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和海瑞是代表中华文明的“双子星座”

明朝是个中国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朝代。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官的作用，几乎发挥到极致，大有现代内阁政府的味道。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机器居然能正常运转，说明皇帝几乎蜕变为一种权力象征了。而中国精英阶层的最高理想——“修齐治平”的水平，也在那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居正和海瑞就是这个理想的“双子星座”。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对士人的最高要求。“修齐治平”其实是两个层面：修身与治国——“修身”是指根据儒家标准培育自身的道德素养和能力，属于个人修养层面；然后把个人的德才应用到治理国家上，这是济世层面。这两个层面实际上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知”和“行”。修身相当于“知”的增进，治国显然就是“知”的实践——“行”！

文化革命使海瑞的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因为文革始作俑者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出名的最大原因是他敢骂皇帝！古代官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乃是常识，连“不敬”都是重大罪名，遑论“骂”君！海瑞为什么敢做这种违背常理的事呢？因为他实实在在地信奉了儒家的教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皇帝的行为如果不利于民，不利于社稷，那么批判（俗称“骂”）皇帝在理论上显然是“修齐治平”的必然内容。海瑞的修身已经炉火纯青，能做到生活起居，一言一行，对人对己都不离圣贤教诲。他为人一丝不苟，只问应该不应该，不问结果。比如明朝官员人人都有灰色收入，因为如果光靠俸禄，连温饱都难。所以海瑞在母亲七十岁生日时，买了点肉，居然成了全国官场的爆炸新闻：“海瑞吃肉啦！”可见这位淳安知县的生活之清苦。在他心中，道德丰碑巍然高耸，是非曲折一清二楚，心中无所畏惧，所以他批判皇帝的不良行为，完全顺理成章，是儒家教义的伟大实践，是“君为轻”，“文死谏”的具体落实。海瑞当然不是冲动莽撞，他开骂之前，先遣散家人，并为自己准备好棺材，这是充分理性的行为！——正因为不是冲动，所以我们对海瑞的行为更加肃然起敬！

但是，海瑞所代表的仁人志士，自我修炼基本限于修身层面，没有进入更重要的济世治国层面。他们的“知”仅仅结合于个人的“行”，没有进一步结合于作为政治家的“行”。“修齐治平”的根本目的是治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对政治家而言，修身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为国人造福！有些人把修身手段当作目的，于是历史上经常出现一种令人扼腕的反差：耿直无私，匡正时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道德形象可谓巍然高耸，但盛名之下，却没有与之相付、同样令人仰视的事功！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海瑞的大名，纯粹是因为他恪守圣训、“绝不苟且”的杰出“修身”成果，而不是因为他的治国事功。

修身不是治国的充要条件，两者是必要条件关系。换句话说，修身成功不一定必然导致成功治国。修身与治国之间，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就是获得权力！但如何获得权力，却不是修身的内容。这是另一门与修身无关的学问，而且往往与修身原则相悖。这涉及到个人素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适变”能力，即根据具体环境设计能让自己获得权力的处事方式。

同适变能力相比，“修身”相对简单一些，只需要意志力，不需要分析变通，因为答案都是现成的。但获得权力的途径却没有现成方案，只有一个大原则：设法扫清高升途中的障碍！在仕途上，如果你一味秉承修身原则行事，那么四处碰壁，不待人见，升职艰难，完全是正常的结果，因为修身诉诸道义，而仕途行事却诉诸利益原则。道义与利益是不相容的，所以要获得权力，必须改变修身原则，学会适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而海瑞把修身原则应用于仕途，虽然其道德形象振聋发聩，千古流芳，但却仕途蹇涩，无法获得权力来伸张其可能有的治国雄志。——所以说，海瑞现象的弊端是他始终停留在修身层面。

张居正则完全相反。我们现在之所以知道张居正的大名，是因为他的治国事功！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隋唐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种矛盾，延长了明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积重难返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张居正在道德上却为人诟病，他在这方面跟海瑞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严嵩当政时，对张居正很是称赞；徐阶当政时，同样看重张居正；高拱成首辅后，两人关系也不错。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是张居正仕途顺畅的根本。最终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扳倒高拱，成为了权力最高的首辅。只有到了这一步，张居正才有机会实施他的改革梦，才有机会“治国平天下”。在个人私德上，张居正更是差劲，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汗，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之后，为了保住职位，他和冯保策划，让万历皇帝下达了“夺情”旨意，没有回家守三年孝。据史料，张居正还是一个行贿受贿的高手。

我们不妨想一想：严嵩是公认的权奸，“好人”与之斗争，就像杨继盛，弹劾严嵩，列举严嵩“五奸十大罪”，但结果进监狱的不是严嵩，而是杨继盛。杨继盛在狱中大义凛然，最后被打致死，年四十岁。张居正能得到严嵩赏识，说明他非但没有公开反对严嵩，而且还顺应严嵩的意思行事。高拱当首辅时，张居正位居二辅，但高拱自有自己的施政理念，而且此人刚愎自用，张居正要实现自己的治国方案，必须成为首辅才行，于是他伙同太监搞掉了高拱——张居正收敛锋芒，韬晦几十年，才有可能坐上首辅位置，也只有在这时，历史上这才有了万历新政！他父亲死的时候，改革刚刚走入正轨，如果回家守孝三年，改革势必半途夭折！所以张居正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掌权，不惜让清流骂成“不孝之子”，“孔门叛徒”。

很明显，张居正有损道德的行事方式是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而获得权力是万历改革的必要前提。如果你承认万历改革具有力挽狂澜的重大历史意义，但却否定张居正的行事作派，是不是很可笑呢？——如果张居正的行事作派像海瑞一样，可能早就成了第二个杨继盛，他倡导的改革还会存在吗？

许多历史现象本身就含有悖论，世上没有只有一种意义指向的事物。我们肯定了万历新政，但否定张居正的行事作派，还自诩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是一种极其幼稚的历史观。“精华”与“糟粕”，根本无法分离，而且也是相对的，完全取决于具体之“用”，而不在于事物本身。比如砍骨头的刀，用来砍骨头，自然好用，是“精华”，但用来削铅笔就不好用了，就成了“糟粕”。张居正逢迎严嵩，阴掉高拱的行为，显然不能同那些为了个人狭隘私利而做同类事的人相提并论。

拿海瑞来说，前面说过，海瑞属于停留在修身层面的那类人，对治国而言，这类人肯定没有张居正们有效。但是在历史作用上，海瑞们就比张居正们差吗？一点不差！“修身”原则要求你坚持原则而不问后果，这类人的历史作用有时候堪与日月同辉。我们都知道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他们在涉及民族和事业的气节问题上，充分表现了“修身”原则！明知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换句话说，在民族危亡时刻，张居正们就无用武之地了，而要海瑞们用道德力量来撑起民族的脊梁，在这时，“修身”原则就是中华文明虽历尽浩劫而能延续至今的唯一保证。

海瑞和张居正，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双子星座”。中国要长盛不衰，不仅需要海瑞，也需要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