平是个烧腊贯。”对话引来众人一阵笑，笑声通过大喇叭在宁静的夜空飘散回荡，引来更多的男女社员。

韩维强唱了一首歌《社会主义好》，紧接着三队胖个子女社员魏连芬唱了支当地的山歌，“哥插秧哟，妹在坡，年年月月望得多，哥哥么喝山妹妹，妹的歌声暖心窝……”。那长长的拖腔，古老的调子，具有山区独特的味道，显示了山民粗旷豪放性格。对从小生长在大城市，听贯游行、现代歌曲的我，是那么陌生、好奇。我不禁用手轻轻拍着平柜，合着节拍，听她唱完这首歌。歌声刚一落，掌声响彻小屋。

“杜忠惠来唱一首歌，大家欢迎！”有人喊道，小屋的歌声不知何里将两个女知青杜忠惠、胡金秀出吸引来了。

人们把站在最外面的杜忠惠推到扩音机前，她白哲的皮肤，园脸、粗眉大眼，扎着二条小辨，显得落落大方。她是重庆十七中高中毕业生，从初中进校起一直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队员，能歌善舞。

杜忠惠走到扩音机前，“嗯”了二声，定定调，开始唱起《我爱蓝色的海洋》这首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祖国的蓝天，我爱天空飞翔的小鸟……”激昂、深情、甜美的歌声，打动在场每个人的心，静静听着她的演唱，脑海随着歌声想起大海、蓝天、飞机、军舰。虽然谁也没见过大海，年青人善于幻想、易接受新鲜事物。我望着四周山里的年青社员，如醉如痴的听着杜忠惠唱歌，那么专注。歌声一落，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小屋，久久回荡在夜空。杜忠惠被大家的热情掌声所感动，满脸菲红的挤了出去。

丁怀平、韩维强、王忠富也各自唱了首自己最拿手的歌，今夜成了个唱歌晚会，人们歌兴大发，争着唱歌。

丁奉安见时间太晚，怕影响明天的工作，大声宣布唱歌结束。人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保管室。

众人走后，我将厨房窗口的大喇叭提进保管室，扫了地，吹息煤油灯，锁上门。

沸腾一天的小院安静下来，夜空满天星斗闪耀，隐隐约约看得见田埂上白雪。天气十分的寒冷，我跺跺冻僵的双脚，把手电筒夹在腋窝，双手放在嘴上不停的哈气。上了楼，邻铺的小王、小唐两人早已入睡。

我牵开铺盖，脱下棉衣，仅穿着背心、运动裤钻进被窝，草席、被子冰凉，冷得我浑身打啰嗦。坐起身来，将放在一旁的裤子上的皮带抽出来，连脚带铺盖捆在一起。扎紧被子，只将头露出来，这样才慢慢暖和起来。

突然，背上、大腿阵阵发痒，象有小虫子在爬，伸手抓几下，又没抓到什么，是不是有蚤子？有可能，二十来号人睡的“告告铺”，谷草、席子、铺盖相连，冬天社员从来不洗澡，棉衣不换，身上极易长蚤子。夜里人身上的汗气，吸引蚤子，只要这屋里有一人长有蚤子，不出三晚，全屋的人身上也会有。蚤子繁殖力很强，常藏在人的内裤线缝之中。内衣也是蚤子活动的场所。

有一天中午吃饭时，一队知青胡金秀见五队女社员刘菊英额前头发上，悬挂着一只白色的蚤子，把她吓了一大跳。在几个同屋姑娘的坚持下，刘菊英不得不在厨房烧热水洗了头。

“小董，太阳晒着你屁股了，快起来称早饭米，”韩维能爬在楼梯上朝我喊。

我睁开眼一看，屋里只我一个人，同伴们早已出工去了。穿上衣服，叠上被子下了楼，将早饭的米从保管室称出来，洗脸漱口后，来到屋后沼气池边的空地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做了两遍广播体操。

工地方向传来阵阵叮叮当当的锤声，在山谷间回荡。

我返回厨房协助炊事员将米饭分在木盆里。早上没到老水库拦水坝上办菜，在米汤中加入盐算作菜。我把大喇叭从保管室提出梆在发饭的窗口上，社员们收工回来可听听新闻、音乐。

上午9点，韩维能提着手锤到屋后敲吃饭钟。

十分钟左右，工地上的社员和知青带着疲倦的神情回来吃早饭，大家只想早点填饱肚子，对广播没丁点兴趣。大喇叭的声音压住了平常发牢骚的大喉咙，改为交头接耳，小声交谈。

我发现一队的女知青胡金秀挺爱唱歌，音质不错，与同伴杜忠惠形影不离。很快与农村的姑娘们交上了朋友，一起摆龙门阵、开玩笑。每次分完饭，两个女知青总是揣回住的屋吃饭，吃完后才出来洗碗。

唐永华与杜忠惠都是黄桷渡的人，住家相距不远，自幼认识，彼此都熟悉。王忠富母亲与杜忠惠母亲同在重庆水泥厂河边船上卸矿石，送饭时与杜忠惠见过面。在这里有时会吹一阵龙门阵。杜忠惠说话速度快，吐词清楚，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她穿的棉袄套有白底兰花罩衫，给人一种活泼、透着青春气息的感觉。

早饭后，社员和知青又上了工地。丁奉安队长临上工地时吩咐我，将扩音机和大喇叭搬到水库工地给大家鼓鼓劲。

我与炊事员一起收拾完饭盆，打扫干净地坝后，动手从厨房发饭窗口解下大喇叭，拆下喇叭线，绕成一圈。

十点钟的时候，我提着扩音机、大喇叭沿着通往工地的小路，来到炮工班打炮眼的石堡上，喇叭正对沟底的人群。为防止喇叭滑滚，拿块石头压住喇叭的挂环，接上喇叭线，打开机子。

山区的白天，只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只有一套节目。广播中播出的少儿节目，老爷爷给孙子讲熊家婆的故事。

空旷的山野，喇叭的声音显得很小很小，正背土的社员朝我吼：“小董，喇叭声音开大点，我们听不到爷爷的声音！”

我把音量开到最大也只有这样，丁队长从沟底爬上来对我说：“算了，下面点都听不到，还是把机子关了拿回去在家里放。”

我关掉机器，拆下喇叭线。坐在田埂上，看着炮工班的小伙子甩动二锤打炮眼。沟底石工班的石匠们在清理好的石槽上安放一排排条石。运土班的背来土倒在条石里侧。十来个男女青年拉着大石碾，在丁玉杨的指挥下，来回碾压背来的土。三队男社员魏传孝力气大，人长的莽粗粗的，用锄头掏平要碾压的土。

王忠富、任君友、杜忠惠、胡金秀几个知青分在运土班背土，将土从旧水库拦水坝背到新坝边，走拢后身子一侧，将土倒出背蔸。王忠富人高，长得又瘦，每次只背半背蔸，腿长跑得快，不过倒土的技术差点火候，时常在倒土时，连人带背蔸倒在土堆中。所以，社员们对他评价最高：“知青中，只有王母娘娘（王忠富的绰号）最会打滚。”

唐永华、李绍平人矮，分在旧拦水坝挖土和拉石碾的活路。

一队的两个女知青干起活路象拚命，背的土满满的，你一趟我一趟追追赶赶，互不相让。连男社员也自叹不如。沟里飘散着她俩响亮、欢快的笑声。

离开热闹、繁忙的工地，回到基建队住地，只有两个炊事员和几只小鸡作伴，显得冷冷清清。耳边传来灶前风箱均匀的“呼呼”声。

我数次向丁队长请求，除称米煮饭外，空余时间上工地劳动，他整死个舅子不答应，还歪着理解“工地上对你有吸引力，是有两个女知青。”气得我差点昏过去。说真的，知青们为什么离乡背井来山区农村，不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愈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愈是锻练人。象现在每天只从保管室称三次米，发发雷管、炸药也只几分钟时间。象现在这样，工作轻松不流汗，心里不踏实，在我左缠右磨下，丁队长才同意我每天上工地劳动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下午，我随社员们上工地。由于没有工具，便去炮工班学掌钢钎，甩二锤。掌钢钎倒容易，甩二锤要有些功夫才行。高高举起二锤，对准钢钎头用力砸下去要准才行，不然会出事故。

刚开始抡二锤，很少有人给我搭挡掌钢钎，纷纷劝我先将掌钎的基本功练扎实，能经受二捶的冲击，做到心不抖、钎不歪、手不麻、眼不闪。甩二锤力要足、落得准。这些功夫起码练三、五天。

我听从炮工们的劝告，一有空上工地，从掌钎学起。看起来掌钎只坐在地上，似乎很轻松，甩二锤的流着大汗，给人的感觉很累。其实不然，掌钎的人也累，还有受伤的风险，收工后双臂紧绷绷的酸痛。

上工地的第一天，我掌了一下午的钢钎，回到住处吃饭时，碗都揣不起。晚上睡觉只有平躺着睡，偶尔碰着手臂钻心的疼。韩维能向我介绍治这痛的土办法，“用不着吃什么药，咬着牙挺过三天，包你没事。有一点要注意，中间不能停止劳动”。

第二、三天我照样上工地掌钎，强忍手臂的疼痛。第四的一天，手臂真的不痛了，骨肉变得结实。

下一步练打二锤，工地上没人愿为我掌钎，怎么办？我把厨房的二锤提起，到屋边的田坎上，放一小块石头，挥动二锤，对准石头砸下去。先一口气甩三下，后慢慢加码。用这种方式练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我来到工地炮工班，要求甩二锤打炮眼，众人望着我，没人愿为我掌钎。丁队长见状，袖子一挽为我掌钎。我一口气甩了五十多锤，重重砸在钎顶，没一锤砸偏。他放下钢钎说：“这伙二行，脑瓜子灵光。”

从此，我成了炮工班正式“编外炮工”，每天在工地上呆几小时，打炮眼，而且还学会了往炮眼里装炸药、雷管、导火线。

炮工班一天要打20多个炮眼，收工前一小时，班长与我一道从库房里领炸药。他清点数量后在领料清单签字。

炸药用腊纸包成筒状，炸药象锯木粉未一样，先往炮眼里倒进一半炸药，再将插上雷管的导火绳小心的放进炮眼，再倒另一半炸药。离洞口四、五寸时填入干土，用木棍筑紧。导火绳有二尺留在外面。

收工钟声一响，石匠、运土、挖土的人们纷纷离开工地。准备放炮的哨声响彻山沟。“放炮啦！”炮工们四下么喝。

经队长同意，我参加用火点导火绳。每人负责点燃5根导火绳。

放炮前，山沟里出奇的静，时间仿佛凝固。每个点导火绳的人都点燃一根香烟叼在嘴上。

炮工班长四下检查无人后发出指令：“预备，点炮”！

5个点导火绳的人从嘴上拿下香烟，弯下腰用烟头抵在导火绳上。“呼！呼！呼”导火绳冒出灼热端急的烟流，人震时被掩没在青烟中。一下子感觉到紧张、恐惧，拚命依次把导火绳点燃，然后撒腿跑到安全地方。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心跳得咚咚直响。

“轰！轰！轰！”爆炸声在山谷间久久回响。

炮工班长在一旁数着炮声，“一、二、三、四……”听响了多少下，以免留下哑炮伤人。如有哑炮，炮工班长在两分钟后，赶到工地爆破点查明原因，排除险情。今天运气好，20炮全炸响，没一个哑炮，大家高高兴兴回到住处。

水库工地天天在变样，坝基惭惭升高。从老水库背来的土，用石碾压平，成了近20米长、10米宽的土坝。

大队为加快水库建设的进度，同时减轻运土的劳动强度，专门从县农机公司买来5部人力车运土。人力车经改装，装上架子、围板，运的土又多又快，从此队员们不再用背兜背土。

人力车由男队员推，姑娘们与体弱的男队员则挖土上车。工程进度得到明显提高。我空闲时也常到工地拉运土车。人力车停在老堰塘边，挖土的队员往车上装满土，几个人用力将车推出来，到新坝址是一个斜坡，车子可不费力的放下来直抵坝边。两个推车的队员用力将车斗立起倒土，大部分的土倒出去了，剩余的土则由专门的两个人用锄头掏出来。土倒满了一层，挖土、运土、掏土的全部来拉大石碾，将土压实后再倒新的一层土。

基建队自打有了扩音机，能准确知道北京时间。大队又为水库配备了一只闹钟，上、下班时间正规多了。每天出工八小时， 8点钟出工，12点收工，下午2点出工，6点钟收工。丁奉安队长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截钢轨挂在朝工地的屋角，上、下班时间一到，炊事员就敲打钢轨。每天晚上由我根据收音机报时校对闹钟。这在当地几百年依星辰、日月确定上、下班无疑是一个进步。社员们都说是“托了知青的福”。虽然八小时工作制的建议是我向大队提出的，但全靠大队王家柱书记的开明才予以采纳。

下午6点钟收工吃饭后，通常天还未黑，有时间出去走走。同队的知青伙伴王忠富、唐永华因一天的体力劳动不喜欢出去，呆地寐室与人打朴克、吹牛。

基建队驻地屋后的山顶树木成荫，我常独自一人慢慢爬山。这山不大，看起来近，可要足足爬半个多小时才能爬到山顶。站在山顶的巨石上环看四周，视野极为开阔。巍巍群山耸立，夕阳映照山间的田野，很是迷人。站在这里，可看到与六门公社相邻的青龙、大寨、金龙、福申公社。

面对美丽的群山，不禁赞叹她的美，“啊，大巴山”这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我热爱自己的故乡-重庆，也深深的热爱大巴山中的平昌。真挚的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山顶起风，吹动树枝沙沙作响，冬天的风寒冷刺骨。天渐渐暗下来。冬天的夜，没有丁点星光。黑古隆东的。下山时差点摔到路旁的粪坑里。

水库基建队年轻人占了大半，但这里业余生活十分的单调枯燥。饭后姑娘们凑在一起纳鞋底、鞋垫、聊天。小伙子们打扑克吹龙门阵。年岁大些的人就墩在院坝边抽叶子烟，听听广播里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