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民周永康

李文旺 2017 .11

这个题目看着有些怪怪的，有人会说，周永康坏是坏，毒也够毒的，傻也是够傻的，可是，你骂他贪官骂他污吏骂他十八辈祖宗都可以，可是你为什么要骂他为刁民呢，他好歹做过政治局常委，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上人啊，好歹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歹是一呼百应，好歹也曾经颐指气使啊，他，他怎么，……哼哼，他怎么可能是刁民呢？说出大天来，退一万步说，他 怎么可能是刁民呢？

可是我要说，当年的周永康，如今的小周，该死的小周，祸国殃民的小周，遗臭万年的小周，他就是个刁民，是个不折不扣的刁民。因为在我看来，所谓刁民，就是胆子大，道德底线低，有时候还有点创造性的思维。其实，贪官也就是胆子大，道德底线底，在本质上和刁民是毫无差别的。贪官说穿了就是有了官位的刁民，从某些意义上说，贪官其实还不如刁民，因为刁民再刁，如果他们的身份一旦上升为有权有势的官人，也许就不会那么道德差，那么没有底线。而贪官呢，已经是高高在上，已经是前呼后拥了，已经是高官厚禄，出有车，有豪车，下基层有人陪同，出国有接待，有报道，走到哪里都有鲜花掌声，甚至还有美女（中国除了刁民之外的顺民可以说是世上少有的憨厚与朴实，只要不是太贪，高官践踏的个别美女，顺民们也许可以视若无睹），就是这样的条件，你还要去贪，你还要去糟蹋民脂民膏，是可忍孰不可忍？甚至是不可杀孰可以杀？忘记了哪本书上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但是我深刻地记着，白居易先生，尊敬的白居易先生曾经说过：“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个封建官吏，在劳动人民面前尚且如此谨慎，可是，我们一些贪官哥儿们，那胃口该有多大，那些躺在他们私人金库里的钞票可以作证。据说，徐才厚家的钞票因为人工无法计算，只好拿出几十台点钞机来统计赃款，没有想到的是，最后那些钞票真不省心，竟然让点钞机坏了十几台。就在前几天，我在一个小诊所看咽喉病，一个农妇模样的人带着她的孙子也在打点滴，她问我工资多少。我说，不多，四千还不到。谁想到，她竟然感叹说：“哇啊，四千啊，真不公啊。”对于她的话，我没有歧义，我知道她是说我的收入太多了。是的，她不隐瞒她的观点，她说，她一个老百姓，每个月要是有二百的收入就不错了。我不怪她的不友好，因为我的收入和我原来的预期工资是很不协调的，我的多少同事都已经月入过万，甚至是宝马香车，可是我。就是这样的收入，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妇也觉得不公平，我当然有些哭笑不得，可是，那个老妇说错了吗？一点也没有。她说的也是事实。都是人，为什么收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那么，我要问的是，如果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他们知道这个老妇的感叹，知道这个最底层的妇女的感叹，他们会不会对他们自己的贪心有所触动呢？如果有，那是他们应该的，如果没有，那么，他们就不仅仅是刁民了，而且是人渣了，是曾经被老百姓错爱过的人渣了。蒋介石也是人渣，这一点应该是一万年的定论，不管时代怎么发展都是如此。所谓的统一战线，所谓客观公正地评价国民党，所谓正视国民党，可是，客观了多少年，正视了多少年，台湾统一了吗？国民党被感化了吗？不但没有，甚至还不如以前，就是说四十年前的共产党是何等霸气，现在，那种霸气，人性化甚至走向了迂腐的一面了，那种在国民党面前的绝对优势反而不如以前了。是啊，刁民周永康就是人渣，周永康和蒋介石几乎成了同一类被人民所唾弃的人物，也许是他自己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人走极端是常常有的事情，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比如打倒了四人帮，比如批评两个凡是，大家都是口诛笔伐，都是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少年时代的我，批判四人帮的作文就写过不下四篇。那时候，因为我还小，老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稍微大一些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就开始想，批判四人帮，是要批判的，可是，这四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坏人，竟然要让我们五年级的学生来批判，是不是有些过分？如果五年级的学生偶然批判一下，也是情有可原，可是，竟然一批再批，就过分了。可是，后来，事情又向另一个极端发展，大概到了新世纪开始，所有的批判几乎没有了，判了也就判了，不判就算是蒙混过关，不存在批判。好像是一夜之间，中国人都废止了批判（这估计也是手该死的外国影响的），好像人性化得很（可是，小悦悦事件又是多么不人性啊），比如周永康之类的，有哪家报纸批判过？有哪家媒体口诛笔伐过？最多也就是报道一下。曾几何时，中国对于坏事物的处理过于人性化，比如给罪犯拍个照，还要用图像处理法处理得看不见脸，好像这就人性化了，比如，审判死刑犯，几乎从几十年代中期就废止群众大会，从来不召开展示罪恶、教育群众的大会不说，还美其名曰人性化。毛主席时代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早已经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是的，反面教材是需要拿来教育群众的，这个方法，本来是共产党多少年来成功地经验，可是，快二十年以来，统统都给弄丢了，真的很可惜。我觉得，矫枉过正是正理，既然许多人不骂这些贪官，不，这些归根结底还是高级刁民，既然不让骂。那么，我反而要骂一个够。不然人间正气何以体现啊？

老百姓中，有麻木不仁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必然还有。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我每每会听到一些离奇的论调，说陈良宇，刘芳仁，周永康，令计划，苏荣，徐才厚，孙政才们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站错了队。呜呼，中国这样的声音要是多了，老百姓的日子必然是很难过的。因为这种麻木已经到了无可治愈的地步。这种论调其实是在为别人在自家头上敲骨吸髓做理论鼓吹，最多，他们是在茶余饭后显示自己的言论与众不同，如此而已。

为什么我对于周永康这样的刁民如此刻骨地仇恨，好像他和我一个基层的百姓并没有多大联系，其实，大谬啊。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有了像周永康这样的高级刁民，才会带坏很多县处级的官员。才会让基层的官员发生塌方式的腐败。我，一个为了党史工作兢兢业业了十几年的基层公务员，因为为人过于耿直，看惯了官场多上高级刁民，他们有些人索贿受贿到还在其次，有些人在索贿受贿之后，竟然连老百姓的底线都没有——————————百姓间也知道投桃报李，可是，我听来了不少鲜活的故事，他们把贿赂喂狼一样地喂给了刁民们（那些有些权的刁民），可是，他们的喂食其实比喂狗都还不如，一切都打了水漂。根子还在于周永康之类的刁民，那些更高级的刁民是处级刁民的最好的示范。(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所以，我认为，那些说站错队的论调是多么糊涂而又可笑，甚至可悲啊。面对这样的论调，面对在新时期内，像周永康之类的刁民越来越胆大妄为，我们必须高度认识到，或者大喊一声：反腐败，在中国只有漏网的，就没有抓错的。即使是面对习近平时代，面对被处分的几千个司局级干部，面对六万多县处级干部，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或许，中国人对于高级刁民的仇恨更深刻了以后，到了那时候，中国的贪官也好，高级刁民也好，都将会大大减少，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哦，其实更是历史的辩证法。

难道不是这样吗？警钟长鸣才能长治久安。高级刁民，该受到大众和历史的审判，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