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9）

石牌大捷的背后（9）

九、从战略战术到情报

战略和战术是一个相对而又统一的概念：战略是目的、核心和理论；战术是方法、手段和技术；战略是面，战术是点。比如对于现在实行的美国外交政策而言，放在全球看，征服世界是战略，压制中国是战术；放在亚太看，压制中国是战略，利用台湾牵制是战术。比如当年日军发动的鄂西会战来说，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安全范围是战略，挤压重庆政府的活动空间是战术；消灭国军有生力量是战略，将宜昌滞留的大批船只运往下游是战术。很可惜，当时无论是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和第六战区的前后两任长官都没有能及时意识到。

在日记中自视甚高，认为中国有了自己才有希望，军事才能超过孙子，文才纵横天下的蒋介石无论在整个有关抗战的战略全局观上还是在局部战役的战术指导思想上极易发生过错和偏差。自以为得意的发动淞沪会战，伸长脖子指望能得到国际友人的干预，结果反倒被盟国指责，命令出尔反尔，导致撤退的部队发生溃败，也导致南京轻易落入敌手。在鄂西会战中，被日军的佯攻所迷惑，错误的认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是攻占产米区中心的常德，就急得坐立不安，决心亲临常德前线指挥督战，幸好被陈诚所劝阻，大受感动之余，自然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学生。

于是，1939年10月再次成立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就是蒋介石器重的陈诚，可是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中，陈诚的指挥差强人意，不得不换上商震以代之；枣宜会战又变成陈诚，结果导致国军溃退、宜昌失陷；可蒋介石对陈诚依然宠爱有加，1943年陈诚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表现依然平平。那个在台儿庄大战中说过那句“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的西北军将领孙连仲虽然勉强指挥了鄂西会战的第一阶段，由于蒋介石的干预而导致损失惨重，蒋介石极不满意，于是，那个“万能的陈诚”又匆匆飞回来接任第六战区的司令长官。都知道阵前换将是兵家大忌，不过蒋介石是信耶稣基督的，而且是个十分固执的人。

同时，蒋介石从他上台开始就一直坚持的反共思路、两党不共戴天的思想从未改变过，即便是自从抗战爆发，日寇的咄咄逼人、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的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承诺，都没有打消他一直极力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从抗战开始，1939年底到1940年，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反共活动愈演愈烈，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而1941年更是发动了震惊中外，被周恩来形容成“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皖南事变”；1943年春，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第三次反共磨擦。1943年由陶希圣撰写、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除了极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就是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主管国民党情报工作、并和陈诚一样深受蒋介石信任的戴笠自然上行下效，坚决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加上一贯重内不重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反共之上（有关详情在拙作《宜昌自发党及其他》中有所披露）。所以国民政府的所有特工在日军发动进攻时自然信息不灵，敌情不明，这一点不仅从鄂西会战中可以看见，同样在1941年国军发动的宜昌反击战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时日军第11军为准备第一次长沙会战，从1941年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中国的所有的战略、战役、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居然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如梦初醒的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同样如此，第六战区对驻守在宜昌的部分日军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一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相关部队南调的踪影再部署对宜昌反攻（详见拙作《宜昌印象》之《功败垂成的宜昌反击战》），可是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也即将返转宜昌，由此足以见得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更不知道那些被现在的各类小说、影视作品鼓吹的神乎其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中统、军统都干嘛去了？

还是以淞沪会战中的一个细节为例。“918”事变之前，陆军大学聘请的一个日本战术教官酒后曾吐真言说过：“中国的金山卫、大鹏湾、还有广西的北海，都是登陆的好地方。”得此消息，国军方面曾多次派有关方面的人前去金山卫考察和进行实地野外战术训练，得出的结论却是：金山卫水浅，船只靠岸困难，不适合登陆。然而在凇沪会战中，日军偏偏就是选择从这里登陆，一举包抄国军侧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由此有人沉痛地指出：“敌人耳聪目明，我方几乎是瞎子、聋子，只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怎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