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9）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9）

根据上海捐厘总局负责人吴煦留下的档案记载，仅上海每年的厘金就超过100万两；根据与曾国藩、左宗棠（1812-1885年）、李鸿章等并称“晚清八大名臣”的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郭嵩焘的说法，湖南每年的厘金多达140万两，湖北则更是超过200万两。根据经济史专家彭泽益的估算，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花去了1.8亿两银子，而根据历史学家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里的估计，在那十几年里，各地厘金收入年均1000万两，总计1.1亿两，那些钱几乎全变成了军费开支。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厘金的贡献，大清王朝想打赢那场战争是不可能的。

有了厘金这么稳定的收入，地方财政自然再也不用发愁，久而久之得到了好处的地方大员们即便后来没了战争，不需那么多军饷，厘金也照旧征收。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了厘金源源不断的支持，虽然还不敢和后来的袁世凯那样离心离德、也绝不向他的恩师李鸿章的“愚忠”看齐的曾国藩等人渐渐养成了自行其是、不听调遣的习惯。对于朝廷的法度阳奉阴违，不仅把持了地方厘金，而且还敢于以各种借口截留本由中央财政管理的地丁钱粮。这样一来，地方督抚的钱包鼓了，腰杆硬了，中央财政却断了进钱的来路，对地方的发号施令渐渐失效。

在中央集权财政体制下，户部对地丁、杂税、盐课、漕赋、关税以及出自这些项目的支出实行“条条专政”，但厘捐实行以省为单位之后，就形成了以各省督抚为首领、包括藩（布政使）、运、粮、关等机构和其他财政税收等衙门新组建的“块块专政”的财政系统。至此，地方督抚自行攫取财权的做法被合法化，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开始陷于瓦解。于是，才有了地方山头林立，各地督抚们有坐大之势，清朝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手里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话语权，大清帝国的崩溃不过就是时间早晚而已。

开创于咸丰三年（1862年）的捐厘最初是地方筹集军饷所需而征收的一种商业税﹐因其初定税率为1厘（1%）﹐故名厘金。最开始按地亩肥瘠和业田多寡，照地丁银数分别抽捐，大致每亩起捐自八文至二十文不等；同时，对米行商贾推行捐厘之法，规定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以助军饷。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局卡有随着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的确不失为一项创举。

可是慢慢的，厘金开始对丝、茶、土布等传统产业除了在出产地所征收的产地厘和按商品分类而征收的百货厘之外，还有盐厘、洋药厘及土药厘都加入进来。据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69-1908）全国各省厘金收入分类计算，其中百货厘约占总收入的92%，洋药厘约为3.3%，土药厘约为2.1%，茶税约为1.8%，盐厘约为0.8%。而厘金税率、抽法及年收入 厘金税率各省又不一致。当时就有人揭露：“各省厘捐章程不一，大约厘之正耗，较常税加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