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年华

懵懂年华

文/刘明文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馆陶一中度过的，回忆起来，有些迷茫，似乎也有些奇趣。

一、文革前的一小段美好回忆

我于1965年9月考入馆陶一中（初中十五级一班），班主任是孙永申老师，任课教师：语文，孙永申，数学是周长智；英语是霍树岭；政治是王振夏；植物是戴庆生。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都是很高的。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的无微不至。啥时候回想起来，总有一中暖暖的感觉。尤其是孙永申老师，他的文言文棒极了，在上课之外，也喜欢和同学们聊天。其中有两首诗（权且叫诗吧）。一首是：终日奔忙只为饥，一朝得食便思衣。值得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起高楼与大厦，房中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出入无轿少马奇。骡马成群田万顷，有财无势怕受欺。六品七品嫌官小，四品五品还嫌低。当朝一品为宰相，朝思暮想要登基......这首诗的题目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叫什么《人心无尽》。另一首好像是说一个墓地，长了一棵向北弯的松树：塚茔一棵松，与众性不同。树皆朝阳长，它却向北生。当时，令我们这些懵懂少年对孙老师的文学功底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轰轰烈烈的初中阶段(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好景不长，正常的初中学习生活不足一年，1966年6月麦假开学（当时学校放农忙假），文化课就停止了。

1、“大轰大嗡”。开学以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文件《十六条》，及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等，自此，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

首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揭发老师的、同事的，甚至有同学之间互相揭发、互相谩骂的。而更多的是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绝大多数是无中生有，生编烂造。前面所说的两首诗，成了孙永申老师的罪状。那《人心没尽》是对贫下中农的污蔑。那《塚茔一棵松》，更是对毛主席的公开背叛。

有一个老师叫李伯刚，不知怎么回事儿，红卫兵硬说他是李鸿章的多少代孙，是什么“美国洋奴”。李老师否认此事，红卫兵：“不承认，就让群众说话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于是用硬纸板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洋奴——李伯刚”。让李老师脖子上挂了这张牌子，逐个教室去问。每到一个教室，李老师就举起牌子问：“我是美国洋奴吗？”；“是”同学们异口同声。就这样，美国洋奴的牌子就戴上了。

如此的民主，岂不是啼笑皆非。事实上，李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们对他并不熟悉，甚至是不认识，何以知之他是“美国洋奴？”试问，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说不是呢？

我们十五级一班东临十四级二班，西面是十五级二班，这三个教室是一排。教室前面十几米远是一个大坑，有两米深，无水。有一天在四级二班开批斗会，批判张孝贤老师，张老师是高中部的物理老师。无论是教学水平、为人处世，都令人十分佩服。堪称一中的物理权威。也不愧为人师表的楷模。在教室前面的坑里，燃着一堆柴火，烤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铁棍。只听四级二班教室里人声鼎沸：“说不说，不说揍他”。也不知让张老师说什么？还有一些稚气的声音说：“烙他——烙他。”这时候我才知道，那烧红的铁棍，是给张老师准备的。顿时，脊背上直冒凉气。吓得躲了起来。后来听说，还真的烙了。

文革后，有人跟张老师说：“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来，并对他进行处理。”张老师说：“嗨！算了吧，孩子终究是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再说了，只要在这里上学，就算是我的学生，做老师的哪能跟学生计较呢？”对于张老师的人品，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肚子里能撑船的，并非只有宰相。

2、破四旧

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运动中，一些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是扒王七（王占元）的坟墓一事。王七的坟墓大概是在今超远小区内，当时是拖拉机站，拖拉机站工人自然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记得王七墓地立有好几块碑，却只有一座坟墓。扒坟的第一步是拉碑，每座石碑大约有三四米高。用钢丝绳拴住石碑，东方红拖拉机一拉，轰然倒塌了，大地为之颤动，尘土四处飞扬，颇为壮观。然后是扒坟。许多人大声提醒：“小心一点，说不定有什么机关、暗器、尸毒”。结果，扒开后，并没有什么机关、暗器。也没有什么毒。其中有好几个墓室。奇怪的是只有中间那个墓室有尸体，那就是王占元，其余的都是空的。不知王七的夫人们哪里去了，奇哉怪也？

王占元是民国前的大军阀，死于1934年，尸体埋了三十余年，却并未腐烂，扒出来后，仍在拖拉机站西南的砖窑坑里，引来众多人们围观，时间长了，也就无人再去理会，据说，后来被一个疯子背走了。背往何处，不得而知。有人说，那疯子是王七亲人所顾，也有的说是王七旧部的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大串联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说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来京参观的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一律有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成了天上掉馅饼、免费大旅游的“全国大串联”。全国各地真真假假的红卫兵，蜂拥而起。有去北京的、有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有去井冈山的......全国各地到处可见串联的大军。

大串联中，我去了北京两次。

第一次是1966年9月，说起来真够晕的。那一天，吃吧午饭，四五个同学正在屋里玩，突发奇想：“咱们去北京吧？”“行，走就走！”几个人居然都没给家长打声招呼，也没带任何东西，甚至在外面晒着的被窝都没收拾，抬脚走人。几个同学，当时也只有十五六岁，只知道坐火车须要去邯郸，邯郸在西面。出校门，一路向西。大约走了四五里路，搭上一辆顺路的货车，到了邯郸。在地委招待所遇到了馆陶一中高中部的几位同学。他们也是要到北京串联的。我们便入了伙。如此这般，共凑了八十多个人，在地委招待处呆了一晚上，第二天便乘火车去了北京。至于车票问题、生活问题，自由高中老大哥张罗解决。一上火车，哎呀，真不是一班的挤呀。走道上、车所里、门边上，到处挤满了人。真正体会了什么叫“无立足之地”。如果把双脚抬起来，身体就不会着地。谁要是胆敢坐下来，那他一定会被踩死。

在北京被安排在农业展览馆。三天后，即1966年9月15日，赶上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具体时间是下午五点十五分至八点十五分。其幸福、激动地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说实话，确实没能看清楚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因为人实在太多，那才真叫人山人海。而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离天安门实在太远了。

第二次去北京串联是1966年11月份。为了表现革命的热情和决心，这次是步行去的。我们这一伙14个人，都是我们十五级一班的。这次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打好背包，带上几双打了皮掌的鞋，在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支取了一些钱和全国通用的粮票，就出发了。一路上有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不用操心。从馆陶到北京，全靠不行。在路上，多次遇到卡车，司机师傅给我们招手：“小将们，辛苦了，上车吧，稍你们一程”“不用了，谢谢师傅！”——真是傻帽。

在冀县接待站，一个小伙子给我们讲：“我们这儿是冀县，过去叫冀州，是三国时姜维的故乡......我们也不知她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那天睡得比较晚。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好像刚刚睡着，忽然有人说天亮了——起床”。睁眼一看，果然窗户纸白了。于是大家赶紧起床。等一切准备好了，才发现天并没有亮，是月光。有的打着啊欠说：再睡一会儿吧？，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既然起床了，就走吧，睡也睡不好了。结果太阳出山时，已走了五十里路，到了衡水。

黎明时分，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十米。北风不大，却有一股子刺骨的寒意，从献县到河间的公路上，行进着14个背负背包的孩子，一路走，一路说笑，还不时响起优雅的歌声。

耿玉珍不知前天吃了什么东西，说了声你们先走吧，就蹲路边麦地里出恭。我们走了一段路，不见他赶上来。有的说不等他了，让他慢慢的赶吧。可一直走到河间，也没见他赶上来。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了。浓雾早就散了，却不知从何时起刮起了北风，并且越刮越大，尘土飞扬。

从河间接待站借了一辆自行车，让王文学回去接他。直到下午六点，他俩才赶到河间。原来耿玉珍转了向，我们向北走，他却向南追，直到大雾消散，路上有了行人，一问之下，才知道犯了方向性错误。其实，王文学骑自行车接他，也并没起多大作用。北风太大，两人一辆车，根本骑不动，耿玉珍悄悄从后座上跳下来，跟在后面。王文学却没有察觉。风稍小一点的时候，车子已经走远了。风太大，追赶不上，喊也喊不应。等王文学发现“丢了人”，耿玉珍已被拉下好远了。

如此一路走下来，虽然苦、虽然累，心情倒是不错，一路上有说有笑，有歌声有风景。也体验了一把战争年代整日徒步行军的滋味。

三、复课闹革命

我于1968年初中毕业，回家呆了一年多，到1969年，上边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组织高中招生，我于9月份考入馆陶一中。开始了高中生活。当时，因为学校刚刚恢复开课，只有我们一个年级。两个班，我是一班，班主任是蒋振雨老师，认课老师分别是：语文，陈子寅；数学，张庆泉；工业基础知识（物理），蒋振雨；农业基础知识（化学），张玉山；政治，孙长友；农知，董秀芳；英语，王玉山；音乐，李树德；体育，郭仲铎。

此时，仍是文革时期。政治气氛十分浓重。既然是复课闹革命，文化课自然是要上的。然而“复课”和“闹革命”的分寸实难把握。老师讲课，束手束脚，心有余悸。过去的教学方法已被批判了。新的方法尚未摸索出来。还有些知识内容没变，却名称变了。例如，楞次定律，变成了电磁惯性定律。一面上课一面还要闹革命。晨读变成了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还时不时地揪斗老师们。批斗完了，在上课。学生对老师的称呼是：老+姓姓氏，老王、老张......不过绝大多数学生还叫老师，只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

再一种“革命”的形式就是挖地道。每个班教室、宿舍里都有地道口。开始是分离的，后来各班挖的地道连接起来，各个教室、宿舍都在地下挖通了。地道大约宽一米，高一点五米左右。上面有两米左右的土层。据说当时学校的地道总长有十几公里。我想有点吹嘘吧。

毛主席“五·七指示”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高中阶段只有一年多，到 1971年1月就毕业了。在这段时间里，既要复课，又要闹革命。老师不敢放手教，学生也不认真学。同时大学又不招生，没有奋斗目标，学到的知识委实有限得很。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正直的老师们在地下，利用一些机会，向我们灌输不少有用的东西，委婉地告诉我们，社会终究会要发展的，知识总会有用的。实际上，我的学习意识，我对知识的渴求，正是在那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其中，蒋振雨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受益终生。谢谢蒋老师！谢谢所有的老师们！

刘明文简历：

刘明文，馆陶县柴堡镇刘村人，1951年生，1965年至1971年，就读于馆陶一中，1978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先后就职于馆陶县一中、馆陶县农中、馆陶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任物理教师。2011年退休。

2017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