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朱之文现象

说点朱之文现象

蔡 怀 森

喜欢听歌，但不精通音乐。喜欢歌唱得好的歌手，但未曾有过尊崇敬仰的感觉。

偶尔听了有个叫着大衣哥朱之文唱的歌，感觉不错，尤其是发生在他身上前前后后的一些故事，感到有点意思，多关注了些，遂有了一些想法。

朱之文是山东省单县朱楼村的一个普通农民，种地，打工，土坯破房，小院，老婆孩子，小鸡小鸭，家庭条件在村中应是偏下。朱之文年少失学，唯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好唱歌且几十年坚持不懈。终于在42岁那年，仍在贫困中苦做的他偶尔一个机会上了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我是大明星”栏目的舞台，展现歌喉而一鸣惊人。经电视台老师及一些有名气的歌唱家真诚举荐，朱之文凭借自己不凡的实力，惊诧国人，成了人们喜欢的明星级人物。当然，朱之文整个生活经济状况也有了极大的变化。

和以往若干名人脱颖而出最大不同的是，这位草根明星伴随着成名成星过程中的各种故事、趣闻也成了人们最大的看点，就连一些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非议也如同火上浇油，愈发旺火。以致细细观察时下的朱之文，实际上已成了一面多棱镜，照出了如今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些状况和现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首先是山东电视台综艺频道的编导和老师。这些年电视台想要办一些深受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要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实际工作中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山东电视台“我是大明星”栏目收视率不断攀高，越来越被人们熟知和喜爱这是事实，但人们不一定都能想到这档节目播出至今所引发的一些社会意义。

看“我是大明星”的歌手选秀，虽没有亲身经历，但完全看得出来，他们海选歌手，没有计划指标，没有户籍要求，不讲文凭学历，不分男女老少，也没有家庭出身、本人成分、社会关系、政历审查，更没有贫富区别，当然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内部协调”，打招呼，写条子，走后门之类的手法，就凭个人才艺出众，人们喜爱程度，即或是评委的拍板定案，也无需研究批准。这就把有可能决定一些人前途命运和具有社会影响的公共事项用简单，公开，透明，民主，自由的方式操作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皆大欢喜。

如今的人们有很多不知道或是忘记了曾经有很长一段年月，在用人，对待人才，选拔人才的一套机制制度上不是这样的。至于埋没了多少人才，误了多少人的前程。天知道。

或许有人会认为：一个近似闹着玩的娱乐节目，值不得这么拔高，乱贴标签。其实不然，正是这些看似热闹，甚至有些乱哄哄的场面：“珍宝玉石，破砖烂瓦”同台展示，“天籁之音，胡吼乱叫”一起共鸣及一些参赛歌手背后的故事、情节正在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一些意识形态，重塑着人们生活的情感世界。再说深刻一些：还给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和谐”，“平等”添了一小点好看的亮色。

朱之文这面多棱镜还无意中照出了长期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小圈子，这就是一部分长期被供养在象牙塔中的歌唱界，一身富贵气息的名流歌唱家们。

朱之文的出现，人们好像知道了一个农民也能唱好歌，能唱好歌的不一定非得要资深名流、专家教授级，罩着光环，享受各种非凡待遇的大师们。这就在乐坛、歌唱界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躁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情节。有些已经很有些名气、地位的歌唱家放下身段，热情诚挚的对朱之文相扶相帮，鼓励指导，给社会，也给自己增添了色彩。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颇有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评委席上对朱之文一脸鄙视，不作任何品评的按下淘汰键。有的名家虽没说出来朱之文唱歌的不足之处，却以“不专业”斥之。一些“大咖”当场拒绝与朱之文同台演唱，让朱之文领略到难堪的滋味。更有一些成就多年的名人惊呼“颠覆了音乐教育”，有“不成体统”之意。还有一位名气颇高，已有些地位的“大家”则更是直言不讳：“不喜欢朱之文这个人”，“非流行音乐，属于炒作，越来越讨厌”。直指朱之文是“农民式的狡猾，装萌卖呆……始终是个农民,谈不上艺术……唱歌唱的是文化,是修养……”。

一个农民歌手，唱唱歌，有各种见解和评说是完全正常的，讨厌朱之文，讨厌“农民式的狡猾”也可以。要看是谁说的，一个有极高地位和名气的歌唱家这样无依无据的直言道出就有些不妥甚至是缺文化，欠修养了。

我们的一些歌手大腕，享受着高级别的官爵和丰厚的物质待遇是可以的，但不要以为自己就高贵了，就有文化，有修养了。也不能一边情深意切的唱着“在那桃花盛开的村庄……”一面告诉人们:哪里是一些装萌卖呆，狡猾的没文化，没修养的农民。更不要以为自己是精神贵族了。贵族是有明确标准和条件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愿向弱作者弯腰，不向权势低头”。就这一条有多少人能做到。

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朱之文是无辜的，他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去触动谁的利益，他至今能想到的无非就是唱大家喜欢的歌，挣点钱，多做些好事、善事。不唱了就回家种地。

其实真正值得关注的倒是一些电视台的选秀节目。特别是山东台“我是大明星”栏目。

人们会想到：农民也能唱好歌，也能成为歌手，也能挣钱，改善生活，给社会带来欢乐而且不要编制，不要纳税人的供养（还能缴税）。

人们会想到：每年花费纳税人的钱财供养着为数不菲的各类文艺团体、音乐艺术院校，供养着多少高级别的官员和专家教授级歌唱家，恐怕还得要一群行政、后勤、跑腿、打杂的体制内人员。

人们会想到唱歌、跳舞的事能不能交给社会去办，交给“我是大明星”去办。一些“星”们长期充当“花瓶”，享受高级别待遇，还挣着外快，有的给社会的付能量甚至超过了正能量。

朱之文的故事中还有他和生他养他、与他朝夕相处的那个村庄、村民的关系。

有情况表明，朱之文出名后，挣了点钱，出于好心为村里修了路，建了一些公用设施，继之而来的是村民纷纷上门借钱，一借再借，借了不还，还有了意见，说了一些让朱之文寒心的话。这些事情经电视台播出引发了很多议论，人们有同情朱之文，指责村民的。

这种事情其实很现实，很平常，也很简单，原本不值得过分渲染和解读。一个农耕社会千百年来一直有“均贫富”，“耕者有其田”，“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理想和信念。近百年来“打土豪，分田地”，“阶级和阶级斗争”。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眼下的一些村民们对自己身边他们心目中的“富豪”，“有钱人”说一些偏颇的，难听一些的心里话是很难避免的。没有动手“打土豪”，“分浮财”就是进步的表现了。我们能听着一些假话、大话、空话，也应该能听得进一些不入耳的，不合情宜的，有牢骚的话。

其实在这些是非面前，朱之文和乡亲们都没有什么错，他们都是质朴实在的农民，只是在不合时宜的场合、时刻，愣头愣脑的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从整个情况看，朱之文要多作一些担当。首先是他打破了现实社会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普遍规则。如今的农村，哪怕是小官小吏、富户、能人第一件事就是离开村庄住进城里，按条件情况不同分别入住大、中、小城市。有谁见过一个农村出来的干部、工作人员，一些富户能人还回到村里的老屋和老婆孩子在一起的，当然必须进城，即使是退休后也是如此。跳出“农”门是有体面的事。

朱之文偏要逆这个潮流，违背这一常识和规律，一面出名挣钱，成了村民心目中的富豪，一面还想守着几亩田地和农家小院，与村民形成反差，这就要有一些付出了，听一些闲言碎语也就在所难免。

再就是做了好事、善事不讨好，不被理解。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肯定朱之文成名，富了以后对村里，对社会所奉献的爱心和贡献，这是很可贵的，也是人们喜爱朱之文的重要方面，这些事以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要做。能帮助乡亲，帮助别人，用朱之文自己的话说“也是一件快乐的事”。问题是做好事，做善事也有个方法和效果的考量。就象唱歌，光有一副好嗓子还不行，还要讲究一些艺术和技巧。朱之文成名，有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后，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安排计划好家庭、子女各方面生活条件的改善，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先村里，县里，再社会。在与本村的关系上，根据条件情况，可建立一项慈善基金，选村中一些德高望重，处事端庄的老人组成理事会，订立章程，全权掌管。村委会监管。朱之文不参与。每年一次开学季，奖励村里学子。年底帮助一些困难户。运作情况每年在一定范围内公布。遇有村民红白喜事，由理事会成员轮流代表朱之文持礼金登门祝贺慰问。基金使用额度根据基金情况按既定章程规定办理（不宜过多，过滥）。基金的续加可由朱之文及村中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户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作任何要求意向的自愿募集。如能坚持若干年，成效彰显，风范卓著，村民可建亭立碑，留芳后世，此乃是对做好事之人最大的回报。

这几年我们看到朱之文在各方面均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但在这个良莠不齐，清浊混流，还有大染缸之说的名利场上能走多远，很难说。倒是山东电视台的老师们应多负一些责任。在朱之文和其他一些草根“明星”们走得很累、很难，有时还不知所措的时候，要多一些关心、爱护和帮助。

朱之文留念家乡的田园、小院，想在村中扎根生活当然是好事，但很难。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乡村的农民，战时把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打江山。和平建设时期，把自己子孙中最优秀的精英、人才通过考学，当兵，提干或只要与体制内沾点边的都送进了城里，就连流淌着汗水耕种的粮食也曾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他们习惯了仰视着主席台上端坐的曾经是自己的儿女子孙，也习惯了向往着住高楼别墅的城里人。尤其是当下富户、能人，甚至稍微象样一些的青年男女都在城里买房安家了。在此生态状况下，村民们已不太习惯与类似朱之文这样的“富家”、“大户”、“名人”为邻了。当这一切成了普遍的思维，一种潮流时，朱之文想成为另类应该是很难的。

朱之文离开朱楼村或许是迟早的事，他会慢慢发现农家小院虽有满满的情趣，但城里的别墅小区也很惬意，而且出行方便，小区的门卫还会替他栏下若干无端的来访者。

我们有可能会在某一天看到一则新闻：“朱之文含泪离开朱楼村，表示会经常回来看望父老乡亲……”.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朱楼村的父老乡亲能留住朱之文。

不论什么样的潮流，定律，还是城镇化的推波助澜，只要还有农村，还有“桃花盛开的村庄”，还有“我的父老乡亲”，“农民老大哥”。就应该有一户或几户象朱之文这样的村民“大户”的存在。这也应该是村庄的一种生态平衡。而这种村庄生态的不平衡已经有很多年头了。我们的电视台应多关注一些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

希望经常听到朱之文的歌声，更希望听到朱之文和他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和谐，亲密相处的消息、报道。

2017年 11月 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