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6）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6）

公元1644年是明思宗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也是大顺朝（李自成）永昌元年、大西朝（张献忠）大顺元年，黄历（黄帝纪年）四三四二年。那一年的七月初八日，仅仅数十万铁骑入关、占领北京城的满清政权发布诏令，指责明王朝行“弊政”、“疵政”，加派“三饷”害民：“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承诺大清朝“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清圣祖康熙皇帝（1654-1722年）的功绩中最为被史学家吹捧的就是康熙五十年（1712年）做出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决定。说的就是在盛世下国家富裕了、有钱了，为了大清国的人丁（劳动力）兴旺，为了百姓安居乐业，永远不再增加农业税。但这仅仅说的就是“按丁纳税”，却不包含其他的收费。”那位明末清初的大儒陆世仪（1611-1672年）就指出过：“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这就是实证。

为了阻止各级地方官吏的层层盘剥，雍正（1678年-1735年）登记后改费为税，这就是所谓的“火耗归公”改革。这项改革的性质就是“加赋”，而“归公”等于承认了“加赋”的合法性，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与“永不加赋”的承诺相违背的。陈其元（1812-1882年）的《庸闲斋笔记》就记载：“当时议者，谓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也就是质疑费改税后，又会有新的收费产生，而且越改越多，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忧虑将很快成为现实。

乾隆皇帝（1711-1799年）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开创了康乾盛世的领导者。苦于自己把国库里的钱花光了，囊中羞涩，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就开启了“捐纳”之门。其实，这种以“捐”为名、卖官鬻爵以弥补财政亏空的行为在康熙朝就有过：史载，一年之内，仅在山西就卖出1300个县丞职位；一年半就在甘肃卖出了1700个县丞职位，而当时全国只有不到2000个县，开的都是空头支票。康熙所做的，不过就是将“捐纳”作为正规制度进行了规定：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员以下均可纳捐。

乾隆皇帝还首创了“议罪银”制度，允许犯了错误、被人告了刁状的各级官员用银子赎罪，至于多少则可以商议和讨价还价的。那是以皇帝为首，以和珅（1750-1799年）为总负责人，以全国官员参与的大肆贪污、情节十分恶劣的攫取财富的一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到了嘉庆（1760-1820年）时代，先是和珅被杀、后又停止了“议罪银”制度，还整治吏治、镇压白莲教起义，但财政依然空虚。为此，嘉庆又一次大开捐纳之门，捐生数量高达22万人，这也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