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5）

石牌大捷的背后（5）

五、国军的基本情况

而在1944年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之后，蒋介石在1944年7月21日的整军会议上更是尖锐的指出：“自从这次中原会战（豫中会战）和长沙会战（长衡会战）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已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他这样的愤怒出自于当年国外的媒体对溃败的国军的大量嘲讽和挖苦。

蒋介石还举例说明：“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这里指的是驻扎在河南的汤恩伯部，被敲诈勒索欺压到极点的河南民众在日军发动进攻之时甚至公开欢迎日军驻守；蒋介石愤怒地指出：“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里指的是国军在湖南撤退中的一些行为，被一些战地记者报道出来，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影响极坏。

蒋介石的这些话基本上说出了国军当时真实的基本状况。

1940年6月12日，日军采取突然变阵，轻而易举的占领宜昌，被日本媒体说成是“中日战争八年中最感危机的时刻”的蒋介石飞到在恩施召开宜昌战败检讨会，十一师的参谋长尹作干在发言中说：“此次宜昌战役失败，从十一师来讲，原因在于士气不振。当然还有军队装备问题，军官畏战。”(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实还有一个国军中高级将领吃空饷的贪污腐败问题，无论是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官员都避而不谈，因为那是公开的秘密。七七事变之前，正处于整编阶段的国军仅有现役士兵170万人，而到抗战后来国军的兵力损失超过450万。一方面说明一边征募新兵一面坚持抗战殊为不易，另一方面也因为军官腐败、兵制混乱，导致军中有很大空额，甚至最高统帅部也无法确知国军的实际兵力，这就是世界军事史上一咄咄怪事。

国军中“吃空额”的贪腐现象由来已久，抗战爆发后呈愈演愈烈之势。宋希濂回忆说，1942年，远征军中“有许多空缺, 入缅时各级部队长就已冒领了许多钱。及到战争失败, 许多下级干部和士兵都病死、饿死或被敌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当入缅军丧师辱国,，举国震动，士兵的亲属得到噩耗，悲痛万分的时候，入缅军的许多部队长和军需人员却是充满了愉快和欢笑。因为他们可以大捞一把，领来的大批外汇再也无须发给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对他们就愈有利，他们就愈高兴。”

1943年戴笠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也披露，驻在云南的中央军各师长，都自称“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而国军一个师的满员编制大约是1.1万人。更有甚者，1944年9月，桂柳会战时，杨森率第二十七集团军下辖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一军参战。张发奎回忆说，这三个军“全是从湖南战场溃败下来的部队，都严重缺额”。依据当时的统计，二十军只有4567人、二十六军有4522人、三十七军更仅有2056人。即使是胡宗南手下的所谓“天下第一师”，据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陶萃权回忆，至少也有1/6的士兵根本不存在。

这样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知道，他在1941年12月时的一次会议上也曾说过：“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陈诚在晚年回忆时也印证了蒋介石的这些话。他说，“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这样的秘密连共产党也知道。解放战争期间，在争取国军起义投诚时，周恩来还特意承诺，对投降部队不裁兵，“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他透露说：“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可不是的，等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吃空额、拿空饷的手法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所以，国军指挥有误、派系斗争、贪腐成风、兵力不足、军机不严、士气不高，加上日军战略明确、作战坚决，鄂西会战在没有打响之前就注定是一场悲剧，而石牌大捷更注定是一个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