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噩梦——缅怀正湘（上）

狱中噩梦—缅怀正湘（上）

程正渝

目录

狱中噩梦（前言）

缅怀正湘

1、新疆高考第二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2、意识超前，生而知之

3、情愿做一支蜡烛

4、挣扎在恐怖笼罩的哈密

5、为正湘寻墓立碑

6、记忆中的微笑

遍插茱萸少一人（后记）

附：程正湘简历

狱中噩梦（前言）

<1>

1967年12月，新疆W县发生了“12.6”惨案，武斗暴徒打死了一派群众十多个人，我这个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也是受到追杀的“牛鬼蛇神”之一。我侥幸逃脱，在乌鲁木齐等地坚持半年多之后，终因钱尽粮绝走投无路，又遭诬陷而身陷囹圄。

1968年10月，我被辗转押送回W县公安局看守所。一天深夜里，我正在昏睡朦胧中，三弟正湘忽然来到我们号子，离地四五十公分，腾空站着，浑身染血，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的小名），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说罢，冉冉飞升而去。……

我惊醒了，心扑扑跳个不停，鼻子发酸，泪流不止，我默默地念叨着：现在我们兄弟俩的心在我一个人的胸膛里跳动了，我一定加倍努力……

好一阵我才平静下来。

我明白，我一定加倍努力要做的事，也就是湘弟和我几个月前交谈过的事：到时候要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记录下来，把“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加在我们头上的苦难写下来！

我在黑魆魆的号子里的木炕上辗转反侧，——其时我已身陷囹圄三个月了，什么噩梦都做过，当时只认为，这不过是又一个噩梦而已。

<2>

1970年我被押送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不久，就看见了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空桶在大墙外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他是刑满后留在北戈壁劳改农场就业队了。

我已经十二年没见到父亲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服刑十年后出狱，而我恰恰在这一年身陷囹圄。

我转过脸去，心中泛起对父亲的怜悯之情：这个可怜的矮小的老头当年是疼爱我们弟兄们的呀！他从不打骂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华东外贸局因工作积极提拔当了“调研科科长”之后高兴地带着我们弟兄们逛书店、看电影。后来随“华东革大”支边带全家到乌鲁木齐后，他这位三十年代的上海交大学子还声言要把我们弟兄姐妹七人全部培养成大学生！……然而他在1958年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为了表示跟他划清界线，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中断了跟他的来往！——这就是中国当时的严酷的现实。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尽管我来到北戈壁劳改农场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高压，恐怖，令人窒息，还有九个“同犯”在批斗后枪毙了。——我依然递交了上诉。尽管所有的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3>

1971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排着队出工刚走出大院，管教干事叫我出列，来到管教办公室前，母亲正站在那里等候接见。

我吃了一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我从入监队调到机耕队后，农机手小李是就业队的，他偶然到我父亲那里，听到不久前从内地来的我母亲的谈话，才揭开了我们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而互不相知、互没往来的谜团……

母亲看到从黑压压的劳改犯人的队伍里走出来的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正渝，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

我低着头默默无言。

我已经三年多没见到母亲了。她才五十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腰也佝偻了，已变成一个真正的老太婆。

1958年我父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入狱，母亲也因“为丈夫辩护”而开除公职，她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妹投奔在陕西师大读书的大姐正江而来到西安，正江辍学参加工作接济弟妹，我母则卖冰棍和给人洗衣被维持生计。

1962年我母及弟妹四人又被赶到陕西农村，安置在一间十多平米、没有窗户的偏房里，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干农活，挣工分，历尽艰辛。

我母张国华出生在四川秀山的一个富裕家庭，在南京读过法政学校。解放前在上海和父亲一起参加了民革，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革命活动（如策反其表弟、时任国民党海军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杨沧活等起义）。然而，解放后，由于他们的直接领导人郭春涛先生

去北京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不久即病逝；秦德君女士又受到错误的审查。——因此，我的父母从事过地下革命工作的民革成员身份未被承认，并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我母在“为丈夫辩护”而开除公职后，中央监察部曾三次下文要新疆外贸局撤销处分，竟遭拒绝。我母受尽磨难，始终不向命运低头，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4>

母亲流着泪讲述了三年前三弟正湘在哈密遇难的经过：1968年10月3日晚，正湘所在的宣传队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他让大家先钻地道，最后剩他要进地道时，炸药包爆炸了，气浪把他重重地抛在墙上，他当场昏迷过去。由于“文革”初期他因父亲是右派被打成“黑帮分子”，曾遭到暴徒的毒打，头部受过重伤，这次头部再次受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母亲带来的噩耗，说明三年前我在狱中做的噩梦竟是真事！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三弟正湘飘然来到号子，浑身鲜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说罢，冉冉飞升而去，——竟然真是三弟正湘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古今中外都有灵魂飞升之说，绝不是偶然的。

<5>

听了母亲的诉说，我一直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回到号子里，看着母亲给我的三弟正湘的几张相片，往事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我的悲痛之情郁结于心，总想为正湘写点什么……

其时我进劳改队已经快两年了，已经被管教指定为“值星员”（大组长），在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政治学习时间内，可以坐在号子里的“红宝书台”旁给大家读毛主席著作或《新疆日报》，并主持大家讨论发言。其实讨论发言只是个形式，不一会儿就成了“同犯们”三三两两低声交谈了。我就借此机会在“红宝书台”旁写对三弟正湘的回忆，直到1972年春节期间，劳改队也放了几天假，我才写完，题为《缅怀湘弟》，也就是本文的初稿，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

缅怀正湘

1、新疆高考第二名

1958年5月父亲在新疆外贸局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母亲也因“为丈夫辩护”而被开除公职，带着三个年幼的弟妹投奔在陕西师大读书的大姐正江而去西安； 大哥正海参加师资培训班后分配到独山子任教；我则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就读；16岁的三弟正湘一人留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二。

在8月底我回了一趟在二道桥的家。其实， 我们已经住了5年多的二道桥的家已经不成其家了！只是不知为何区外贸局还没有收回这两间房子，我们弟兄三个还常到这里来。两间房子空空如也，凄清零乱。只见一堆书籍一律用白道林纸包得整整齐齐的叠放在装书的大樟木箱上，――分明是正湘的劳作。这些书正是我们弟兄们看得破损了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童年》、《人间》、《我的大学》等和父亲买得不久的全套鲁迅杂文单行本。还有一个正湘的日记本，画报纸包的封面是，一只海燕在暴风雨即将降临的海面上掠空飞翔，顶侧是正湘摘抄的高尔基的诗句：“白茫茫的海面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日记里还有正湘写的一篇整理这些书籍的随感，题引唐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随感写得有些伤感，但是书法工整、文笔通顺。这次我虽没见到他的面，却猛地感到正湘已经长大了，已不再是那个易感伤流泪、好写错别字的瘦削少年！

本来大姐正江和在长沙政协任职的祖父程一中商量好了，1958年8月接正湘回长沙读高中，并办好了所有手续，但由于在湖南医学院担任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的姑姑程哲宣的阻挠，竟然没有成行！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助学金只能享受1/3。那时中学生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8元，也就是说，每个月还有12元伙食费要由他自己挣钱交给学校。——高中后两年是靠他自己在假日拓土块干小工挣够生活费的。 他虽然个头矮小、身体瘦弱，但干起活来能拼尽全力，令人刮目相看。

在困难的条件下，正湘学习更加刻苦 ，各科成绩都取得了优秀。

同时，正湘还做到了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著名的修青年渠和大炼钢铁等各项劳动中取得了“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在篮球、足球、乒乓球、垒球等多项球类运动中都是好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像他这样全面发展多材多艺的学生，在同学中是不多见的。

1960年高考，正湘取得全新疆第二名的好成绩。

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张老师特地找他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第二名，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是21世纪了，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难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然而，这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只是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不好”的人的生活权、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2、意识超前，生而知之

1961年暑假我已读完了大三，用做小工挣的70元买了一张往返乌鲁木齐——长沙的学生票，到长沙白马坡公墓凭吊祖父程一中和曾祖母朱慈安；又到西安看望了在政治歧视和饥饿中挣扎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回乌鲁木齐前来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一年前分配到这里工作的湘弟。

一个早晨，我带着在火车上认识的两个逃荒投亲的少年在哈密站下车，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正湘。已长成英俊小伙的正湘立刻从食堂买来馍馍和菜款待我们，我们总算吃饱了肚子。正湘把我叫到里间，问清了两个少年的情况，便给他们指点去民政局的路，说，民政局可以帮他们找到亲戚。两个少年道谢后走了。正湘才对我说，从内地逃荒到新疆的络绎不绝，哈密民政局都应接不暇！…… 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到处都是要饭的，有的还饿昏在饭馆门口……正湘说，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右倾”言论了，我用在大学里听政治报告学得的理论进行反驳。正湘叹口气说，我只能在私下里对你说说自己的看法，无情的事实，公正的历史一定会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我俩吃过早饭後漫步到西河坝公园，在老柳树林下的躺椅上坐下来喝茶，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

我那时马上就要读大四了，以为自己成天读书学习也学了不少东西了，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和当前形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发现，我所涉猎过的地方，正湘都更熟悉；我所读过的书，正湘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尤其是对形势的分析，他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正湘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国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我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用从大学政治课（课时最多的课程是《马克思哲学原理》）中学到的理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正湘平静地列举苏共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我当时虽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却深为正湘既博览群书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所折服！

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正湘见解的高明和超前。正湘那时还不到19岁，这就是所谓“生而知之”吧！而我过了大半生，“学而知之”都没做到呢！

傍晚，我们沿街散步，几个小孩在路旁横甩着两臂，迈着正步，正湘问我：“你知道他们在学谁？”我说不知道。他说：“他们在学《红色娘子军》呢！——可见一部好电影影响是很大的！”经过他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从乌鲁木齐到西安又到长沙，各地的小孩不约而同地都学着《红色娘子军》特有的步伐呢！

晚上我们同到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我是头一回看。正湘说，他是看第13遍了，所有的台词都能背下来了。果然，银幕上的演员一张嘴，他就能先把台词说出来。正湘说：“多看几遍是为了分析研究它的艺术手法。例如，它的音乐，开始是低沉的单音，结尾是雄壮的交响乐，象征琼花的成长过程，也象征娘子军的成长壮大；又如，洪常青用地图对琼花进行启发教育，很自然，很有说服力……”

翌日，我们在“东疆春”饭馆吃了饭，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又到西河坝公园买了一壶茶，要过两把躺椅，半躺着，漫无边际地谈起文学来。在兰天阳光下，西河坝的老柳树林显得格外幽深清静。我们谈得也很投机。

我说，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正湘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则晚一些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作个像样的记录”。

我说，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我仿佛走进了书中描写的世界，仿佛跟作者进行着交流……真如费定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对人类的深爱！正湘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所代替；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则是得天独厚的，谁能替代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

我说，大学三年，按照文学史，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得益非浅……湘弟则背诵了一些名家的诗歌或作品片段，谈他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博闻强记、涉猎之广令我惊叹不已！

正湘在谈到我国当时的文学作品时，说：“有些作品没有反映生活真实。有一本小说叫《金沙洲》的，写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只可惜，我一直没有读到这本书！

天色暗下来了，我们意犹未尽。

晚上我们又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天上映的苏联影片《玛尔华》，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拍的彩色片，我以前也没有看过。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正湘说：“玛尔华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响往自由！”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正湘当年对《玛尔华》的点评，回忆起我俩在哈密西河坝老柳树下的海阔天空的长谈，不禁感叹：正湘在那年月的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当年甘当“驯服工具”的大学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正湘还说：从去年冬天起上级派我们文教科的三个人在沁城包干住队，春耕时维族老乡用二牛抬杠犁地，我在后面跟着犁，一点也不比社员少干，结果我累得吐血了。好在沁城洋芋多，不久，我就把身体补起来了。夏收时，我也跟捧劳力一样，每天能割三亩地麦子！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只能动嘴不会动手，农民是不信任你的。

3、情愿做一支蜡烛

1962年暑假，我那时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准备读大五，趁暑假到哈密看望正湘，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了他，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正湘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正湘接着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正湘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三千万人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正湘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正湘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正湘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正湘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也走了进来。正湘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湘弟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湘弟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湘弟过去又把她拨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有些穷学生的学习用品都是正湘出钱买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正湘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下午，正湘带我参观了坎儿井，又到维族老乡的瓜地买哈密瓜吃。

傍晚，钱老师带着几个女学生到正湘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她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正湘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正湘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正湘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过后我问正湘，他怎么会女孩子的舞蹈动作的？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学生是最信任老师的，老师更应当处处作表率。例如，为了教学生踢足球，我就亲自摔倒再爬起来学球门员的接球动作。身教胜于言教。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许多年后我也调到技工学校当上了教师，我常常想起正湘当年“甘当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谈话，并以此勉励自己。

晚上，正湘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今天来的钱老师对我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正湘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的父母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们谈对象。……”

4、挣扎在恐怖笼罩的哈密

<1>

1968年5月2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车站乱哄哄的，我灰溜溜地独自乘火车离开乌鲁木齐。

我遭武斗暴徒追杀，逃亡到乌鲁木齐母校八一农学院已快半年了，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的谈判依然没有什么进展，而继续逃亡又面临粮尽钱绝的困境。于是我找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出具了一张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介绍信，准备到北京上访。

我的思绪如同我所搭乘的慢车一样拥挤而混乱，我的心情如同当时的环境一样阴沉而惨淡。但是，我还是决定从哈密下车去看看六年没见面的三弟正湘。

在乌鲁木齐的大字报和传单上，我们常常看到哈密武斗的消息:“……‘交通红旗’数车暴徒到哈密挑起武斗！”、“哈密火箭农场又发生流血事件……”、“周总理关于哈密断绝交通问题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的指示”等等。哈密地区是全疆武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现在中央要求新疆各派群众组织搞大联合了，哈密的形势是否好了些呢？

<2>

火车缓缓驶入哈密车站，车站里上下的旅客很少，冷冷清清，一派肖杀气氛。我走出火车站，街道也是空空荡荡的。按照大哥正海所讲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街边到处拉满铁丝网、大楼的窗户全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楼顶上挂着许多高音喇叭，——真可谓“壁垒森严”的哈密专员公署大楼！绕着铁丝网拐了几个弯，就在专员公署大楼院内的一栋平房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面的正湘！

正湘见了我，立即跳了起来，亲热地和我握手，问这问那，我注意到他那年轻英俊的脸上也刻下了“革命风暴”肆虐过的印记：面色青黄，目光沉郁，眼角有了细碎的皱纹。他明显比过去瘦了，穿了件褪了色的军便服，依然肩宽背阔身体健壮。

房间很大，有几个年轻人在拉提琴练二胡。还有几个女学生在练习演唱《红卫兵战歌》中《血洗广场》那一节，高亢、悲壮。

过了一会儿，开饭了。人们都去食堂了。正湘端了饭来，我俩边吃边聊。湘弟说：“这里是‘红二司哈分部宣传队’，我在这里打洋琴，哪里缺人，我就在哪里顶替……我已经看透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呆在宣传队里当个小角色，有碗饭吃，比较稳当。运动后期总会到来的吧？”

说着，他站起来，走到洋琴跟前，拿起琴锤，奏起了刚才女学生唱的《血洗广场》的那几个高亢、悲壮的音节，叹一口气，沉重地放下琴锤，悲愤地说：“你是知道的，1960年高考，我的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可是因为父亲是‘右派’而没被录取！那时我才十八呀……后来我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我喜欢上了农村那些纯朴天真的孩子们，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情愿当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些自封为‘派’的人，说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又喜欢画马，显然是个‘小黑帮分子’就把我关到‘黑帮队’里去了，全国的‘黑帮队’可能都差不多吧：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抄家、吊打、强劳……后来上面下了文件，说是‘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通通平反，我被从‘黑帮队’里放了出来，我看社会动荡人心疯狂，就悄悄地苟活在农村，什么派别的活动也没参加……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蔓延到我们那里，一个黑夜里，一群暴徒闯进我们学校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我乱打，我只记得一个暴徒一棒打在我的头顶上，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可能是打断了我头部的血管，鲜血直冒，暴徒们以为我被打死了，就都跑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暴徒的凶残使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自己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我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

<3>

这时陆续有人吃饭回来，我们也收拾了碗筷，正湘提议到街上走走，我问上街安全吗？他说，现在没关系。

我俩信步走到街上。街上行人稀少。街两旁建筑物上的大字报大标语层叠斑驳。高悬在建筑物上的高音喇叭不停歇地激昂地吼着。我们的心情也格外地压抑沉郁。正湘低沉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资本家破产了，儿子宣布跟父亲脱离关系之后是不受影响的。可是我们跟父亲划清了界线，断绝了往来也不行！遇罗克的《出身论》你看到了吧？”我回答说：“我在《中学文革报》上看到过，我当时就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作者很有勇气很有水平，说出了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想要说的话！”正湘接着说：“据说遇罗克是我的同龄人，真了不起！遇罗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遇罗克大声疾呼，‘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人故意抹杀和歪曲！诚如遇罗克所说，在我们国家，所谓黑七类出身的人，已经成了准专政的对象，跟当年德国的犹太人和印度的贱民，处境是类似的。……”

说着，我们已经走到一座大楼下，大楼的1/3已经倒塌，四周冷冷清清不见行人，正湘站在大楼前神色凝重地说：“暴徒们是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方法，把这座邮电大楼打塌的：这些穷凶极恶的暴徒还想干些什么呢？”

我俩默默地往回走，我想改变一下气氛，小心翼翼地问起他的恋爱婚姻问题：“那位钱老师怎样了？1962年暑假我到三堡小学看你时，见到的那位钱老师给我的印象不错。”我知道那时候有几位姑娘都对正湘有意思，正湘当时为此感到很为难。正湘说：“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直没有处理婚姻问题，也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以后钱老师跟哈密电厂的一名电工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他丈夫却因工伤事故去世了。后来电厂同意把她从三堡小学调到电厂子校教学，还同意把她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我说：“钱老师过去跟你谈得来……我认为一个女人只要心好……尤其是像她那种情况……”湘弟转过头来望着我，眸子里放射出极少见的清亮的光，稚气地微笑着，摇摇头说：“不管怎样，我心里总觉得……哦，我也考虑了，到运动后期组织一个小家庭是并不困难的。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一直对我很好，尤其是当我被关在‘黑帮队’里的时候，她还不顾一切地经常去看我，给我送吃的，送换洗衣服……她是一个贫农的女儿，现在是社员，她叫玉。”我感叹道：“路遥知马力，烈火见真金。这样的姑娘才真是难能可贵的呀！”

<4>

这时已经傍晚了，穿过几道铁丝网，走到专员公署的大院内，正湘停下脚步，低下头，紧蹙着双眉，沉痛地说：“你看——”

我一抬头，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啊——”

在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坟墓和数不清的花圈！坟墓一座连着一座，总有百十来座；花圈一架接着一架，层层叠叠，有的直径高达三四米，有的鲜艳精致，有的则已褪了颜色……悲壮而凄清！——这里安葬的显然都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死难的战友。

这样肃穆苍凉的场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正湘低着头，默默伫立良久……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8年春天哈密专员公署大院里那一大片坟墓和层层叠叠的花圈——无比肃穆苍凉的场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正湘紧蹙双眉默默伫立的沉痛神情！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仅仅过了五个月，正湘遇难也长眠在哈密专员公署大院的墓群里，长眠在他的战友们的身旁，长眠在那悲壮而凄清的花圈林下！

<5>

入夜，我们又像儿时那样同睡一铺，还是用湖南家乡土话，又掺和了上海话和新疆话的变了味的家乡话轻轻交谈。

我说：“当你在‘黑帮队’的时候你的女友能顶住各种压力来看望你，这才真是患难之交啊！可我的女友却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当农村教师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是那些纯朴的农村孩子还是信任你的。正湘说：“是啊，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那些农村的孩子们……可是他们不会再叫我当教员的……运动后期我能当上一名电影放映员就不错了……人不能改造社会，总得适应社会啊！”

我说，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真使我有大彻大悟之感：“文革”一开始我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但我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相信1967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认为自己也是革命动力的一份子，于是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到头来，却落得个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下场！我真想像亚瑟（1）一样“摆脱这些一钱不值的渣滓去寻求新的生活……”

正湘说：“亚瑟只受骗一次，而我们却不断地受骗！亚瑟醒悟了，砸碎了泥塑的上帝，也不为撒谎的教士悬梁自尽，宁可浪迹天涯！”

我接着说，我恰恰是这样想的。W县“12.6”惨案被打死了十多人，半年了竟无人过问！可是这跟乌鲁木齐相比，跟哈密相比，跟全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到北京上访能有多大希望呢？

正湘沉思了一会儿，说：“在极端困难的时候，我总记得泰戈尔的一句话：‘让我在生命的战场上不盼望同盟，而使用自己的力量；让我不在忧虑的恐怖中渴念被救，但希望用坚忍来获得我的自由。’”他顿了一下说：“你要走稳一些，呵,走稳一些。”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正湘在“文革”期间从没像我那样投身“革命洪流”，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看透了当时的形势，看透了“文革”的实质！不像我对当时的政策仍抱有期待。

后来我们又谈到写日记的事，我们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文革”初期，我们又各有八大本日记被抄走。正湘说：“在逆境中、在酷刑后，司马迁能顽强地活下来，跟他通过写作垂文自见是分不开的……可是现在这也不行，只能把一些感受储存在脑海里，日后有可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做个记录。”我说：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但愿天公假我们以时间和才能……

长夜里，远远近近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和爆炸声，我们都习以为常了，说着说着，我们渐渐睡着了……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高音喇叭也突然高喊：“告急！十万火急！……”把我们惊醒了，正湘说：“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也先到陕西去躲一躲吧，这里太危险！”

正湘说：“半个月前大哥正海到这里，我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他从陕西到湖南又到新疆，到处流浪，无处安生。临走时他也建议我离开这里。可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大哥正海和我同在1958年于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之前父亲被打成右派，我侥幸上了大学，他则经过集训分配当了教员；1962年因家庭出身他被赶出了教师队伍、下放到陕西农村。文革开始他成了批斗的对象，他只得到处流浪。半个月前，他流浪到乌鲁木齐，在我逃亡暂住的母校八一农学院奇迹般地见了面。

沉默了一会儿，正湘接着说：“从1958年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母亲带着弟妹去陕西投奔大姐后，已经十年没回家了，我挺想他们的。四弟正潭从小就学习优秀，因为出身问题，1960年在西安中考成绩列第一，也没准升高中，才十五岁，只能跟母亲去卖冰棍……太可怜了……”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正湘从小就重感情，爱流泪。停了一会儿，正湘叹口气说：“你回家看看，可以的话写封信来，我就回来。”我说：“好，你等我信。”我知道他的哈密同事家的地址。

天刚刚亮，正湘送我到火车站。哈密车站由于经常发生武斗而格外凄清，行人寥寥，门市部都紧关着门。我们一直来到月台，只有很少一些人静悄悄地蹲在角落里，说话也压住了嗓门。正湘一转身不知从哪里买来一盒糖塞在我手里，――这盒糖代表他一片珍贵的兄弟情意！他也早就领不到工资了，能送我这盒糖也很不容易的！

火车长鸣一声就要发车了，我嘱咐他千万要注意发生武斗，要注意安全。他握着我的手，左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会注意安全的，你放心。你自己也要走稳一些啊——，走稳一些。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火车隆隆起步了，我不停地向湘弟挥手。正湘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也一直向我挥着右手。在阴霾的天幕下，正湘挥着右手的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这个画面定格储存在我的脑海里，许多年后，直到现在，它仍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阴霾的天幕下，正湘历经风霜的年轻英俊的脸上神情严峻，含着眼泪。他挥着右手身着军便服的矫健身影渐渐向后退去……

唉！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正湘渐渐退去的处所竟是冥界！正湘竟永远留在阴霾笼罩的冥界了！

<6>

1968年5月初我回到陕西家里一直记着正湘的危难处境，和他说的话：“……如果家里情况可以就写封信来，我马上回来。”

但是我没有给他写信。

原因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

1962年我家从西安驱赶到陕西华县农村，只有17岁的四第正潭算是下乡知青——生产队的全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能挣挣到5角钱。文革开始，五弟正洲和小妹中学毕业，但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只有当生产队有活儿干的时候，才可以干活挣工分。母亲只能跟着老年组干活挣少得可怜的工分。大哥正海因为经常被游街批斗，只能四处流浪。全家五口人住在一间十平米的没有窗户的偏房里。家里一贫如洗。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每个月都给家里寄20元(相当两个中学生每个月的伙食费),直到1967年11月因为武斗被赶出工作单位才终止。可是我逃到陕西家里两个月，每天只能吃到几个很小的黑麸子馍，从来没吃饱过肚子。再加之华县各派武斗不止，像打仗似的，我还被一群暴徒误抓，差点被枪毙。——我只得绝望地选择了离家出走，终于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身陷囹圄！

又过了两个多月，也就是1968年10月3日，我跟正湘分别了五个月，“新疆革委会”已成立一个多月了，正湘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仍遭到暴徒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遇难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