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祖母，我有上海户口了

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中国的城市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在八十年代之前，那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与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简直是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是出于惩罚。一旦丢失了城市户口，不啻是一场人生灾难。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从曾祖父算起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家世。从家谱看，我们是范文正公廿九代孙；听祖母告诉我：范姓在上海虹镇老街也是享有名声的。宅上人家都羡慕我们家里吃饭每次是要扯旗上灯的（雇佣的工人白天看到旗帜晚上看见灯笼就会聚拢来吃饭）。只不过东洋人占领上海后才遭了殃：房子烧了，土地没了，财产抢了，人也散了。

对于上海，那是中国城市化最完善的地方，凝聚着中国各地精华与世界先进文明。那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高贵而骄傲；那气宇轩昂的西装、那美人与服饰犹如玉盘植兰相看两不厌的款款旗袍、那浓油赤酱的海派佳肴、那外婆似温情的石库门、那金山银海般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连同那乡音乡情、吴侬软语都是香糯甜蜜地飘浮在你的鼻息间……

我是那么喜爱故乡上海。

而命运却屡屡将我与上海生生剥离。

我七岁那年第一次离开上海，是全家跟随父亲、父亲听从国家去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一家老小六口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将上海户口注销；更令人费解的是：连同自己住过十数载的石库门也拱手交给了政府。两年后，又奔赴福建前线。1962年，海峡两岸战火欲起，我先回到上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上海的户籍已经严格。为了报进户口，整个暑假，年已古稀的祖母带着我一大早就站在派出所门口，等负责的民警上班。

我记得民警对着门柱抽着烟：“上海本来人就多，大家都要来上海，上海怎么挤得下？”

祖母指着我说：“迭个小囡本来就是上海人，户口是从上海迁出去的。”

民警说：“户口已经迁出了，不是谁要回来就可以回来的。”

祖母说：“我们又不是劳改犯人，刑满也得留在原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的，怎么就不可以回来？另外，还不是因为福州前线吃紧？”

民警说：“福建是前线，难道上海就是后方？你知道有多少枪炮要打大上海有多少敌机要来炸大上海？上海人都得往外疏散呢！”

说得祖母哑口无言。

我人小，见到祖母说不过民警，心里只有干着急！

但是倔强的祖母还是天天一早就去候上班的民警，弄得民警很烦。于是，今天要你从原居住地打证明，明天要你叫福建单位写战备疏散情况。我们都一一照做。后来另一家逃难回来的薛阿姨户口报进了上海，给了我们一个参照，再与民警交涉则理直气壮了。不久，我的户口也报进了上海。

这一段经历让我牢牢记住：城市户口是出去容易进来难的这条真理。本想这一回来，就像祖母所说的死活也要在上海了，谁知道事隔七年后，领袖一挥手，又要我离开上海去边疆。而这一去，不单单是取消了上海户口，取消了做城市人资格，而且是插队落户当农民，一辈子。

我清晰地记得去控江派出所迁户口的情景。只见民警将户口薄翻到有我名字的这一页，高高举起手中的红印章，带着郑重的神态两眼望着我，在那一瞬间看我是不是还会反悔？随后手中的红印章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名字上。这短短数秒钟，就开除了我的上海籍贯，将故乡的孩子推出了上海的大门。

这一推就是四十年！

户口的迁出，在家里引起过一场震动。祖母抑制着悲伤对我说：“好不容易从外地回到上海，又要到这么远的天边去当农民。上海人从来没种过地，今后靠种地怎么能够养活你自己？”

户口迁出后，街道就上门敲锣打鼓贴喜报欢送我，祖母端坐着一声不响；待人走后，祖母随后将门上的喜报揭下来撕掉了。我们十分敬佩祖母的胆量，当时革命行动再厉害也是奈何不得80岁老祖母的；有了祖母作榜样，我面对学校工宣队送来批准我加入红卫兵的袖章时，断然拒绝道：“我都要下乡种地了，哪有功夫再当红卫兵？”

祖母是大人家出身。我们从小受到她的教诲。印象最深的是，她屡屡用远房亲戚倪家孃孃处世不惊、坚毅刚强的例子教导我们：

解放前，倪家孃孃的先生开过几家戏院，被告成盘剥戏子的罪魁祸首，被抓进监牢。原本说已经没事了要放人的，不料有一日，倪家孃孃正在机器前摇织毛衣。派出所来人通知她：先生已被枪毙。她惊得眼前发黑，但仍然用颤抖的双手将毛衣袖口缝合好。来人都吃惊于她的镇静，催促她交出五分钱子弹费。她在口袋里摸索了许久将钞票掏出来，并签了字。待人走后，她关上门才失声痛哭，直到悲伤得昏倒在沙发上……

这就是有教养的上海女人在外人面前不失态的绝好典型。我们小孩子听了，真正是把倪家孃孃比作江姐赵一曼一般来敬重。

我们一直以祖母为楷模。

插队落户第一年国庆。父亲来信说祖母咳嗽厉害，若能回家最好，祖母也是看一年少一年了。但苦于边疆搞战备，大队党支部说要上海出证明，证明祖母有病才能放人。正当上海居委会在出证明时，祖母的病却好了。她怕居委会来调查，没病也躺在床上。国庆节晚上放烟火，大家都跑到晒台上看。父母知道祖母喜欢热闹，就让祖母站在自家的窗户前看看，祖母不愿意：她怕被革命群众发觉，落得个因小失大——使自己的孙子不能回到上海的家。谁知如此良苦用心，大队党支部仍不同意。真正让祖母望眼欲穿！

两年后的冬天我终于第一次回到上海探亲。屁股还没坐热，居委会来人要求我马上报临时户口，否则成了三无闲杂人员就要遣送出上海；本来一家人久别重逢十分高兴，被“报临时户口”搅得没了兴致。元宵节还没过，街道又来了调查户口的，说知青要按时返乡搞春耕生产，否则父母都要进学习班进行强制学习。祖母慢条斯理地对来人说：“我孙子是的的刮刮上海人；我们世代也是上海本地人；你们要调查请到社会上去调查，来家里调查我们恕不接待。”恼得来人十分生气：“这个老太太如此嚣张，查查她是什么阶级出身！”

母亲知道我们出身的“卑微”，赶忙赔笑脸说好话。在母亲还没“学习”之前，我就知趣地返回了东北。临走，祖母送我到楼下，怕下次回来再不能相见。祖母说：“户口还是想办法要回来啊。没有户口，被人赶来撵去，上海人在上海就没有根了。”可当时户口想回上海，真正是比登天还难。

此后，我的户口一直是祖母的一块心病。当时上海的食品、服装等轻纺产品全国一流。探亲回来，东北朝鲜族老乡央你买条“前门”、“飞马”香烟或扯身的确良卡其，都得由家里人省下票券。因为是凭户口计划供应的。东北人不知道，以为你是上海人，就托你带这带那，可你没上海户口，什么也得不到上海的供应。祖母带头将她那份票证支援我，她知道孙子在异乡客地的不易。她无奈地对我说：“你现在不是上海人，又不是朝鲜人，算是哪个地方人？”

尽管如此，我们对着东北老乡还是自称“阿拉上海人”。

自称“阿拉上海人”的户口，随着天南地北的飘泊，度过了整整四十载：从上海到山村，从公社到珲春，从延吉到长春，从南昌到珠海，从杭州到上海……这四十年梦回魂绕般地挂念着故土，一直没能忘却心中的上海。

记得在农村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睡在炕上做过一个梦：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我和一群上海知青站在悬崖峭壁上，脚下是黑幽幽的峡谷，连结峡谷两头的是悬挂在半空中的一根独木桥。冥冥中我们似乎已经心领神会：谁要是有胆量走过这根独木桥，到达对面的悬崖峭壁，谁就能够携户口一起回到上海。我们人人胆颤心惊，却又蠢蠢欲动。心中只有一个情结：拼死拼活，也要回到上海去！于是，有人先上了独木桥，接着一声惨叫跌入峡谷；众人仍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轮到我上独木桥了，我仿佛是在走钢丝，手脚麻木得不听使唤，在左右摇晃天旋地转中，也是一声惨叫将我惊醒，吓出一身的冷汗！

如此清晰的恶梦，因为带有死里逃生凤凰涅磐般的一丝希望，故经久不忘也不愿忘记。

知青中最先能够回上海的是病退或者是伤残。我们大队有个上海知青小郎，一下农村就得了红斑狼疮，经批准允许她携户口一起转回上海；金塘一知青发了神经病、九沙坪二知青被枪弹误伤致残，均被批准回上海。面对他们我常常换位思考：以这样的代价换取上海的户口，值或不值？当时还真难下判断。

不久我参加了工作，户口也迁到了城镇。1974年，县委宣传部顾群益由于是独子，按政策可以办回上海。临行前，小顾将他穿戴了五、六年的狗皮帽子、棉大衣和大头鞋全送给了我。我心里却闪过一丝悲凉：什么时候也能将狗皮帽子棉大衣像接力赛似的传给他人？

这一等等到大学毕业回南方，在大连工作的知青丁宝康帮我买了回上海的船票。在登船的那一刻，我将狗皮帽子棉大衣和大头鞋全都脱下来留给了小丁。虽然我没有进上海，但是，我回到了南方，上海可就在南方啊！

随着上海的开放，浦东大批招人，很多我认识的上海知青纷纷联系调往上海。当时我也拿到了商调函（因为不安排住房便放弃了）。我的大学同学温玉杰们都搞不明白：“你们上海人都咋的了？珠海这地方多好，怎么老是说要回上海回上海，难道上海有金银财宝等着你去装啊？”

是的，我也没明白。在东北时回上海主要是想念父母家人，想吃大米饭；现如今，祖母过世，父母过世，吃大米饭也已不成问题；论环境，难道不喜欢珠海的蓝天绿草却留恋当时浑浊的黄浦江腥臭的苏州河？这户籍制度本来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完全不能和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一旦废除了户籍制度，人们的创造性和活力将会进一步迸发，进而创造出比现在多得多的社会财富……然而我却仍然死抱着旧制度要上海户口不放。

那为的是什么？

冥冥之中确实有一股亲情在呼唤着我、骨子里有一股文脉在寻找着我，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让我一直在等待。后来我到了杭州，杭州就在上海旁边，且风俗人情相仿。我为公司的管理层中的外地人都办好了杭州户口。老板宋卫平问我：你自己怎么不办？我没回答，心里却是在说，这里还不是我的故土。

当我决定将户口迁回上海时，珠海朋友劝我：港珠澳大桥马上贯通，据说珠海将和香港澳门连成一体，以后的发展不可限量；你如今老都老了，还迁什么户口啊？为的是小孩读书啊还是自己的发展啊？现如今人们均以拿北美绿卡、留澳洲居住为上策，你还一心一意要上海户口，土不土啊？

难道我仅仅是为了那高贵而骄傲的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为了那浓油赤酱的海派佳肴、那外婆似温情的石库门、那金山银海般流光溢彩的南京路？还是留恋那香糯甜蜜地飘浮在鼻息间的乡音乡情、吴侬软语？

我的思绪真正是说不清、理还乱。

为报上海户口，我去寻找四十年前的控江派出所，取当时的原籍证明。谁知原来二层楼的小矮房已被拆掉全部建了大楼，几经询问无着落；跑到杨浦公安分局，方知控江派出所已经搬迁过4次。我赶到水丰路松花江路口的派出所，当我从民警手中接过四十年前的那张户籍登记表查看，虽然发黄的纸上的蓝墨水字迹已经淡化，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我家的老住址、我的祖母名字宋宝珠……

我的思绪突然飞回六七十年代，那是我的祖母在念念不忘孙儿的户口是否会回到故乡上海？今天，我可以告慰祖母了：是你远在天边的孙儿，在阅尽人间的苍桑变化、满头青丝成了斑斑白发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您的身边。

初回上海，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跑遍了我童年少年时期在上海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地方：将一部25路电车从头乘到尾，期间可以见到我的出生地石库门、从小喜欢的外白渡桥外滩；一条浸润着墨浓书香的福州路来回地走了两遍；我还特地到倪家孃孃的老房子前驻足良久；急急地拜访母校控江中学、同济附中及上海少年宫；特地赶到南翔品尝小笼馒头、提前预订“红房子”正宗的法式西餐；从黄牛手中得到了上海音乐厅的紧俏票以一睹曹鹏指挥、俞丽拿演奏的风采；我还没忘记重温儿时听惯了的评弹琵琶声、申曲紫竹调。

最重要的是拜访了我出生地的房子。经得住户同意，（房间不便于进入），便登上了儿时的活动天地——晒台：在那里与小伙伴捉迷藏、打玻璃球，在水泥地上画上格子玩“造房子”。老祖母喜欢花草，总是将晒台四周摆得花团锦簇，印象最深的是满墙的牵牛花，一直爬到头顶的铁架上。

忘不了那些个清晨，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只留下我与祖母一人一只小板凳坐在牵牛花下。祖母炒了一碗葱油饭，碗底藏着一只荷包蛋。祖孙二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早餐。那时我也就三、四岁的样子，老是用小手指着碗口问：“荷包蛋还不出来？荷包蛋还不出来？”祖母哄我说：“大口大口的吃饭，荷包蛋就出来了。”于是，有了荷包蛋的期待，我的早餐总是吃得又多又快。

也忘不了每个午后，祖母总要让我睡觉。有时熟睡中被吵闹声惊醒，我皱着小脸浑身的不舒坦。这时，祖母总是抱我坐在牵牛花下，对着楼下的弄堂口唱着自编的歌：“小耳朵，竖起来，听一听：赤豆糖粥来没来？看一看：桂花糖粥挑进来；买一碗，孙儿尝，喷香喷香好吃来。”

祖母那一声高一声低的旋律唱得我小脸渐渐的舒展开来……

于是，我不能不再一次来到祖母墓碑前向她表白：我有上海户口了，祖母，这下您该放一百个心了：从此，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长年累月地呆在上海，再也不会有人来赶我再也不会有人来撵我了；我终于可以迈着熟悉的步子心安理得地走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了。

重归故里，我已是年愈花甲。然而，记忆中儿时您亲手种下的满墙的牵牛花，还依稀在我的脑海中淡淡地绽放；您自编自唱的那首解馋的糖粥歌，还能在我的心里浅浅的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