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三角（散文）郑德忱

铁三角

（散文）

我笔下的铁三角，并非一般爱情作品中的男女间的三角恋爱，也不是我故弄噱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异姓三兄弟之间近七十年的情谊。这三兄弟是：老大高士宽、老二任继春、老三郑德忱。起初的铁三角，是指我们三家住的位置成正三角形：任继春家在南，属Ａ角；我家在东北，属Ｂ角；高士宽家在西北，属Ｃ角。Ａ、Ｂ、Ｃ相距各不超过１００米。沧海桑田，天各一方，小三角变成了大三角：高士宽在营口，任继春在盘锦，我在辽阳。Ａ、Ｂ、Ｃ相距各１００多公里。这三个人，孩提时就在一起玩，一起打鸟，一起打狗刨，一起上小学，又一起复课升入中学，文革时一起还乡。后来又通过不同三条途径闯出村子。应该说，哥儿仨参加工作以后，虽然成了大三角，但始终保持联系。有重大事情，互相来往。中学时学了平面几何，我们懂得了“三角固定”的原理，兄弟三人就把友谊一直固定到现在。

父辈的缘分

也许冥冥之中的缘分，三个父亲的名字相互关联。大哥高士宽的父亲叫高福厚，二哥任继春父亲叫任恩厚，我父亲叫郑恩宽。三个老人的名字是一福一宽二恩二厚，其中任恩厚占了其他二人名字中各一字。在我的心中，高伯伯、任伯伯是两个脾气特好的人，从来没见过他俩跟任何人发脾气。

先来说说高福厚老人，他是一位文质彬彬、见多识广、技艺精湛的面点师傅。年轻时在外学手艺，学的是面点制作，人称“高面匠”。他不仅手艺好，还有编对联的才能。他编的对联，结合实际，极有韵味。他有五个儿子，那年过年他自己编自己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大门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金银铜铁锡千山献宝；

宽宸寅家宏五子夺魁。

上联是五种金属，下联是五个儿子的名字。这副对联可以说对仗严丝合缝，前五个字还是同旁字。老人家还自编了嵌名联，也是自己书写，镶嵌在自己的相片两旁：

福地安居东临旗山松长茂；

厚门平厝西近渤海水永盈。

因为我几乎天天出入高家，所以就把这两副对联记住了。可以说，这些对联是我日后喜欢对联创作的启蒙。大食堂期间，高伯伯在生产队食堂当伙食长。他偷偷地告诉我，人多的时候你别排队打饭，等人稀朗的时候你再来。高伯伯一贯是公事公办，无论给谁打饭，绝对不给多打一勺。每次，他总是给我从大盆底捞干的，有时还偷偷舀点米汤，把小盆添满。后来，高伯伯被九垄地供销社招聘去制作面点。一回，我和大哥士宽去面点房参观面点制作，看明白了制作“牛舌饼”的程序。工作时，面匠师傅人手一个白布面口袋，口袋顶端是铁圆嘴，只需左手在后挤压面口袋，右手在前一点一点的，不一会儿，牛舌饼就点满一铁盘，送到炉里一烤就成了。我们不但弄明白了制作经过，还能免费吃到碎面点渣，解决了胃口的渴望。

任恩厚伯伯是个仁慈宽厚的长者。他是生产队现金保管员，保管仓库和少量的现金。那时生产队的办公桌都是两屉桌，中间一个铁鼻子，鼻子上挡一块“月亮”似的圆铁板，用锁头锁住抽屉。后来，任伯伯发现现金时常少个三元、五元的，他也不声响，吵吵出去丢人不说，还给生产队添麻烦，没办法就自己偷偷掏腰包把钱补上。他把丢钱的事悄悄告诉了更夫老栾头。老栾头斗大字不识一口袋，却粗中有细，颇有心计。他对任伯伯如此这般定下了捉贼之计。一天，任伯伯假装回家饶了一圈又转回来，他和老栾头躲在牲口棚里，终于瞥见林二驴来拧办公桌的铁鼻子。他熟练地拧了几下，把铁鼻子带锁头月亮一起拔出来，摸出五块钱，再把铁鼻子插进去。还没等走出屋子，被任伯伯和老栾头抓了个现行。林二驴给任伯伯跪下了，叩头如捣蒜：“老姑夫，饶了我吧，一报案我的对象准黄！”原来，林二驴正在跟一位女知青谈恋爱，没钱了就到这里来摸几个，也不多偷，钱丢多了生产队一报案，就断了财路。任伯伯的老伴是本村林家老姑，所以很多人管他叫老姑父。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任伯伯也没问二驴到底偷了多少钱，饶过了二驴。直到知青全部撤离村子，真正在广阔天地生根发芽的还只有林二驴的媳妇小青。

再来唠唠我父亲郑恩宽，他是村里出名的善人，结识不少城里的朋友，其中大多是钟表店的师傅。大跃进时，熊岳城钟表店改名光学仪器厂。厂子响应上级号召，让职工们下乡为农民服务。父亲的义兄董国珍找到我父亲，问能不能给修表师傅们找个住处，父亲说，还找啥，就住咱家得了。父亲让钟表匠们住进家里，免费提供食宿，给乡亲们修理钟表。我现在还记得咱家堂箱上、炕上摆满了各式座钟和马蹄表。二哥任继春逗我说：“你家成了董店老表家了。”从此，村里谁家修钟修表，连买钟买表也都求我父亲帮忙。有的小青年打对面（相亲）时，就把我父亲的手表撸下来戴腕上充门面。我结婚那天，光是钟表店就来20多人贺喜。后来，我每年都到董伯伯家拜年。董国珍解放前是熊岳城最有名的国珍钟表店老板，手艺出类拔萃，大跃进时期，还领衔制作了“望儿山”牌手表。为了生计，董伯伯在我村开荒地栽地瓜，暑假时，我和堂弟德林去地瓜地除草。董伯伯过意不去，特意买了送到地头。

就是这三个老实巴交的父亲，熏陶、教育、影响了我们哥仨，使我们懂得了从小就要正直、互助和具有爱心。

苦涩的中学生活

1956年秋，我们一起上小学。1959年——1961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饿得浑身浮肿，差点丢了性命。为果腹，我们一起去仙人岛墩台山挖过野菜，去海里割过海韭菜，撸过杨树叶。1962年夏天小学毕业。我们班在考中学时，几乎全部落榜。落榜的小哥仨，因为长得又矮又瘦，到生产队劳动不顶人，所以被戏称为“大劳动力”。翌年3月，个别干部、烈军属的子女回校复读了。六年级班主任魏学忠老师把这个消息分别透露给了我们三人的父亲。三位父亲一齐找到校长说：“咱家孩子差啥？都是贫下中农出身。”校长无奈，只好答应我们复读。复读时。魏老师给我们讲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等故事，鼓励我们发奋学习。并发明了“挑灯夜读”。所谓“挑灯夜读”就是晚间每人带一只煤油灯，把煤油灯用白纸罩起来，每人桌前一盏。经过魏老师的精心辅导和一个多月的苦读，我们三人同时考入盖县二中——熊岳中学。上学那天，哥仨都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自行车老到了到除了铃不响哪里都响的程度。无奈，哥仨就步行十五里上下学。我们心疼母亲做的鞋，上学路上把布鞋装书包里赤脚走路，到学校门前再穿上。我们哥仨都是兄弟姐妹多。我们上学须从家里带饭，我们基本没有带过像样的米饭，一锅粥饭如果捞出一饭盒干饭，就只剩米汤了，一大家子人还怎么吃啊！无奈，每天只好带地瓜、土豆之类，到学校蒸着吃。春天，还带过地瓜母子（生过地瓜芽子的地瓜）呢！早晨喝点稀粥，走到学校就饿了。我在窗台上画出第四节课下课铃声的日影标记，第四节课时总是盯着那标记，盼着铃声响。铃声一响，立马去蒸锅房取回蒸熟的地瓜、土豆之类充饥。冬天天短，我们就住到学校。每周从家里带一罐头瓶咸菜和一捆梳好的玉米叶子。咸菜够一周吃的，玉米叶子留一周絮棉靰鞡鞋用。一角钱以上的菜，我们是不敢买也买不起的。早饭、晚饭是稀粥，每餐三两三分；中午一个玉米饼，四两四分，再买一分钱一大舀子的白菜汤，一天一斤饭票，一角一分钱绝不超量。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苦涩的中学生活锻炼了我们哥仨坚韧的品格，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

升官图的启示

寒暑假时，基本没有旅游之类的奢侈，买不起扑克牌，就聚在一起玩升官图。升官图是我从城里表哥家复制的。玩升官图一种古老的高雅的娱乐项目，一张厚纸上印着升官路线图案，图案上印有古代各种官名。一个四楞陀螺，四面分别写有德、才、功、赃。把陀螺放到一个小碟子里旋转，陀螺倒下时，总有一面朝上，根据朝上那面的字论输赢，德可升三级以上，才可升二级，功升一级，赃不动或退一级。升官图让我们大致懂得了古代升官的途径，也认识了不少字。其中有个“驲丞”，我们读不准，就读成“马日丞”，后来才知道这官职是驿站管理马匹和驿站事物的官，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长。升官起步从白丁开始，然后是童生、秀才，再到举人、解元、进士，再到榜眼、探花、状元。中间是内阁的最高官阶：太保、太傅、太师。如果升到状元、或进内阁，大家都要庆贺。从中我们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想升官，必须德才兼备，不能贪赃枉法。我们不赌钱，也没有什么输赢，该谁进贡，谁就唱一支歌，吹奏或弹拉一支曲子也行。大家玩得很惬意。可惜，这升官图早已失传了。那年，我出差北京，特意到沈家门古玩市场也没淘换到。

或许是升官图启蒙了我们，我们哥仨因为老实肯干，大小都和升官有点缘分。老大高士宽长我一岁。1968年冬天，21岁的他应征入伍。因他能写会画，会吹口琴拉二胡，到部队即被分配到宣传队，二年后升任宣传队长；所在部队曾出国援助巴基斯坦修公路，大哥还受到布托总统接见过。复员转业到营口税务局稽查队，后升任老边区，大石桥市国税局局长。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10月，我和二哥任继春一起被调进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参加村里的整党建党工作。每天到社员家里搞宣传，在大墙上写大幅标语，开会时读读报纸，会后打扫卫生。因为工作不错，一起被定为“纳新”对象。我因社会关系有问题而搁浅。任继春二哥则顺利入党，翌年辽河油田从还乡知青中选调工人，他被选调到盘锦油田运输公司人事科，先后任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处长，再后来调任管道修建公司，任总经理。

老三我就没有二位兄长那么顺当了。眼巴巴看着大哥当了兵，二哥进了油田。我因为有个“反革命分子”的姑父，兵当不上，工厂进不去，党入不上，只好委身田垄，甭提多窝囊了。我先后下过渔网、看过电井、剃过头，后来替补当民师。好不容易挨到粉碎“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我去报考时，公社招办负责人朝我要高中毕业证，我立马傻眼了：我初中还没发毕业证呢，哪来的高中毕业证啊！1978年招生简章放宽了政策，其中有这样一条：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均可报考。我到公社招办手拿招生简章问，我算不算“相当于”那部分的？就这样，7月20号，已经31岁了、初中毕业的我走进了考场。虽然高考成绩超过重点大学的分数线，但家里还有一妻一女二子，实在贫困，只好报了两年毕业的师专（其实只读了三个学期）。师专毕业教高中。从1969年“纳新”搁浅算起，一共被考验了23年，直到1992年才入党，46岁任区文化局局长。

2008年，村里编印《镶红旗村志》时，魏学忠老师和我们哥仨一起被村党支部认定为镶红旗“杰出人物”。

走马灯、红海洋、放风筝及其它

读中学放寒假了，我们就一起扎走马灯，为的是春节有点儿年的味道。总指挥是高伯伯高福厚。老人家出主意，我们分头找材料。灯的主体好办，扎成六面体或圆柱体都可以。最难的是上边的螺旋旋转扇，要把硬纸条夹在主轴里，按一定角度斜粘在螺旋旋转扇上，主轴下端要用钢钉或粗针固定在底盘上。底盘用硬塑料或玻璃片儿，底盘上点燃一支小蜡烛，热气上升，螺旋圆形旋转扇就转动起来。再在螺旋旋转扇上挂上诸如唐僧取经、打虎上山等剪纸图案，灯就算成功了。

1966年春天，大哥士宽和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培训班，准备报考鲁迅美术学院附中。这期间，我俩的绘画能力有了一定提高。我们根据要求把美术作品寄到了招生学校。后来学校来信了，信中说：因文革开始，招生考试暂停，考试日期另行通知。没曾想，这一暂停竟成了永远。1966年冬天，全国上下开展了红海洋活动。所谓红海洋，就是到处涂红墙，绘制红色宣传画，写毛主席语录。我和大哥士宽先是跟着生产队大车去硅石矿参观了红海洋成果展。回来后便在自家正屋北墙布置韶山日图出立体画。我们把锯末子过筛子，用广告粉染成需要的颜色，再用胶水粘贴到每个部件上，使部件有了绒嘟嘟的立体感。韶山日出图挺费工夫，上边是蓝色、红色相间的天空，天空中悬挂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九个红色大字，天空下粘贴着青山、树林，再下边是毛主席故居，用三合板绘制。红太阳的后边安装一个灯泡，灯泡包有漏光锡纸，灯泡亮时，就显示出太阳的光芒了。同时，我还大胆绘制了毛主席画像。大哥士宽家布置得更漂亮，在韶山日出图前还粘贴了拉花、小彩旗，使室内更显示出革命气氛。二哥继春家住西厢房，房子矮得头碰房梁。我俩想帮他家也红化一下，二哥淡淡地说：“你俩看，往哪儿贴呀，贴张语录就行了呗！”2000年，我带着老伴到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才弄明白，毛主席家老房子朝东向，我们制作的韶山日出图，其实是韶山夕阳图啊！

扎风筝、放风筝是大哥士宽的拿手好戏。村里放的风筝数他放的高，样式也最多。他能扎出一人多高的“囍”字，三丈多长的蜈蚣，还有最轻巧的小胖孩儿。小胖孩儿用五个席篾儿圆圈按上下一二二叠起来，上边的圆圈是头部，画上小胖孩的脸，下边的圆圈画出四肢和小兜肚，很有趣味。受了士宽大哥的熏陶，我也会制作不少风筝。我到老边高中教书时，女儿海云要参加实验学校的风筝比赛，我和女儿一起扎了别开生面的国徽风筝，下边的尾巴是一条彩带标语，上写“学好本领，振兴中华”，竟然获得了一等奖。

大哥士宽手巧，还会制作小火车、大轮船。在大哥士宽带动下，我们制作了秫秸船，桅杆上挂一张纸，就是风帆。有一回，动员全班男生做帆船，来了个百万雄师过大江比赛，很有意思。

为了参加生产队的宣传队，我们自己动手制作蛤蟆琴，这故事我写过散文《蛤蟆琴》，这里不重复。后来《蛤蟆琴》被辽宁电台选中，在“文学长廊”节目中播出。

对比一下，现在的孩子，看见什么玩具好，无论多少钱，父母都慷慨解囊。结果是黑瞎子掰苞米，掰一穗丢一穗。我孙子上小学前，光玩具就堆成了山。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认为，假如孩子们的玩具都自己制作，便是最好的社会实践，那将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啊！肯定会达到“自己动手，健身益脑”的目的。

我和二哥去长征

1966年秋天，革命大串联如火如荼，全国铁路交通近乎瘫痪。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社论说，大连海运学院，有十五个革命学生，组成了“长征红卫队”，以红军为榜样，跋山涉水，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了北京。……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

当时，大哥士宽在盖联战斗队，属于“辽革站”派，在学校里住校闹革命。我和二哥继春是东方红战斗队，属于“八三一”派。受到社论的启示，二哥继春找到我：“德忱，咱哥俩也去长征吧，咱总得捞根稻草吧。”那时，我们还都心存美丽的幻想，幻想文革很快结束，如果复课后继续中考，我们也得有革命的本钱哪！本钱是什么，必须经过长征。于是我问：“都有谁？”“就咱俩不行吗？”“到哪？”“大连。一周就可以到达，虽然近一些，也算有长征的本钱了。”还是二哥看得远，说得有理，我爽快答应了。哥俩想了半天，起了个“兄弟长征队”的名字。之后哥俩当天乘火车到盖州，找到盖县红卫兵长征接待办提出申请。接待办让我俩先学《人民日报》社论，之后立马批准了我们的申请，并给开具了一张长征队接待证。凭着这张接待证，可以到任何接待站借取被褥等物质，并安排食宿。于是，哥俩回家做了一面“兄弟长征队”的红色旗帜，准备长征了。

出发那天，我患了重感冒，高烧得不行。继春二哥说：“走吧，接待站有保健医生，那里吃药打针不要钱。”我们简单地打理了行装，各自背着行李，继春二哥打着旗帜，我拖着虚弱的步子，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说来奇怪，开始有点挪不动步，走一会儿冒点儿汗就轻快多了。在九寨公社接待站开了点感冒药，住了一宿。第二天正式上路。一路上，南来北往的长征队熙熙攘攘。有的红卫兵长征队在路边打个场子就地宣传演出，煞有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样子。走到复州河时，因冰冻不严，一辆大车掉进了冰窟窿。我们帮助车老板卸下车上拉着的六台电机，每台电机有三、四百斤重，六台电机大约重一吨左右。卸下电机，我们帮车老板把大车拽出了冰窟窿，又重新把电机抬到车上。车老板非常感谢我们，非让我们坐车走不可。我们婉言谢绝，革命的红卫兵要经受锻炼，怎能坐车走呢！下午，我有点走不动了。二哥把我的背包夺过，加到自己的背包上边。我的眼里立刻展现出《万水千山》电影中老战士帮助小战士的镜头，这是什么情谊，是战友情、兄弟情啊！我的眼眶湿润了。晚上，走到万家岭接待站时，我的腿好像灌了铅似的，再也迈不动步了，真想拽猫尾巴上床了。其实，二哥也很累，他不过是在我面前强装好汉罢了，给我打饭、铺被，打洗脚水。俗话说，三年牤牛十八岁汉，经过一宿休息，第二天便行走如飞了。我们用时五天，经过九个接待站，步行到大连，住进黑石礁接待站，终于在接待证上盖完了第十个接待站的红色印章。我们仔细把接待证珍藏起来，留作我们将来升学时的稻草。只可惜复课闹革命成了泡影。如果把这张盖有十个红色萝卜疙瘩的接待证留到现在的话，真可以进文革博物馆了。

这件事过去五十一年了，现在想起来虽然觉得可笑，但也确实收获不小。毛泽东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现在，寒暑假旅游的学生特别多，如果让孩子们步行旅游岂不是更好的锻炼方式吗？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他们决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而要做高山上的劲松，勇于迎接暴风雨的挑战。

海逛子

1967年春天，城里造反派的武斗开始了，两派真刀真枪打得不亦乐乎！眼看着无辜的张谦同学死于武斗，我们哥仨便开了小差，回家赶小海，当上了海逛子。大连人管赶小海的叫海碰子，熊岳一带叫海逛子。那时候海滩上的蛏子、蛤蜊多得很，只要有把力气，每潮都能满载而归。我们一边挖蛏子、蛤蜊，一边唱《红卫兵战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大胶皮靴子来武装，

横扫一切蛤蜊蛏！

敢下海，敢进城，

天天进钱永不停；

敢下海，敢进城，

天天进钱永不停；

彻底翻遍金沙滩，

扎根海边闹革命……

登上挖蛏的沙滩，须过几道稀泥沟。过稀泥沟时，我们戏谑道：“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咱们是走稀泥道路的造反派。”蛏子这东西藏在沙滩下，需要在沙滩上使劲蹦。有了震动，蛏子就逃跑。这一跑，正好沙滩上留下一个圆圆的酒盅大小的塌穴，从塌穴挖下去，就会挖到一只蛏子来。我把蛏子的这种现象叫做“欲逃弥彰”。如果赶上蛏子多，一边挖一边还会出现塌穴。那时卖蛏子，10只捆成一捆，一角钱。如果一潮挖三五百只，也能收入三五块钱的。我的第一件蓝色腈纶线衣就是挖蛏换来的。

过了五一节，河蟹、海蟹陆续靠近海边，无须用船，只需一张簸箕网，一晚上就会捞回满满一漂箩螃蟹、海螺和小杂鱼等海货。簸箕网，因状如簸箕而名。两根长一丈多的竹竿或木杆用螺丝固定在一起，杆前安扁平网脚，以防网杆插入泥沙中。再用一根横杆撑起，拴上一张网，后边形成网兜。网口一丈许，成正三角形。网口处用铅坠子拴在网前的纲线上。推网时，十几分钟擎一次网，遇到螃蟹多时，一网就有十几斤或更多。纲线在前，石砬子拉，海蛎子壳挂，须经常更换。士宽大哥敢想敢做，他率先用电话线做纲线，结实耐用。第一潮下水，竟然捞回了十几斤花手绢比目鱼。漂箩用柳条、紫穗槐条编织，最好是竹篾编的，竹篾不吸水且透水性好。漂箩周围绑三个大葫芦，三角固定么。用小车内胎最好，轻巧适用，还可作为救生圈。我用的是父亲打农药用过的铝制毒药瓶。实在找不到这些材料就用秫秸把。

父亲是村里制作簸箕网行家里手。他为我、士宽和继春各自缝了一盘簸箕网。那时候，任伯伯因为在第四小队当保管员，家也搬到了村西南街，所以，二哥就随着“西南帮”去推网。我和大哥士宽住在村东北街，属于“东北帮”。如果赶上半夜潮，大哥就住到我们家东下屋，父亲给看钟点。父亲是有名的海把式，熟悉海潮的涨落。他有一套歌诀：如“月初东山，潮落半滩”、“月亮晌，潮水涨”、“初一、十五正晌涨，初三、十八正晌干”等等。如果喊不起来我们，他就开骂了：“两个懒蛋子，日头照腚啦！”赶潮回来，石砬子刮，蟹子夹，网上破了不少窟窿，第二天他还得给我们补网。

下海推网，走在前头的往往是我。因为我有找有螃蟹食水沟的诀窍。在浅海里推网，莽撞是不好使的，如果找不准螃蟹聚集的位置，你花再大的力气也是白费。必须记住螃蟹食水沟须过几道沙沟子，在海边灯光和山头连线的什么位置。螃蟹大多卧在螃蟹食里吃小蛤蜊，小蛤蜊一串一串的，有细丝相连，踩上去有黏糊糊的感觉。每当我找到了螃蟹食，就喊：“大哥快过来！”那是七月十四的晚上，我一网擎起，网兜里全是母蟹，满满一漂箩还没装下，就喊：“大哥，快来装蟹子。”大哥的大漂箩也装满了，我们提前登陆。到了后官道，大哥非得从漂箩里又给我捡回一些大蟹子不可，才算完事。

卖蟹的遭遇

1967年春天，我们村涌现出了推蟹大军。所谓推蟹大军是指村里晚上几乎每家都有到海里推簸箕网捞蟹子的，粗算一下，不少于200人。大队领导都“靠边”了，文革小组也睁只眼闭只眼。最多时海边人都排不开，没有地方撑网。到了该下水时，人们举着大网奔向海里，如万船竞发。

城门里有一帮爱管闲事的造反派，带着红胳膊箍到处整景儿。这天早晨，我和大哥士宽去熊岳北城门里卖蟹子，我们不敢把蟹子放地摊上，而是装在自行车后边的筐里卖。突然，闯过来几个造反派要抓我们。哥俩骑车子就跑，大哥士宽车子比我的好，噌的一声骑跑了。我因为蟹子筐绑在车的右后侧，被电线杆子刮倒了，我摔了个仰八叉，蟹子撒了满地，到处爬。我的膝盖也摔破了，冒出了血。这几个造反派仍没饶过我，把我关进了街道造反派办公室让我反省。一个土匪模样留着日本胡的头头恶狠狠地问我：“刚才跑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你装不知道，不怕放二两（血）吗？”他掏出锃亮的匕首向我晃了一下。“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咱不是一个村子的。”当时我想，宁可挨扎，也不能把大哥交代出来。其实，这几个造反派也没有市场管理的权限，就是吓唬人，图白吃蟹子，没收几个钱罢了。那头头收回了匕首： “好吧，你的蟹子没收，把你兜里的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钱全掏出来，滚蛋！”

城里遭了劫，我们就把卖蟹地点转移到农村。农村造反派一般也不管闲事。这天早晨，我们每人驮着满满一筐蟹子来到了三家子村。还没等开张，村文革主任乔坏水把我们领进了大队部，打开了大广播喇叭：“贫下中农同志们，赶快到大队部来买蟹子，五分钱一斤！”转眼间，我们的蟹子被拍卖了，每人四十几斤蟹子只买了两块多钱，我们这一宿罪白遭了！就是这个乔坏水，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这是后话。

梦游与走神

大哥士宽当兵走了以后，突然有一天，士宽带着部队宣传队长来到了高家。不一会，士宽的二弟士宸来到我家说：“德忱哥，我哥说让你过去一趟，他们部队宣传队还缺一个拉二胡的，你去拉拉试试，如果看好了就带你走。”我喜出望外，从墙上摘下二胡就走。当走到高家大门前时，一阵小北风把我吹醒了，我这不是在梦游吗？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梦游。

有一天早晨，高大娘在门前的菜园地里浇园子看水。水是从房门口的压水井里一下一下压出来的，长长的水渠经过院墙豁口通到菜园子的。没想到，几个孩子轮流压了两个多钟头，还是没浇完。那天早晨，我也到菜园地里浇园子，我在高大娘东边不到三十米处，我是打大井水，一桶桶的从大井里把水拔出来。没想高大娘走神了，总是呆呆傻傻地望着我，院子里淌来的水都跑到门前大道上了也全然不知。孩子们出院子一看，跟老娘急眼了：“妈，你是浇园子还是浇大道哇！”后来高大娘对我说：“德忱，你说怪不怪，我一看见你就想我的士宽。”这句话让我好感动，他是把我当成了儿子看啦！

一个梦游，一个走神，是我永远难忘的佳话。

寄住与贺寿

1972年春天，我们家扒倒了旧土房在原地址盖新房子，没地方住，需要借房子寄住。当我来到高大娘家说借房子住时，老太太乐坏了：“我正盼着你来呢！咱娘俩想一块了。你住到别人家就见外了！”高大娘立马让孩子们把西屋两间半房子收拾了，干干净净让给了我们家。住到了高家，可把高大娘乐得颠了馅儿，做什么好吃的总给我家送过来一些。那时候我已经在村小学当民师了。那年五一节，在公社中学举行全公社中小学体育运动大会，高大娘特意给我装了一饭盒大米干饭，外加煎鸡蛋。在高家住了三个多月，我家的新房子才完工。当我们搬回新居的时候，高大娘眼泪汪汪地说：“还没处够，就走了！德忱，别不来呀！”

士宽大哥转业到了营口工作以后，我们经常来往。我曾找过士宽大哥到营口钢琴厂，买一台营口钢琴厂生产的王子牌钢琴，就是这台钢琴，把我孙女郑雨蕙送到了成都理工大学的钢琴表演系。在高大娘八十寿辰生日那天，老太太特意嘱咐士宽通知我回来。我找了车，专程回到老家。在给老太太拜寿时，我也跪在儿子们的行列里，叩了三个结结实实的落地响头。这天，士宽特意请来了小学班主任魏学忠老师、中学班主任刘德祥老师。天地君亲师，在母亲八十寿辰把老师请来足以说明士宽对老师的尊重。

盘锦卖书

1993年，我自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圣火下的爱恋》，为出版这本书，我从二内弟那里借了一万元。二十四年前的一万元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妻子也跟着上火，牙花子肿得老高。书印出来后，我首先给二哥继春写了信，问他能否给推销一些书。二哥很快回信了，信上说，先带二百本来吧。我和爱人陈洪兰装了满满两编织袋书，乘火车来到了盘锦。下火车有点饿，夫妻俩来到车站西边一个小饭店。说来也巧，刚坐下，我的学生赵石林从另一屋走过来说：“郑老师，还认识我吗？”“石头！”赵石林是老边高中一九八四级三年一班毕业生，考上了辽宁供销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油田物资处。师生寒暄一阵，赵石林替我买了单。他劝我说：“老师，说实话，像散文这类书，一般不好销。你少带一点过去，运输公司能买这么多散文集吗？别给任经理添麻烦啦。”我说：“是任经理让我带这些的。”“那你就试试吧。”吃完午饭，赵石林把我俩送到了运输公司。

二哥继春热情接待了我们。送走了赵石林，我俩稍事休息，二哥把我俩领到了家，告诉我：“先睡一小觉，四点半你嫂子就回来。我出去一会，晚上咱们一起出去吃饭。”嫂子刚回来不一会儿，二哥也回来了，二哥叫我带上十几本书，四人一起去了“大团圆”酒店，进了二楼的带卡拉OK的大包间。不一会儿，老同学陆续而至。若不是二哥介绍，真有很多想不起来了。他们是：洪声治夫妇、李成祥夫妇、张庆义夫妇，还有我的九垄地同乡李海金、赵福俊等。同学相见，格外亲切。二哥说：“我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同村同学郑德忱，他现在是辽阳市宏伟区文化局局长、辽宁散文学会会员。今天特意给同学们赠送新作《圣火下的爱恋》，这本散文集写的都是石油工人的生活。借此机会，今晚，咱来一个二中老同学大聚会。”我接着说：“今天，老同学献丑了，一本小书不成敬意，请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当年的英俊少年李成祥说：“郑德忱在学校时，作文就经常在《海燕》（校作文板报）展出，现在终于成作家了，让我们向郑德忱同学祝贺！”之后，我赠给每人一本书，并签上我的名字。油田的人都能喝酒，酒过三巡，开始卡拉ＯＫ起来。洪声治是熊岳中学三年五班一号，我是三号，张庆义四号。在学校时，我和张庆义搭档说过相声。张庆义第一个走向麦克风：“今晚同学聚会，首先感谢任经理召集大家，给作家郑德忱同学接风洗尘。我先献上一曲《同一首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歌声响起来了——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

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

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的时刻——

我大概是A型性格，好激动，竟然唱得眼眶湿润。

这天晚上，二哥给我俩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宾馆，第一次睡上了席梦思床。酒醒后，夫妻俩又发愁了，想起白天赵石林的话，觉得来盘锦卖书太唐突了。我对妻说：“半天多了，二哥一个字也没提卖书的事，这不是给二哥添麻烦吗？如果明早二哥再不提这事，咱就走人！”妻说：“就你性子急。从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翌日晨，吃了免费的自助餐，回到二哥办公室。我委婉地说：“二哥，看看咱俩什么时候去卖书？”“上哪？蹲集头，还是下车间？”“二哥，你看着办吧，实在不好办，我就再背回去。”“老三，你成书呆子了，我叫你送来，还能叫你再背回去吗？你把二哥看成什么人了？咱俩是长征老战友啊！我昨晚跟工会主席说了，这书挺适合石油工人看，就包圆儿了。二百本给你三千块钱，今天你就把钱带回去。你回去给我开三千元的发票邮来就行。”我激动地眼含热泪接过钱，分明是接过了二哥的一片心、一分慈爱。

二哥送我俩上了火车。上车后，妻子肿胀的牙花子破头了，松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