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水楼台（第九篇）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政府各部门都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到机关办一点小事不知要找多少人，盖多少个章才行。到点不见人，没到点人都不见的现象城乡各机关都是普便现象，至于上班时间喝茶聊天侃大山，下棋玩牌织毛衣更是习以为常，办事效率低下，推萎扯皮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其实解放后共产党的建国宗旨就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府，对工农的重视程度高过一切，文革期间更将工人、农民的地位推到极致，农民陈永贵，纺工吴桂贤都曾官至付总理。解放后分到各级政府机关的军代表，他们眼中的行政管理人员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旧式官僚买办，因此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城乡干部下乡或到基层劳动几等同被思想改造，收人低社会地位更低。特别是共产党的干部更被要求吃苦再前享受靠后，有各种福利都要先济工农群众，无私奉现原本就是党要求干部的唯一标准，因此城乡中不想当干部不屑作公务人员是普便现象

特别是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工人开始有奖金能承包腰包日日见鼓，农民允许多种经营大多迅速致富，而造原子弹的都不如卖茶鸡蛋的现象又随处可见，因此当时公务员只能拿死工资几乎可与无能者划等号。因此农村的政府部门见不到人，恐怕大多都去忙乎自留田去了；而城市的机关人员有本事的则去练摊、开皮包公司赚钱，没本事的自然不会有好脸色好心情更不会有好态度。

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民日见财大气粗，工人收入飞涨，各级政府部门于是也开始五花八门的“创收”行动。城管的、市政的、环卫的都开始满大街钻胡同的找城乡小贩“罚款”，西瓜上市和秋后青玉米进城更是让许多机关给“罚款”人员定设每天创收指标和提成比例。区街里巷也竞先开辟一个个农贸市场统一收费，那些名气大的服装、海鲜、日用品市场更是日进斗金，比印钞机来钱都快。许多区、街管理人员的收入与日俱升，成为特权阶层，遇到难缠的商户，索性直接或间接雇用有黑社会背景的人或组织，与后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其收益改革初期甚至成为某些区、街经济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那些俱备行业优势的部门揽钱生财之道更多，比如交管局，八，九十年代甚至给所有出警警员罚款指标，并与个人收入挂钩，使得乱罚款的现象很平常，深被社会各方人员深恶痛绝。那时期国家层面资金大多捉襟见肘，因此给许多国家公务人员和事业编制部门的工资都不足，创收成了那个时期所有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的头等大事，谁能给单位弄来钱就是爷。于是各类技术监督部门通过名目繁多的培训班、资格证、准入证，甚或年检、月检获得额外收入。外贸、海关则通过审批各类特需、特供 、特危等进出口物品敛财增收。法院开律所，公安开商店，区、街机关建工厂，连居委会都要开个小卖部。出租行业频用“钓鱼”持法，公安人员甚至用卖淫女作饵专抓嫖娼者罚款，用赌博者诱使众人群赌抓赌罚钱。八十年代末刚有港台黄色录像，有一次我所在的单位一部份青工看黄色录像被抓，每人竞被罚款1500元，可那时工薪者收入大多都仅有一、二百元，还鼓励揭发，那怕是路过瞅过一眼的也在劫难逃。还有一个时期是外来的农村人就抓，交罚款才能走人，逮到公交车上小偷与“咸猪手”也一律罚款结案，甚至小偷比抓小偷的人走出派出所都快。国家是一孩政策，农村政府则把多生育的当成生财之道，动则数万元，不交甚至拉牲畜拆房，这使农村特别是离城市较远的乡村，三四个孩子的现象很普便，有钱的交钱不生男孩不算完，没钱的远走它乡成盲流，到最后国家还是不得不给数百万“黑人”上户口。

服务、娱乐行业更是肥肉，没证的罚钱，未检漏检的罚钱，有投诉的罚钱，抓到黄、赌、毒的要罚钱，卫生、消防、市容不达标的更要罚钱。市、区、街每年甚至每月都有派购，东西可以不要钱得必须交，比如各类报刊，机关用品，白吃白喝更是天经地义。单位、个人违建，开门脸可以不拆，但只要交罚款就可过关。房产部门甚至鼓励各家个户将违建房按几百元一平交钱改为公房面积，好在拆迁平改中获得数千或数万一平的利益。市政、环卫部门在人流多的车站、商场建厕所收钱，园林的把绿地公园都圈上开始卖门票，甚至派一群大爷大娘专门在闹市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专抓农村人随地吐痰、扔烟头罚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还有一些政府机关甚至在扶贫款、救灾款上燕过拔毛，在治沙、治水、绿化等专项资金中层层剥皮。不是有过报道，水利部建的一栋几十层的豪华大夏竞没用国家一分钱拨款，可见各行个业八、九十年代的财物乱象，2000年后贪腐之凤愈来愈盛就应始于那个时期。

2018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