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平昌的知青岁月(五●米帐事件)

大年十五后，生产队社员开始出工，水库基建队的队员们也从各生产队上山，工地上恢复了昔日的喧闹。知青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同队知青王忠富回到水库时空着双手，让我大惑不解，难道家里没给我悄东西。以我妈的性格，儿子远在平昌，这个春节没回家，天天在家牵挂着，难道.......。

王忠富悄悄将我拉到无人处告诉我：“你妈托我带了些东西，放在生产队了，这里人多，东西少了不经被整。”这小子还算聪明。

开工后我把精力放到伙食管理上，经队长同意，采纳民工的建议，把原八人吃一盆饭，改为单人用称来称饭发。

以前八个人分一盆饭，若有人请假，他那一份会被同桌的人分吃了。

我琢磨着能否象在南山中学读书时，学校食堂打饭用饭卡，用餐没用餐一清二楚，没用餐的月底统计，凭队长批的假条按量退给大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将此想法报告给丁奉安队长，他表示完全同意。

晚上收工吃饭前，丁队长将此方案向大家宣布征求意见，全部举手同意。基建队决定为便于管理，从次月一号开始执行。

我开始制作饭卡，没油印机，用钢笔在牛皮纸上划表格，上面写着姓名、日期，早中晚餐。打饭时，在饭卡上盖我的私章。

每天统计就餐人数，计算下米量。米饭做好开饭时，按1斤米1.8斤饭的比例用称来称给队员。

开饭时厨房所人都忙起来，有时还要丁队长帮忙，我接饭卡盖章，一个炊事员称饭，另一个炊事员往队员的碗里装饭、菜。

几天试行也有问题，煮出的饭有粑有硬。煮软了饭要剩，煮硬了又不够。剩下的饭每顿又以八人一组在分一次。

一个月后有人不满了，煮出的饭粑硬不一，认为我在搞鬼，四队来的丁玉杨吼得最凶，这人在队员中有威信。他向丁队长提出，每天煮饭下米时派一个人监督，丁队长表示同意。

监督办法试行一个长时期后，他又当着全体队员的面向丁队长提出查进出米帐。

丁队长把他的意见向大队作了汇报，王家柱书记专程赶来基建队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什么意见查就查吧！”

基建队丁怀平、丁玉杨、韩维强三人组成粮食清查小组，从第二天开始查帐、盘点。我在旁给予积极的配合。将各队交粮、支出登记薄交给他们。

丁玉杨以前当过会计，对帐较熟，他直接负责对帐目的清理。

丁怀平、韩维强两人负责盘点大米，从大圆桶里把米勺出来用萝筐过称。

整个基建队的用米支出都是我经手，不时回答丁玉杨的提问，他字迹辽草，看起来十分费劲，干脆懒得看了，心想反正你是内行，收进支出这么简单的计算该不会弄错吧。

大米清理两天后结束，清理小组也没找我谈过话，告诉结果。

晚饭后应清理小组的请求召开了基建队大会，会上丁玉杨宣布了清理结果。

“董长贵经手三个月伙食团的米帐，清理结果差1250斤！”全队上下哗然，惊呀的目光齐刷刷的投向我。我也是满头雾水。

丁玉杨转向我质问：“小董，这是怎么回事，1000多斤大米你弄到哪儿去了？你家在重庆肯定背不回去，但问题明摆着，总该向大家作个交待吧！”

面对四十多个队员，八十多双眼睛，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大多数队员对清理结果有疑问，不相信1000多斤大米我背回重庆了。

散会后，人们叁叁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此事。

知青王忠富安慰我：“小董，我相信你，丁玉杨那狗日的再说，老子一会就将他搁平！”

“小王别乱来！”我历声喝住他。

心里直犯糊塗，啷个回事，差这么多大米。我睡在铺上翻来覆去想这个问题，脑子里象过电影似的将三个月的粮食收支情景过了一遍，也不得要领。

与其睡着受折磨，倒不如弄个水落石出，还自己一个清白。当即穿衣下楼，打开保管室的门，点燃煤油灯，将我做的粮食帐拿出，分类、分月按收支两条线，划出表格进行统计。

凌晨5点终于清理出结果，三个月粮食进出收支只差34斤，心里一下子放松。

打开保管室的门，天空已露出鱼肚白，凉凉的晨风扑面而来，吹走一夜的倦意，我佇立在田埂边的崖边上。心情格外高兴！

回到基建队驻地，队员们已起床洗簌。我将自己连夜复查粮食的结果告诉了丁队长，他当即将丁玉杨叫进保管室，关上门两人听我汇报。

丁玉杨还未听我说完就一拍脑壳：“遭了，我直接将谷子将成米了！按规定1斤谷子只能打出7.5两米。各生产队送到基建队的都是谷子，我们收到谷子后还要送到加工房加工成大米再运回来。

早饭时，丁玉杨当着全体队员的面，公布了我清理的结果，基建队三个月粮食支出清理下来只差34斤，并当面向我道歉。一场大米风波平息下去。

一九七六年三月，农村双抢季节来到了，各生产队把秧田平整好，秧苗早一天晚一天插下去直接关系到来年的收成。大队研究决定，水库暂时停工，基建队组成两个青年插秧突击队，分赴1234生产队和567生产队插秧。

丁奉安队长带领第一突击队(由1234队水库基建队员组成）下了山，计划从胜利一队开始插秧。

胜利大队田最多的要数胜利一队，这里的田又大又宽，十几个人在水田边排成行，每人手里拿着一束秧苗。一人插六行。

第一次插秧，知青们感到挺新鲜，赤脚卷上裤腿下到田里，水底的泥挺滑，脚踩在上面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起摇摇晃晃。秧苗捆早早的甩进田里的水面上，便于取用。

我下到水田里，从水面捞起一把秧苗拿到左手，以左腿为支衬点，弯下腰，左手分出小束，右手接过倒退着将秧苗根按入水下的泥里。

插秧的动作显得苯手苯脚，十来分钟后，我们四个知青就被社员们甩在前面，身后留下一行长长的空档。知青插的秧苗，东倒西歪，有几株还飘浮在水面。

秧苗往水里按重了，全部沉入水中，你必须将它提点起来露出来。加上“立场不稳”，前后折腾，满身大汗，腰梭背疼。

农村的活路真的很辛苦，好在人年轻，摸仿的快，几天后插秧的速度总算赶得上社员。知青杜忠惠、胡金秀进步更快，俩人自来到平昌下乡插队，分在一个生产队，就产生了相互间浓浓的竟争意识，凡事拚个输赢，你插了二行秧，我非要超过你插三行秧。典型的四川辣妹子性格。

不久我也能跟上插秧的大队。唯独王忠富例外，高挑清瘦的个头，慢腾腾的往后挪动。

我们也不管他了，直奔第二块水田。任自他在田里“青蜓点水”，反正插多插少一样的工分。

五月的平昌山区，阳光普照，田野一片翠绿。夜晚天空繁星闪烁，传来的阵阵蛙鸣，似合凑着一首首古老的田原曲，多么动听，震憾心扉。

基建队下各生产队支援插秧，伙食不集中，队上的社员回各家吃饭，回水库后再退给大米。知青的伙食由生产队指定一家为我们煮饭，费用生产队承担。

我们第一插秧突击队两天时间就将一队的秧田全部插完，第三天赶往胜利二队。

刘队长分配大家去帮助二组插秧。

三天后，我插秧的慢慢接近了社员。一次下到秧田，凑巧旁边是胡金秀，她手脚灵活，六排绿油油的秧苗在她面前笔直的延伸。我自叹不如，想跟上她插秧的脚步，拚尽全力还是落下阵来。

这块田五人插秧，其他人插完秧上了田坎，胡金秀没上去，而从田里另一边顺着我这行空档倒插着秧回来。有她的帮助，一会儿功夫我这行秧苗就将合拢。

她让我先上去，剩下的空档交给她插完。

杜忠惠、胡金秀与基建队里的女青年相处得十分融洽。摆龙门阵拉家常，亲如姐妹。向她们学会了绣鞋垫。没事时凑在一起飞针走线，要不是衣着有别，真的很难在人堆里找出她俩。

两天时间插完二队秧田，明天前往胜利四队插秧。

家住胜利二队的丁怀秀、丁怀平姐弟俩邀请知青杜忠惠、胡金秀、王忠富和我去她家宵夜。

下午收工，我们知青一行来到二队丁家湾丁怀平家，受到其父母的热烈欢迎。丁怀平为我们打来洗脸水，又递烟给我和王忠富。

下乡到胜利二队好几个月，今天还是第一次到他家，家中四姐弟，丁怀秀是大姐，丁怀平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

屋里显得昏暗，煤油灯光下我环顾了四周，丁怀平家共有三间房屋，一间厨房，两间住房，显得很拥挤。

丁怀平父亲告诉我们，这还是1950年解放后土改时分配的地主房子。年深久远，干燥的土墙脱落下层层浮土。房屋四周种满低婑的小树。山里风大，不会栽种大树，怕风将树吹倒砸垮房屋。丁怀平父亲是个典型的山里农民，他头顶包裹白色头巾，脸上布满绉纹，悄瘦苍白，身体单薄，看上去体弱多病，营养不良，象有五、六十岁的人。他不善言谈，性格内向，在旁边听儿子与知青摆龙门阵，很少搭话。

丁怀平却与其父亲性格相反，机敏善谈，说话口齿清晰，谈古论今一套一套的，极具亲和力。

杜忠惠说话别具风格，语速很快，思路敏捷，性格开朗，说到开心处笑的咯呀咯的，笑声几间屋都听得到。王忠富和我纯碎是个听众。胡金秀也偶尔插上几句，她的声音清脆，很甜。

天已黑尽，桌上的煤油灯火苗，将我们的身影投在墙上摇晃。

“要是有电就好了，”我在心里想。当时连平昌县城都是用柴油机发电照明，何况这穷乡僻壤的六门公社。

晚饭是用面粉做的面块。面块掺着喷香的咸菜，冒着热气揣上桌。一人一大碗，主人再三说明“不够，锅里还有！”

今天插秧很累，早已饿了，我也不讲客气，从丁怀秀手中接过大碗就开整，狼吞虎咽将面块倒进肚子，打了个饱隔，推辞掉主人再来半碗的好意，把空碗送进厨房。

饭后丁怀秀留杜忠惠、胡金秀晚上在她家住，一来天已黑尽，走山路不方便。二来明天就在附近插秧，免得来回走。杜忠惠面露难色，“说好今晚要回去，又没请人照家，单家独户的，东西被偷了麻烦。”

我在旁说：“小杜、小胡看这样行不，今晚我和王忠富去给你们照屋，反正我们那里有唐永华在。”

杜忠惠转过身征求了胡金秀的意见，她点点头。杜忠惠才把她们住房的门钥匙递给我。

丁怀平用一根小竹杆挟着破布，倒上煤油点燃后当作火把交给我。

火把光在漆黑的夜幕中显得格外明亮，看得见五、六步的山路。爬上一队小学后面的山坡，再转过几根田坎就到了一队公猪圈旁的知青屋门前，王忠富在我身后高举火把，掏出杜忠惠交给我的钥匙开了门。

进屋后，点燃灶台上的煤油灯，从水缸勺了两瓢水倒进洗脚盆洗脚。“虚”一股刺骨的凉意袭来传遍全身。

洗脚后，揣着油灯进了里面的卧室。屋里清洁、素雅，一张罩着蚊帐的木床上，两床铺盖叠得整整齐齐，靠床边的小木柜上放着镜子和梳子。

生平第一次到女知青宿舍过夜，格外好奇。在王忠富面前又不好表露。平淡的对他说：“小王早点睡，明天还要插秧。”

我俩上了床各睡一头，迷迷糊糊睡着了。

“砰砰砰”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小杜、小胡，今天啷个还没起床哟！”原来是公猪圈的男饲养员在敲门。

“起来了！”我应声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奔到厨房打开门，饲养员见到我，一下愣在那里，我忙向他解释：“小杜、小胡俩人昨晚在二队丁怀秀家住，委托我和小王帮忙照下屋。

“哦，是这样啊，”他转身离开进了猪圈。

我进屋叫醒王忠富，起床后我将铺盖叠整齐，洗了把脸锁上门，拉上他绕到另一头的公猪圈里，给正在煮猪食的饲养员打了个招呼，就赶回丁家湾，将一队知青屋的门钥匙交还给杜忠惠。

当天上午，水库基建队第一突击队开往胜利四队插秧。四队的人早已把田平整，秧苗备齐。

二十多个队员脱下鞋子，挽起裤腿下到田里。大家有说有笑，你追我敢好不热闹。

“刷刷恻！”绿油油的秧苗排成行整齐的屹立水面。

夕阳西下，满天晚霞。结束了一天的插秧，大家上了田坎，抹去脸上的汗珠，用水洗掉脚上掂的泥。

大队主任韩忠信盛情邀请知青们到他位于四队的家中做客。

到主任家天已黑尽，她妻子也刚收工回来，见到知青十分热情，又是泡茶又是递烟。

胡金秀进厨房帮忙张罗晚饭。

天空布满星星，月亮还末升起，田间不时传来阵阵蛙鸣。忽然动了个念头：“小王，咱俩下去抓点青蛙当菜怎样？”王忠富当即赞同。

从韩主任家中借来手电、布口袋，我俩下山来到田边。

寻着青蛙的叫声一路搜索，王忠富在前面用手电光照着礅在田坎上的青蛙，悄悄走近，扑的往下用手一按，将青蛙逮住，转身递给我装进口袋中。

走了三块田捉了4只青蛙。当走到第四块田时，手电光柱下，一条近一米的蛇盘在路中央，朝我们立起脑袋，口里吐着红红的舌头，相持了二秒。王忠富“哇”的一声尖叫，把蛇吓得赤溜消失在路旁的树林中。

“小董算了，这地方有蛇，我们回去吧？”小王对我说。

我掂了掂手中轻轻的口袋，信心满满的出来，空手回去，有点笑人。当着女知青面已夸下海口请她们吃青蛙。

我横下心一咬牙，从他手中接过手电筒“你走吧，我一个人去抓！”

王忠富走了，我继续拿着手电往前搜索。突然手电光照射到田坎边一只鸣叫的青蛙。它见到光亮停止鸣叫，缩成一团，准备跳跑。我悄悄靠近，猛一伸手按住青蛙，抓起来放进口袋。

沿韩家湾走了八块田，收获不小，掂掂口袋差不多有三斤青蛙了。便向韩主任家走去。

王忠富接过我手中装青蛙的袋子，“耶这么重呀！”他说完提到厨房刮青蛙去了。十多分钟的功夫，他将炒好的青蛙揣上桌，大家也不客气，挟起青蛙肉吃了起来。

当地人从不吃田里的青蛙、黄鳝、鱼鳅，无论知青们怎么劝，韩主任一家都不吃。

王忠富亲自做示范，韩主任才品尝了一只，觉得味道鲜美，但在也不吃第二只。知青们将桌上的青蛙肉连汤一起席卷一空。

晚饭后，知青们留在韩主任家过夜。

主任家较小，只有两间住房，杜忠惠、胡金秀两个知青与主任妻子住一间。韩主任父子俩、王忠富和我四人住另一间，挤在一张床上，好在床铺够宽。

山里的夜很凉爽，屋里蚊子飞来飞去，好在有蚊帐，扎好四周，蚊子就飞不进来。

胜利四队是我们大队最小的一个生产队，田也不多。我们一天半就将秧苗插完。丁奉安队长向大家宣布下午放假，引来一阵欢呼。

我与王忠富商量，生产队刚分给知青10斤糯谷，咱们做下东，请基建队里的知青来搓一顿，王同意了。当即发出向她们发出邀请，杜忠惠、胡金秀爽快答应下来，同时带口信给五队知青李绍平、任君友。

同队的知青唐永华下午没出工，我们将10斤糯谷(包括唐永华的)交给同队的大队黄万华会计，在她家做饭。黄会计家很宽敞，单家独户，位于梁下一个湾里。

他妻子也姓王，与王忠富同姓。乡里人家喜欢认同姓，同一个祖宗彼此感到亲切。

黄会计陪着知青们坐在堂屋聊天，这时五队知青曾祥义也随李绍平、任君友一同来了。他们一来就有点象吃大户的，把我放在桌上的四盒烟抽得精光，糍粑也吃了个饱，席间当着众人的面将王忠富、唐永华和我当哈儿一样，扫血了一通。要不是有大队干部及女知青在场，我几次差点拍桌而起，起身斥责他们。但还是忍住了。

我没开腔，小王、小唐更说不赢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三人不在乎吃我们一顿，而是妒忌邀请了一队两个漂亮的知青。后来杜忠惠、胡金秀对他们的言行表示了强烈不满，三人才央央离去。杜忠惠直言：“早知五队的知青这么酸，就不该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