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大捷的背后（33）

石牌大捷的背后（33）

三十三、剿灭赤匪和削平叛逆（上）

蒋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里阐明的观念世人皆知，他本人是这样解释的：“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这也就是说，“安内”不仅仅是要“剿灭赤匪”，还要“削平叛逆”。所谓的“赤匪”，自然是他必竟一生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心头大患的共产党，而所谓的“叛逆”则指的是国民党中的其他派系，以及各派系的军阀以及地方杂牌军。

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就一直处于军阀纷争、群雄并起、内乱频仍、党争不断的局面，而在“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两广的李宗仁等地方派系出于民族和自身的利益考虑纷纷起来响应，不仅使得蒋介石自己的力量能够顺利介入那些以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区域，也使得那些地方武装组成的杂牌军纷纷走上战场，从而成功达到削弱各路军阀实力的目的。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抗战资料，其中的确有许多心酸之处。

比如杨森的第20军1937年9月1日奉令开赴淞沪战场，从贵州出发全凭两条腿，一直走到湖南辰溪方才得以乘船，从长沙坐火车运到前线已是10月8日，途中足足用了37天！几十万川军的武器装备也是极为缺乏，比如奉命参加台儿庄作战的川军，出川的时候步枪和手榴弹都严重不足，一些新兵甚至是赤手空拳的，却得不到国民政府的装备。川军没有武器弹药自然就无法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为了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他们居然迫不得已在山西抢劫了阎锡山晋军的军火库。

其实，到了石牌会战的抗战中期，得到美援的国军、尤其是中央军中蒋介石的那些嫡系部队，在武器装备上一点也不比日军差，人员配备上更是日军的数倍，这一点在民国的档案中说得很清楚。可是在部队素质（包括长官的指挥和士兵的参战）上却是在不能让人恭维，更要命的是，就和枣宜会战后期国军在撤退途中经过雾渡河将那里的民众家中抢掠一空一样，国军的不少队伍在驻地通过横征暴敛等手段，弄得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甚至跑到日军那一边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美国作家布赖恩 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讲到：“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更是记录了一些我们从未听说、但骇人听闻的事情：“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英国人编写的那部书详细介绍说：“1942—1943年冬天（河南）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那部书直言不讳的说：“没有比一号战役（日军关于打通中国大陆南北通道的战斗部署）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

想想看，当地汤恩伯指挥下的国军精锐能把中原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那是何等的盘剥欺压才导致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