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红》说起（上）
从《东方红》说起（上）
我现在所住的那栋高达百米的塔楼距离三江边上不过两三百米，距离最近的葛洲坝公园也就在千米之内，没什么事的时候可以信步踱去。那里没有儿童公园的喧哗，没有滨江公园的狭窄，没有东山公园的冷清，却有着同样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有着不一样的远动场和休闲的人群。偶尔会从一座被绿荫掩饰着的花架深处传来一个中气很足的男高音的歌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首《东方红》曾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红遍全国的一首红歌，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被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抢去一时的风头之外，《东方红》在神州大地绝对可以称作是“红色经典”之冠。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因此得以恭逢其盛，不仅知道这首歌的来历，也知道这首歌的意义；不仅自己曾经放声引吭高歌，也亲身体验过上万人站在铁路坝广场（今天的夷陵广场）同声演唱这首圣歌的雄伟气势。
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到了启蒙阶段，已经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的年月，可是我所受的小学语文教育依然还是从“大小多少、上下来去、山石田土”开始的，没有任何政治色彩；那个时候，对新中国的认识不过就是知道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对伟大领袖的崇拜不过也就是会唱那首朗朗上口的《东方红》。
到了“红旗漫卷西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经过了那场被一派认为是“继续革命”而另一派认为是“十年浩劫”的火红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在当时的副统帅的鼓吹、开国总理的推波助澜和亿万人民的热烈拥护下，随着毛泽东一步步走上神坛，随着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崇拜日益高涨，《东方红》这首歌的地位就变得如日中天了。
《东方红》作为一首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的歌曲，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其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随着解放以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加深，该曲的政治意义也就显得更加特殊，逐渐成为崇拜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标志。文革期间，因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田汉被“打倒”，《东方红》在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位置，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某种官方性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个时候，每天清晨六时，北京火车站上方的子母钟的“电脉冲”就会演奏悠扬而又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时至今日，即使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长沙火车站在报时的时候，依然还是用的是编钟演奏并的《东方红》开头的四小节；那个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各地新闻联播》节目的开始曲就是用的《东方红》，即使早就悄悄改为了《歌唱祖国》，可是据说目前还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仍然使用《东方红》作为调谐信号。
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睁开眼睛就能听见广播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那个令人难忘的火红年代里，人们的热情高涨，无论是工农兵学商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就会化成一张张喜报，一张张号外；就会化成聚会的人群、游行的队伍；就会化成一阵阵爆竹声，一阵阵锣鼓声；就会被说成是“向毛主席报喜”，然后化成所有的人唱一曲《东方红》……
据报道，在那场1979年对越作战以后，我军和越军在中越边境曾经长期对峙，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方的广播总是怒斥对方背信弃义，想成为一方霸主，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而越方的广播却总是广播《东方红》、《越南中国》，其用意不言而明。据报道，古巴的那位菲德尔 卡斯特罗在极为罕见的会见中国到访的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依然会字正腔圆的用中文唱出《东方红》，要么是对往事的回忆，要么是对现实的点评，反正是有些不顾来访者的感受。
《东方红》是一首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可谓浩如烟海，仅类别便有四季歌、五更调、揽工调、榆林小曲、陕北套曲、信天游等多种，各以不同的方式反映陕北这个西北高原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人们在历史沧桑变幻中的喜怒哀乐，其中又以反映爱情和婚姻为主的信天游最具有代表性，也就形成了如今谈到陕北民歌就会想起信天游一样。
陕北民歌有很多都属于信天游的范畴，自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那一时期的民歌都因为作者的亲身经历，是自己强烈感受到的东西，抒发的也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因此，信天游就显得真实、强烈、自然和质朴明快。比如1943年，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劳动英雄孙万福见到毛主席以后激动万分，就创作出著名的信天游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万丈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东方红》的起源最早于信天游里面的一首情歌《芝麻油》。其歌词大意是：“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菜心红，麻油香，豆角抽筋水汪汪，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三哥哥扁担粗又长”。不得不指出，当时的陕北民歌内容都很黄，暗喻比比皆是，就拿这首《芝麻油》来说，“白菜心”、“芝麻油”都是有所指的，而那个“豆角抽筋水汪汪”更是直接说的男女之间的那点事，也就是说的是一个发了情的女人想起了三哥哥的“扁担粗又长”，不说也罢。
《芝麻油》的第一次被改变是1938年，抗战爆发，在陕北的诗人安波将《芝麻油》填了新词，就变成了《白马调》。《白马调》又称《骑白马》或《骑白马，跨洋枪》，其版本一唱的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个八路军粮。有心回家眊姑娘，打日本就顾不上。荞麦皮，落在地。 娶的个老婆不如妹妹你，把她卖了个活人情，咱们二人打伙计。煤油灯，不接风，香油炒的个白菜心，红豆角角抽了筋，小妹子你坏了心。骑红马，跑沙滩，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个瓣瓣蒜，亲的哥哥离不转。”
其版本二唱的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黑哟，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并抖起来呼儿黑哟，家里留下小妹妹。”
其版本三唱的是：“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三八枪，没盖盖，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
从以上的三个《白马调》的歌词来看，都加入了八路军、抗战的元素，也加入了类似“骑白马，挎洋枪”、“打日本就顾不上”、“待到那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的激扬文字，与《芝麻油》相比，《白马调》因为与“抗日”等重大主题联系了起来，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层次。尤其是最后一句：“一人一个女学生”。这句精彩的歌词可谓是画龙点睛，生龙活现的刻画出当时陕北民众参加抗日的心情，非常真实、朴素和可信。
不过《白马调》还是没有脱出爱情题材的束缚，这在当年流行的一些歌曲中很常见，也说得很直爽，毕竟那些陕北农民想的就是保家，那个时候还谈不上卫国，有资料表明，国人对国家的概念一直很模糊，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同样如此。前有西藏闹事，再有新疆造反，现在又出了港人借着港首普选大做文章，还有各省明里暗里的地方保护，正是最好的注解。
如果说《东方红》由《芝麻油》发展到《骑白马》的第一次“变脸”尚没有洗却其中原来的那股似乎有些轻佻的爱情和暧昧的腔调、浓厚的野性十足的草根色彩的话，那么，从它的第二次“变脸”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的“莽汉气息”，除了保留信天游的高亢腔调之外，也就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冠冕堂皇的王者之气、英雄本色和领袖风度。
关于《东方红》诞生的版本有好几个，现在公认的一种说法是《东方红》取自陕北民歌，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在抗战时期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将《芝麻油》演变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民歌《骑白马·挂洋枪》。随后，由李锦旗再次填词将其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和李增正叔侄传唱出来，而其中李有源是这首歌的重要传唱人。
李锦旗，是陕西葭县黑水坑村人，1941年毕业于延安边区师范学校，后回到葭县通镇完小任语文教员，兼任音乐教员。《东方红》的前身《移民歌》就是他在1943年上半年编写的。据李锦旗生前回忆：他当时写的是三段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嗨呀！哪里人民得解放。八路军在前方，辛辛苦苦打东洋，和那友军比起来，呼嗨呀！他们还是辛苦得大。”后来又加上了两段：“红色军，爱人民，武装斗争称英雄，为了解放全中国，呼嗨呀！处处想着灭敌人。红太阳，革命的人，马列主义放光芒，她的思想指方向，呼嗨呀！照得人民亮堂堂。”
他说，他的词写完后，经过校领导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看过，都认为很好，希望能配个曲子给学生们教唱，后来选定了《骑白马·挂洋枪》的调，把词往曲调里一套，唱起正合适，于是300多那所完小的学生很快学会了这首新歌，并在县城内传唱开来。值得一提的是，李锦旗的话有些值得怀疑之处，因为在那个时候，即便他是受到过马列主义的熏陶，也根本就不可能有“解放全中国”的远见，连一代伟人日后也承认，直到林总拿下东北他才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李锦旗是《移民歌》的作者这一点从著名作家的回忆上得到了证实。1944年秋的一天，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为创作一部反映移民工作的歌剧《下南路》到陕北葭县体验生活，看到两位青年人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教唱的就是当时的“移民模范”李有源和李增正叔侄俩。当时参加采访的有贺敬之、刘炽、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马可这些后来大名鼎鼎的艺人。
据刘炽生前回忆说：采访了李家叔侄后，他们认为，李家叔侄唱的《移民歌》正好与移民有关，就把它用在了《下南路》中。后来在演出之余，刘炽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时候，葭县县立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说：“这首歌我们早就唱过，是我家附近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写的。”仔细一问，这个李老师叫李锦旗。于是，刘炽生前多次表示，《东方红》歌词作者是李锦旗和公木等，跟李有源没有多少关系。
据李锦旗回忆说：“歌词是我自己编写的、唱的，以后马可同志又编写了第3段‘毛主席，爱人民……’把原有的军队一段删去了，这时我还在通镇完小工作，情况我都知道，可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人民教师，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移民是件大事，我不能和李有源同志他们一般计较，影响运动，当时我一直没有吭过气。”于是就成了一桩莫名其妙的冤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方红》歌词作者才有“李锦旗”所作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