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28）

石牌大捷的背后（28）

二十八、石牌大捷的白刃战（中）

抗战期间，贪污依然还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在国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中屡见不鲜，而且愈演愈烈。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的报告中披露，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其中就包括交通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和蒋介石愤慨地指出的那样：“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于是就有了国军严重的素质低下与不重视平时训练等问题。即便是国难当头，国军中的各级主官平时除了忙于应酬和经商，就是拍马奉承上峰，以图提拔，而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对部队教育更是无暇顾及。大多数学者认为，民国时期中国4万万人口中，识字率为20%左右，这个数字对于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实现小学教育普及化的日本来说，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在“好男不当兵“的年代，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没有普通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曾经担任过国军排长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尖锐地指出，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1944年10月，那个担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的魏德迈在报告中写出了他对国军士兵的担忧：他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而当时一些来华的外国人感到百思不解的一件事情，便是国军士兵手中能装备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

国军各野战部队由于驻地的后勤、补给工作跟不上，不得不选择增加普通士兵不少的杂务。有资料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杂活，每星期竟难得有三天的训练时间；而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以至于新兵入伍后半年多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而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动扳机，根本谈不上准确。(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因为后期兵员多半来自于抓壮丁，所以根本谈不上素质，加上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训练不好等原因，国军士兵在战场上不但技能差，而且一点也不沉着，往往只要一发现敌人就开始到处放枪，无疑会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人的炮火攻击以良好的射击目标，而在投掷手榴弹时，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捡起来掷回。久而久之，日军在攻击国军阵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的徐永昌在自己的日记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而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之战后的检讨中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须记住，长沙会战时，国军的某些部队主官因出席当地士绅商人的应酬而脱离部队；有的官兵趁乱擅入民房，直接攫取财物；也有的守备部队的官兵，当日军发动攻击时，尚在自己的掩体中赌牌，以致失守。这样毫无章法、目无法纪、形似散沙、毫无战斗力的国军不败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