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

要说挂旗船就得从船说起。从独木舟到木船，再到公元前2900年前后埃及人最开始使用帆船，那种借助水势、风势和潮流的自然动力而前行的船只一直到18世纪以前，一直在海洋交通工具中占据统治地位，那种依靠一根或多根桅杆张着一面或多张风帆前进的木船在中国内地、尤其在长江流域的川江河段更是一直风行到19世纪中叶才逐渐被机械动力驱动的轮船所取代。

湖北省宜昌市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的出口处，也是川江与荆江的交界处，由于此地“控楚蜀之交带，当水陆之要冲”，而成为历代置州郡、设府县之城；同时因为上通巴蜀、下联江汉的承上启下的交通位置，早在三国时期就常有征帆远来、商船过往，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令人心驰神往，郭沫若的“峡尽天开朝日出，山平水阔大城浮”更是对宜昌最好的描写。

长江宜昌段航运的崛起是从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武昌，切断了淮盐上运的交通之后，从而导致“川盐济鄂”，不仅促进了川江上的运输日益活跃，舟楫日渐增多，也使得在承上启下具有特殊地位的宜昌地位由此得到凸显，随着客运和货运的逐渐发展，自然就成了川东鄂西一带的商业中心；而大批的船工、纤夫纷纷拥入，带动了这座城市与之相关的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久而久之，不仅成了“白日千人拱手，夜里万盏明灯”的港口，也成了商船往来如织，山货堆积如山的西陵峡口最重要的黄金水路的过载码头。

不过说来惭愧，说起来兴奋、看起来热闹，其实也就那么回事。那个时候川湘鄂之间的木船往来并无固定码头，不过就是在西坝沿岸、上下河街（从现在的西陵二路到大南门）江边系缆泊舟，随着江水的涨落而不断迁移；加上船工、纤夫都是随船而动，宜昌城增加的不过就是一些宜昌话里所说的“挑散扁担”的装卸工。历史也是这样记载的，到清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全城的店铺作坊也只有“花行、钱庄、堆栈等八家，杂货行七家，榨房四家，旅栈九家，挠铺子两家。”

那个原宜昌海关署税务司的英国人埃德温 勒德洛（旧译李约德）（Edwin Ludlow）在1891年写的那份《十年报告》中列举了在宜昌到重庆航线上的七种不同种类和等级的木船：20-40吨的来自万县的“麻阳”、10-25吨的来自云贵的“鳅船”和“趴窝”；10-30吨来自川东的“五板”；平均25吨来自湖南的“辰驳子”；16吨左右“脚船”和91吨来自本地的“麻雀”或“麻雀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而在1892年重庆海关税务司郝博逊的笔下，则对当时停靠重庆的木船种类统计得更为详尽：“来自湖南的船有辰州麻秧子，辰边子，钓钩子，烧拐子，乌江子；来自宜昌的有辰驳子，南板麻雀尾，白板麻雀尾；来自云贵的有牯牛船，秋子船，冲盐棒，柳叶帮；来自泸州的有锅铲头，毛鱼秋，冬瓜船；来自遂宁的有千担哥，老鸦秋，阴阳合；来自嘉定（乐山）的有南河船，桥眼船，扒杆船，竹筏；来自合州（合川）的有毛板，贯牛舵。”

郝博逊接着写道：“此外还有辰州（沅陵）的辰条子，涪州（涪陵）的厚板，巫山的小辰驳子，开县的橹板，归州（秭归）的鹅儿子，眉州（眉山）的半头船，五通桥的提篮船，永宁（叙永）的乌龟壳，叙府（宜宾）的大河船，万县（万州）的收口麻秧子，綦江的三板船，长寿的船龙子，邓井关的瓜皮船，落溪的大红船，白河的草药船，落楼的扒窝子，重庆小河的马耳朵，烟火船等等。”是不是有些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