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真善美，“碰硬”为苍生

算起来我加入北京市杂文学会近四年了，并且有幸参加了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年会，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批为国为民，敢于“碰硬”，胸怀坦荡，乐于奉献的杂文家。李庚辰会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朴实无华，刚正不阿，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不仅令我敬仰，更激起我采写他的强烈愿望。然而，李会长为人低调而谦虚，虽经多次邀约，却总是婉言推辞，一再强调杂文界比他强的人有很多很多，比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等， 要写就写他们。无奈之下，我只好采取迂回战术，从采访熟悉他的人入手，同时从过往评论他的文章和已见报刊的文字中“各取所需”“借花献佛”，目的无非是弘扬正气，推崇榜样。如此“兼收并蓄”，如此“积进采写”。孟浪冒昧之处，尚乞李会长和读者见谅。

砥砺进取，成就斐然

李会长是从1971年开始，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开始拿起杂文武器的，并一发不止，写出大量振聋发聩之作，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其作品先后汇集为《探世集》、《直言集》、《做人与做戏》、《劝善惩恶集》、《忧喜集》、《笑的乱弹》、《爱国主义纵横谈》、《人际学格言》、《交友之道》、《杂文写作琐谈》、《李庚辰杂文选》、《当代杂文选粹——李庚辰之卷》、《前车鉴》（合集）《中国杂文百部•李庚辰集》等十多部。其中，《待人处事之道》获1988年全国图书评奖“金钥匙”奖（最高奖），《爱的“关系学”》获第二届全国图书评奖（社科）二等奖，另有《“酌情处理”种种》、《慈禧太后遇知音》数十篇杂文作品获全国性评奖一、二等奖，此外有数十篇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和其他全国性作品选。除此之外，李会长在研究战争史的基础上，写出了历史专著《魔性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内幕》，颇有学术价值。他以鲜明的创作风格和突出的创作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有影响的杂文家。早在1994年12月，杂文界和新闻出版界就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李庚辰杂文创作研讨会”。文学界和各界著名人士对其思想、文风和杂文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性格耿介，爱憎分明”，“不媚流俗，不畏权势”，“正气凛然，正道直行”。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敢于直言，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直击要害”。同时惩恶与劝善并举，祛邪与扶正并成。“言近旨远，外朴内珍；可口循俗，诱人以善”，公认其杂文“烛幽洞微，文采照人，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哲理性。”……当看到李会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持之以恒，为弊绝风清，为社会进步，写出了那么多振聋发聩、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并多次获奖，令我辈不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叹。他的作品，正气凛然，傲骨嶙峋，既有金戈铁马，又有悲悯心肠，读来不由击节称叹。

李会长的杂文特点鲜明，概括言之，一如下述：

（一）尖锐泼辣，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他个性耿介，爱憎分明，以杂文扶正祛邪，让“不是东西”者难以舒服；让正直忠厚的人拍手称快。他敢于直言，尖锐泼辣，行文鲜明直率地阐述是非爱憎，真挚热诚的讴歌光明正义，对腐朽邪恶毫不留情。直言善恶是李会长为文的一贯追求。他说：“一个合格的杂文作者，首先必须是坚持真理，坚持真理就必须旗帜鲜明，模棱两可顾忌多端，写不出好杂文；为名为利也写不出好杂文。杂文需要硬笔，人也要有点硬气、骨气，文章才有脊梁。”寥寥数语，既说出了他的为文之道，也说出了他的为人之道。这是杂文应有的品格，也是杂文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他在杂文中对“拍马六技”——揣、喂、舔、拂、磨、助的无情解剖；对“做官诀窍”——跟、推、滑、巧的深刻揭露；对“流氓三术”——诈骗术、泼污术、吓人术的精辟概括；对吃喝风的深入探究；对“请示学”的发凡；对“检查团”的检查；对“酌情处理”的分析；对“贪官短命”的质疑，无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其思想之敏锐，笔锋之犀利，令人叹服。

(二)广征博引，突出深刻的说理性。他以为杂文是围绕论题，说明论点的。故而他的杂文时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引用不同类型但却都能说明同一论点的杂材料。这些杂材料，往往能体现作者的知识广博，学养丰富，论据充分。其实，哪怕是百字的杂文，也往往需要雄厚的知识作基础。正所谓“风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没有渊博的多方面的知识来支持，是很难写出丰厚隽永的杂文的。因此，他常常依托渊博的文史和社会知识，谈古论今，洞幽烛微，使短小的杂文显得丰厚而充实，具有深刻的说理性与哲理性，让人读后欲罢不能……比如，在《武侯祠•医圣祠•张衡墓》一文中，他从古代三位名人身后不同际遇发出感慨：诸葛亮官拜丞相，于是岗以人名，地以官贵，当年秋风可破的蜗居茅庐，经建祠筑苑，起房垒土，日益宏伟起来，殿宇亭台，雕梁画栋，好不气派；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救治了不少人命，故而也得到后人立祠纪念；张衡虽创制了浑天仪、地动仪等多种天文地理观测仪器，开辟了古代地震学研究的新纪元，但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家、知识分子，死后被葬在农田一隅。作者剖骨析髓，批判了中华民族落后守旧的心理定势：看重的是官势权位，轻视的却是科学文化。再如《王安石的度量》《吴起的悲剧》、《孟子的用人观》、《诸葛亮也曾嫉才》、《李林甫“打内堂”》、《苏轼吃野菜》、《陈后主禁佛与朱元璋执法》等等杂文中，李会长无不引经据典，谈论风生，深入浅出地阐明道理，触类旁通的开拓思路，读来充满意趣，令人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注重运用讽刺的手法。李会长的杂文中常见讽刺的手法。他总是抓准针砭对象的特点，加以艺术夸张，突显其可笑、可鄙、甚至可恶之处，从而达到强烈的否定效果。如《答古月问》，针对古月走穴后的诡辩：“我是特型演员，但我首先是演员，我也付出了创造与劳动。我不是毛主席，别人要高价，我为何不能要钱？”作者故意说：“不错，你那创造和劳动多复杂、多困难、多艰苦、多劳累呀，你上台前得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上台时得挪动脚步，挺直腰板；出场后得鼻孔出气，嘴巴开合；还得抬起小臂，伸出巨掌，左顾右盼，挥手致意；又得捏腔拿调，抑扬顿挫地说上几句湖南话；装出笑容可掬的伟人状，这要劳动每根神经、每条血管、每个细胞，是容易的吗？”这种活灵活现的描述和剖析，让对方哭笑不得。既切肤入骨，又形神毕现。

再如《卢奇的狗》一文。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卢奇养的狗咬了一个叫潘凤亮的人，卢奇却不认账，为此闹到法庭。证据确凿，卢奇败诉，被罚赔款1000元。可他到了广州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又翻了案，说他的狗根本没咬过潘凤亮，“他看到狗的主人是我才来告的，损害了我的名誉。”卢奇已经输了官司还硬说他的狗没咬过人，道理何在呢？他的“道理”是说，因为“我的狗在部队经过严格训练”。

李会长通过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确信潘凤亮是被卢奇的狗咬了之后，就欲擒故纵，先“批评”潘凤亮说：“你哪有那么大胆子，竟敢和扮演过领袖的卢奇过招儿？人家可是有‘领袖风采’的大人物呀，能是你小百姓好惹的？你不是自讨苦吃吗！”然后话锋一转，骂起“狗”来：“看起来，一切全怪卢奇的狗。这个狗东西，主人精心喂养你、培养你，让你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还让你‘经过严格训练’，你却如此不作脸，不争气，居然狗仗人势，平白无故胡乱咬人。你以为你一条狗住进小区就高人一等，普通百姓就可以随便咬，随便欺负吗？你以为你是大人物的狗就可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吗？”通篇文章，句句一语双关，连讽带刺，明面调侃，暗藏杀机。让当事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李会长说：“大凡严肃的杂文家，只有公战，没有私斗。杂文的讽刺不是冷嘲，杂文的批评决非辱骂。辱骂不是战斗，也不会令人信服。”他的杂文充分运用讽刺艺术，把生活的表象撕破，指出“麒麟皮下的马脚”，让人在捧腹之余，悟出哲理，加深印象……品味李会长杂文的讽刺艺术，我看到了一个睿智老人的从容与大气，机巧与威严。那斑斓的文采里，蕴涵了多少知识和力量，熔铸了多少对人民的爱和对残民丑类的蔑视甚至恨！

环境造人，凝聚智慧

若论李会长的智慧从何而来，因何会有如此爱憎分明的立场？这得从他的出身、工作等环境说起。

他出生于河南社旗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就吃得苦，各种农活都会干。从父母身上继承了善良、正义的基因。他小时候话语不多，从不惹事，但也不受欺负。街坊邻居都夸他懂事、德行好。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架是在11岁时，同伴中有个“两头捣”，喜说瞎话，挑是非，然后在一旁看热闹。那天，一群孩子在村头玩耍，突然这孩子对另一个大的孩子说：“庚辰骂你了。”对这种搬弄是非的行为，他非常恼火。听这无中生有的当面诬陷，他怒不可遏。尽管那孩子比他大三岁，长得又高大，但嫉恶如仇的火气，令他骤来神勇，竟然冲上前去，二话不说，猛挥手臂，用尽全力给了那个孩子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得他口鼻流血，却不敢还手。一帮孩子见状都傻了，谁也没想到他竟有这种暴脾气，居然敢拼敢打。从此，小伙伴中再没人敢拨弄是非了。从这些可看出：人的智慧与正义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从小养成，包含许多因子在内。至于知识，要靠自己日后的努力，不断学习积累…… 李会长1958年参加政府工作，1962年应征入伍，服务于空降军部队。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他刻苦努力，积极锻炼成长，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秘书。在战备训练、大比武和抗洪抢险中他奋不顾身，成绩突出，多次立功受奖。在一次空降比武中，他意外受伤，有些弹片仍在身上，导致迄今走路困难。1967年他由空降部队调到武汉军区空军宣传部任新闻干事，同年调空军报社任编辑。1977年调到解放军报编辑部，在近50年的新闻和文学工作中，其文字涉猎非常广泛，有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闻、通讯、评论等，其中不乏影响广泛的佳作，如《迫害狂江青》被全国报刊广泛转载，并被选入《全国优秀通讯作品选》等。其杂文更是优质高产，佳作迭出，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除了自身的创作成就，他主编的军报杂文专栏《长征论坛》一直导向正、品位高，在读者中受到广受好评，并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宣部领导多次表扬，在全国报刊副刊作品评奖中连续获奖。在副刊文章首次参评全国新闻奖时（1998年）即获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主编的《并非闲话》也深受读者欢迎；其理论专著《杂文写作琐谈》作为杂文写作的必读教材，在全国范围被广泛采用。他在担任杂文刊授学院导师期间，以极大的热情为军内外培养出一批当今创作活跃的杂文作家。李会长提挈后进，为国育才，高风亮节，令人钦敬！

勤俭节约，永葆本色

李会长以自己的思想及学术成就，确定了在全国杂文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他的简介被收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著作家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名列《中华文学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杂文史》等。在军队享受正军级生活待遇，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中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名誉会长。如此身份、地位和待遇，他却始终保持农民儿子的本色，从不骄奢，也不允家人浪费。他的小外孙女上小学五年级时，写了篇作文《艰苦朴素的姥爷》，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我的姥爷，浓黑的眉毛下面，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显得很精神，很可爱。他是位老军人，经常穿一身旧军装，家里新衣服很多，他就是不穿。姥姥和妈妈都给他买了漂亮的新皮鞋，他也不穿。姥姥劝他把皱巴巴的旧鞋扔掉，他怎么也舍不得。记得前天姥爷家很热闹，妈妈和姥姥做了好多好吃的菜，可惜每个菜都没吃完。听说妈妈要倒掉，姥爷连忙摆手‘别倒，别倒！明天还可以吃，千万别倒！’姥爷从不浪费一粒米，一分钱，姥爷真是个艰苦朴素的人。别人说他是著名杂文家，又是高级军官，我看一点都不像，就像一个老农民。 ” 童言无忌，童真可爱。李会长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不忘根本。

惩恶劝善，磊落光明

更让人们敬仰的是，李会长秉持杂文要惩恶劝善、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理念。以不怕鬼、不信邪、讲真话、敢碰硬的气度，为国、为民敢于担当。在写作实践中，也曾不避风险，在太岁头上动土，批评过几个“大人物”，被人褒贬为“傻瓜李庚辰，竟敢捋虎须。”这里记录李会长几件事，与读者共勉。

（一）斗胆“说胆”。 1981年，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位主席还在台上时，不顾当时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大把花钱引进宝钢那样的整套设备，说是 “胆子要大一点”。李会长针锋相对，写了杂文《说“胆”》，辨析称：办事要考虑国力民情，量力而行，有多大的荷叶包多大的粽子，不能异想天开，麻雀吃蚕豆，傻大胆。事后听说，邓小平也有微词，说那是“洋跃进”。

（二）调侃李鹏。1988年，李鹏当总理期间，发生了通货膨胀。菜价贵得出奇，百姓吃不起，颇有怨言。在记者会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李鹏未作正面回答，却说“我也吃菜”，意思是他很了解民情。大家听了面面相觑，不大满意，李会长就写了篇《从总理“也吃菜”说起》的杂文，调侃说：“你吃菜跟老百姓吃菜是不一样的，你有特供点，你吃的是好菜，是新鲜菜，又便宜，说不定还不要钱呢”，李会长由此指出“光是凭‘也吃菜’有时候会感受不大，做出错误的决策。”这篇杂文发表于当年5月7日的《团结报》。今天重读这篇杂文，仍然不无感慨，不是感慨李鹏听言大度，而是感慨那时团结报的宽松尺度！

（三）搬掉“空椅子”事件。事出某上级机关通知下属出版社，要调来一位连级干部。出版社不敢怠慢，给腾出一间办公室，放上一套桌椅。但时过半年，这个干部没报道，椅子始终是空的。这时，上级又让越级提拔他为副团职。于是，就产生了杂文《搬掉“空椅子”》，该文以此为据，就事论理，批评特权，得到读者的好评。谁知惹下麻烦了，居然事关“天庭”，被认为影射某中央领导。上级派来七人调查组，查背景、查图谋，弄得人心惶惶。面临这阵势，李会长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还据理力争，斥责人家“霸道”、“丑陋”。质问调查组，批评封建特权，何罪之有？还明目张胆要人家“趁早回去”，“别再丢人现眼”。把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说“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人，但我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诉诸全国舆论，让世人评说是非！”当时报社上下齐心，共同抵制调查。调查组最终没榨出什么油水，只好悄悄走人。

（四）漫画事件。1979年，当时的总政主任点名让李会长写篇批评一幅漫画的杂文。副社长传达首长意思后，他专门找来报纸看了一下。漫画上一个官员坐在轿子里，两个人抬，轿上面一个横幅写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面是一条河，河水已经漫到轿夫的下巴，官员还挥手指着河水更深的地方，叫继续往前走。显然，漫画是批评官僚主义的。那位主任却说是反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让他按这个意思去写。李会长认为牛头不对马嘴，就顶着不写。据说，后来主任在总政干部会上讲，解放军报有个师职干部，我让他写篇文章都不写，这怎么行啊！副社长劝说还是写一下吧，李会长坚持说要写只能批官僚主义，他说的不能写。这就是李会长的原则：写杂文要独立思考，不受别人指使。写出来文章，要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批评者负责、对真理和正义负责！

（五）“匿名信”事件。1986年，在谈到“匿名信”的问题时，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说匿名信可以付之一炬，看都不用看。这话传出来之后，一些新闻媒体便接连发表反对匿名信的言论。眼见舆论一边倒，李会长独树一帜，写出杂文《且慢“付之一炬”》，发表在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见报时夜班将题目改成《对“匿名信”要一分为二》）目标很清楚，就是对着他。文中说问题不在于是匿名还是署名，关键在于是否事实。老百姓为何写匿名信呀？民主机制不健全，怕打击报复，这是自我保护！“如果把这视为大逆不道而来个‘付之一炬’，痛快倒是极痛快，却冷了无权无势又无告的‘小民’之心”。最后，李会长亮出观点：“我主张光明正大地向上级反映问题，不必隐匿姓名，但作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也应该采取严肃负责的审慎态度，不可将匿名信一概否定，更不可‘付之一炬’”！ 文章见报后，亲友和家人都为他捏把汗，认为他要大祸临头。因矛头直指他的上司的顶头大上司。万幸的是有惊无险。也许是文章的度把握得好，也许是“大人物”不愿计较。据说：那位领导后来看到一份调查报告说，告破的案子中超过50%来自匿名信，他的话说过头了。调查结论证明，李会长的文章是对的。虽顶着风险，但为民请命，值！

（六）“大胆与小心”的问题。24年前，李会长编发过一篇文章《生活路上要小心》，说的是改革开放后诱惑很多，各种陷阱都有，要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比如，在马路上要看红绿灯，到林区要小心失火等等。碰巧，文章见报头一天，邓小平有个讲话，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某总部首长看到这个谈“小心”的文章后，也不认真研读分析，就把军报总编叫去，质问：“你们什么意思，跟邓主席对着干？”总编吓得回来写了检讨。李会长却不以为然，说为什么要检讨？这是两码事嘛！他说了胆大就不能说小心了？接着就又写了篇杂文《多一点辩证法》，针锋相对论证了大胆与小心的辩证关系。当时军报不敢发，李会长就寄给了北京市委机关刊物《阵地》。该刊在1992年第四期发表后，这位首长的秘书专门给李会长打电话说，文章他看到了，传达什么意思，自不待言。

常言道：写杂文要有点“敢与魔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分寸”，“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李会长身体力行，也确实用杂文“拉下”过几位高官。比如化工部有个副部长，是造反派起家的，没有被及时清理出来，李会长获悉此事，写文章点名批评他，结果他被免职了。又如，原某军区一位部长，儿子胡作非为，他却不顾舆论谴责，安排儿子到部队任职，李会长闻讯写杂文直言批评他，引起高层重视，将他撤职。还有个“大区副”级的人物飞扬跋扈，压制人才，李会长在报刊上连写几篇杂文批评他，引起他的上级重视。此人被免职后郁郁寡欢，后因癌症去世。人们说是李会长的杂文把他气的，李会长则说，我可没有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本事，但是，让有问题的人“小不舒服”倒是可能的。杂文家李成年就此断言：“没有点胆量和真知是不敢、也不会写出这种担风险的文章的”。

啊！亲爱的读者诸君，当您读着这一桩桩、一件件充满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民请命，不惧权势，禀忠体国，光明磊落，勇能于担当的杂文家的所作所为，能不为他的赤胆忠心、无私无畏所感动么？李会长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写杂文不仅要关注民生，还要监督上层，因为他们的决策，直接影响着百姓的安危。人们常说要继承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李会长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厚道大气，拒绝回报

熟悉李会长的人都知道，他性情耿介，嫉恶如仇；心地善良，扶危济困。用他的话说，叫作“只做好事，不干坏事”。此处略举几例：

（一）不让弱女受辱。河南一个女孩，中学时与同学同居，私定终生。后来男孩当兵提干后，抛弃女孩，还把女孩弄得精神失常。不知听谁说军报有个名叫李庚辰的河南老乡，行侠仗义，她就慕名给李老写了封信。信中讲男孩变心。从上军校开始，他认为自己以后要提干，不会再回农村了，于是提出解除关系。女孩不同意，到军校找他。男孩怕在军校闹起来，就又与她同居了，以此哄骗，稳住女孩。毕业后，男孩认为提了干，就进了保险箱，又要甩这姑娘。女孩找男孩领导反映未果。他这领导也不是东西，不仅不解决问题，还嘲笑女孩，进行人格侮辱。女孩绝望了，决定玉石俱焚。从来信看这男孩就是个流氓无赖，李会长决定管管这事。他找到男孩的上级领导，他们立即派人调查，结果证明女孩说的完全属实。最后撤销了男孩的干部资格，按战士复员处理。女孩感激得不得了，写信要给他做干女儿。他婉言拒绝了。问题解决了，女孩病也好了，还当了兵，后来复员到一个邮电所工作。

（二）不让英雄流泪。1990年一天早晨，李会长正准备上班，听到有人敲门，来者自我介绍说，他叫姜燕洲，八一跳伞队教练员，多次获全国及世界比赛冠军。因向上级反映单位问题，遭到打击报复。有人硬让他转业，多次申诉均未得到解决。无奈中来到解放军报社，要求登报，予以澄清。交谈中，这位彪虎大汉说到伤心处，竟声泪俱下，以至泣不成声。证实他确实受委屈后，正义感、同情心和一位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心，促使着善良的李老决定帮助他。他通过一系列工作，使得问题圆满解决，后来姜燕洲被安排到空降15军当了研究员，临到湖北上任，他来电致谢。热心的李会长又给15军当首长的战友去电，说姜是位好同志，经历很多磨难，一定要安排好。姜到任后玩命工作，立功授奖，后在一次跳伞时，因故壮烈牺牲。李会长得知非常惋惜，连夜赶写出《一个“受伤”的战士》，发表在1994年2月1日解放军报上，痛悼心灵受伤的英雄，痛斥狭嫌整他的那些小人……

（三）不容征兵腐败。前些年征兵期间，李会长家乡有人打来电话说，他要去当兵，带兵的却向他要钱，问给不给？李会长对这种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能给，他这是违犯纪律！随即查到那个带兵人的电话，向其提出警告。可那人利令智昏，阳奉阴违，并不收手。李会长见不得这种两面派，当即就给他所在部队的首长打电话，要求认真处理。这个接兵人一回去，领导就找他谈话。这下他知道麻烦了，急忙给李会长打电话，说什么首长啊，你救救我呀，我这正连级，马上就提副营，该带家属了，我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要是处理我，我这辈子就毁了。李会长原则问题不含糊，明确告诉他说，小伙子，我事先警告过你没有？给你讲的很清楚，你不听啊。这个事情对你是个教训，要不然你转业到地方，还会干坏事，继续祸害老百姓，这次教训你一下，今后你可能会走正道。我不能帮你讲这个情。他痛哭流涕，悔之晚矣！

（四）不让作者失望。李会长在编辑工作中始终把发现人才，培养作者，帮助提携作者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山西有个杂文家叫秦耕，原来在部队当兵，写了一些稿子，未被采用，后来他慕名给李会长写了一封信，请李会长看看他的作品，看他是不是写杂文这块料，如果不是，就跟他直说，从此就金盆洗手再也不写了。李会长看后，觉得写得不是很好，但题目选得好，叫《胆子 步子 路子》，于是就帮他改，改得稿纸一片红，然后又手抄一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当时部队作者上解放军报是很难的，秦耕深受鼓舞，从此一发不止，后来还当了宣传股长。大裁军那年他要转业，又给李会长打电话说，他家在咸阳，想进西安市，问能不能帮助他。李会长在西安也无熟人，但听他一个朋友老常说过，他的一个战友在陕西出版社当社长，我就请老常帮这个忙。秦耕如愿转业到了西安市，后来还当了《法制周报》的副主编，成了陕西省杂文学会的副会长。直到这时，李会长始终未见过秦耕一面，更没喝过他一口水，没抽过他一支烟。

李会长帮人完全出于无私，绝对不要回报。一次给老部队一个干部帮忙办事，他暗中送李会长一捆钱，走后被发现。还没等他回到部队，钱已经寄回去了。再如一个老乡要李会长帮忙调个单位，来到家里时硬要塞钱，李会长就火了，说：“你把我看扁了，你要给钱我就不管了。”他感动得哭起来。……

听到“不让弱女受辱”、“不让英雄流泪”、“不容征兵腐败”、“不让作者失望”……等等故事，每个故事都让我深受感动。啊！李会长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真的难以尽述！那一个个嫉恶如仇的义举，那一个个助人为乐的善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正大写的好人！

人们常说的文品体现人品，人品彰显人格。李庚辰会长毕生以笔作刀枪，惩恶劝善，扶正祛邪，崇尚真善美，“碰硬”为苍生，无疑是杂文界，乃至文艺界同仁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