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飘过六十年

歌声飘过六十年

 

65年前，我刚上小学，过第一个“六一”儿童节。为了庆祝“六一”，学校里组织歌舞表演。教我音乐的女老师觉得我声音宏亮，泼皮胆大不识羞，就把我推荐到了演出队。还让我“独唱”《歌唱祖国》。她怕我演砸了，就提前半个月对我单独教练，一遍又一遍地教我，除了教我唱还教一些简单的动作。上台演出前，她还用自己的胭脂给我化了夸张的妆。她就像妈妈一样，细致周到地为我这次演出作了准备。由于准备得很充分，我的演出很成功，得了一等奖。当我手捧奖状回家时，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从此和歌唱结缘。

每天一放学，我就一路欢歌唱到家：“二呀么二郎三，高呀么高万丈……”母亲听到歌声，就会笑容满面地迎出来，或递过一块甜瓜，或拿出一个烤得香喷喷的红芋。

1966年我高中毕业，大学停止招生。我厌倦了闹哄哄的“造反”，回乡务农。在那无望的岁月里，唯一能帮助我克服孤独和寂寞的就是唱歌。平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能唱，我就利用割牛草时，躲在淮河滩上的荻柴滩里唱。荻柴滩里空无一人，只能听到“苇喳子”、“水咕咚”（两种水鸟）的叫声。于是我就一边割草一边唱，把我心中的郁闷全都唱了出去。

那时候，队里分的柴草不够烧锅做饭的，到了秋季，我就到邱家湖里搂豆叶。白天我用竹筢子把豆叶搂在一起，第二天天不亮，趁着露水把豆叶打湿了（太阳一出来，豆叶就被晒焦，一捆就碎了），再用绳子捆起来挑回家。住地离湖地好几里，为了在天亮之前赶到豆地，我必须三点多钟起来，扛着扁担往湖地里走。湖地是行蓄洪区，没有一户人家，看不见灯光，听不到狗叫。解放前，这里曾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解放初，反匪反霸时，这里又是枪毙土匪恶霸的地方。人们常说这个地方很“紧”（即闹鬼的意思）。“过坟场，唱小曲，给自己壮胆”，于是我一边走，一边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怕鬼就有鬼，借着星光，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鬼影”向我移动，他忽高忽低，忽大忽小，越来越近。我的头皮发麻，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歌声在颤抖，当“鬼影”离我几步之遥时，我把扁担举过头顶，大吼一声“打鬼！”向“鬼影”打去。那“鬼影”躲到一边嘿嘿地笑起来：“谁是鬼，我是看庄稼的，你唱的真不赖，跟收音机里唱的一样。”我紧绷着的心弦一下子松驰下来，冷汗顺着脊梁往下流，把扁担一丢，无力地瘫坐在路边的田埂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28岁那年，我遭遇了一次失败的恋爱。那时我在部队当排长。部队干部找对象很难，每年一次探亲假。在假期里，如果遇到合适的，就能谈成，否则只能等到来年的探亲假再碰运气了。我好不容易谈成了一个，谈了两年，都到了商定结婚日子时，女朋友突然变卦了。满肚子苦水不敢往外倒，怕别人笑话，只好把苦水憋在心里，憋到星期天，我向连里请了假，独自一人跑到营房后的高山上，面对群山和松涛林海，我放声高歌，从铁道游击队之歌到石油工人之歌，从英雄赞歌到陕北民歌，足足唱了一个多小时，把我熟悉的老歌唱了一遍。痛苦随着歌声飘向四面八方，心中的郁闷也减轻了许多。顿时，一腔豪情油然而生：“大丈夫何患无妻！”歌声把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当儿子一岁的时候，我从部队转业。爱人是纺织厂的工人，三班倒。每当她上夜班的时候，我必须领着孩子睡觉。可是儿子让他妈妈搂着睡惯了，我领他睡，他就一个劲地哭闹。我抱着他满屋子转，不停地摇晃，好不容易哄睡了，往床上一放，他又“哇”地一声哭起来。于是我只好改变方法，唱歌。我不会唱摇篮曲，但我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等行军歌，这些歌虽不像摇篮曲那样舒缓动听，但由于节奏单一，催眠效果也不错，我唱着唱着，儿子就睡着了。后来，每当儿子闹困的时候，我就给他唱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条件反射”，我一唱歌，他很快就睡着了。我给儿子揩去脸上的泪珠，望着他那甜甜的睡相，回想起在部队想孩子时那个难受劲，不禁自言自语：啥是幸福？此时此刻就是幸福！

如今60年过去了，我已满头白发，不宜在公众场合献丑了，但仍然喜欢偷偷地唱。唱起童年时的歌曲，让我想起儿时的欢乐；唱起在部队时唱过的歌，仿佛回到火热的军营；即使唱起失恋时唱过的歌，也给我带来忧伤的酸甜。只要一唱起这些歌，仿佛自己变年轻了。

记得一位名人说过：“歌声是生活中的水分。”的确，歌声像雨露，滋润着我成长；歌声如甘泉，浇融我心中的块垒。在我无望时，让我看到前景；在我受挫时，给了我自信。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像甘泉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灵，伴我走过走过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生活中不能没有歌声，如同生活中不能没有水。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日报社  闫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