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备打仗

1969年3月。当一卡车一卡车戴着草绿色棉帽子、套着草绿色棉大衣、棉裤的上海知青开进边疆珲春时，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威的一家报纸以“半武装的军队来了”为题作了专题报道，这是公社武装部长告诉我们的，他在作动员报告时反复强调：“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打小仗，不是打中仗，而是打大仗，仗，是一定要打的！”这一连串有力的“仗”字振聋发馈，让我们紧绷起警惕的神经，于是保证书、决心书、图片、漫画一时贴满了小学校的墙壁。然而边境线上安宁静谧又渐渐淡化了“要准备打仗”的剑拔弩张，一到农忙，“仗”字也就消声匿迹了。

转眼已是国庆节。上午割稻下午放假，乘这和暖的阳光洗洗衣服晒晒被褥打扫一下个人卫生歇下来再写几封书信，把个半天时间排得满满的。

这时仓库保管员前来传达民兵连部的指示：让我们上山去挖战壕，不记工分，义务的。我们不去。保管员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我们觉得好笑，中央还能管到咱们生产队挖战壕？他没法，叫来了民兵副连长。只见他手里举着一份皱巴巴的文件，说里面有挖战壕的命令。我们拿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月前县武装部的通知：要求做好国庆节的国防安全包括增挖战壕之类的防敌措施。

无奈，一行人只得提着铁锹上了后山。也没有具体方位，见哪儿土松就在哪儿挖。这强迫加乏味的活干起来懒洋洋的。幸亏小任带了只半导体收音机，正在重播上午天安门游行的实况，我们听着广播打发着无聊。

也不知民兵副连长什么时候听到了收音机的声音，站在山坡上喊：不能放出声音来！让老毛子听到国家秘密是不行的！

我们说：老毛子长了千里耳啊？让老毛子听见了更好，不正是有力的反修宣传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副连长还是上来强行将收音机关掉了。气得我们支着铁锹不干活。他也不想进一步得罪我们，边走边说：“巴里巴里”(朝语：快快)地干，我有事地走！我们相互装着鬼脸：什么屁事，还不是“束利马消”(朝语：喝酒)去！于是，我们草草地挖了一条十来米长、站在里边还没到膝盖深的小壕沟，便作鸟散状。

秋收过后打完场就算农闲了。生产大队开进来了解放军机炮连，这下子我们一帮“游击队”成了“正规军”：先是将大队五十来号青年分别插入解放军的各个班中，一同出操一同训练，卧倒立正跑步再卧倒；然后组成敢死队隐藏在雪堆里，把牛车假想成苏联坦克，随着班长一声令下，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轮番冲上去将“炸药包”投进“坦克”中。班长喊道：“坦克炸翻了！”我们欢呼着：“胜利啦、胜利啦！”俨然是孩童时代玩“打仗”的游戏。

紧接着是扛起“75”、82”炮练架炮瞄准。起先当地青年怕扛沉重的弹药箱，都抢着当一炮手二炮手；于是我们知青只能作为四炮手五炮手的跟在后面扛弹药箱，死沉死沉的。后来担任一炮手二炮手的当地青年搞不懂测试计算等基本技术，不得已让位于知青。我担任一炮手，背着轻巧的仪器走在队伍前面，心中油然觉得自豪。

最过瘾的要算实弹射击。我发射过一枚“82”炮，随着身后喷出的一束火焰燃红了山野，炮弹应声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我激动得跳了起来。高兴之余忽闻一枚炮弹价值130多元，让我大吃了一惊：这价值不等于我在生产队里干两年活的报酬吗？

寒冬腊月，东北山区下午四点钟开始天黑，六七点钟就上炕睡觉。一天夜里十点钟，民兵连长踢开了集体户大门，大呼小叫地让大家起来，说金塘方向发现了老毛子军队，双方都交上手了，要我们大队火速派兵力前去增援。

我们半信半疑地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扛着枪弹摸黑前进。不时从前面传来口令：“先锋”、“先锋”，“紧跟’、“紧跟”；大家睡眼惺松、语无伦次地往后传，一片“哄哄”、“哄哄”的变调声。后来口令又改成“102"、"102"，我们也不去探个究竟，“12”、“12”地鹦鹉学舌。尽管不相信这仗就这么容易打起来，但也作好了长途跋涉的思想准备。

谁知走不到六里地，由于一条山路积雪太厚，拉着炮筒弹药等辎重器械的马车无法通行，大家站立在雪地里不知所措。有人建议：应该分散隐避开来，若集中站在公路中间，敌机前来袭击，一炸一个准。于是队伍开始骚动。解放军指导员与民兵连长咬着耳朵，随后命令队伍向朝阳(即我们生产大队)方向撒退。一开始不相信命令的真实性，经民兵连长再次重复，队伍里便发出一阵会意的笑声，大家也不理会金塘方向的战况究竟如何？都想早点回去睡觉，故而返身快速后撒。这次拉练干脆利索，前后用了不到一小时。

但是也有马拉松式的紧急任务让我们筋疲力竭。一天下午我们几个人正在热炕上下围棋，军号响起，随即被喊到场院。连长传达紧急命令：据可靠情报，国外特务已登陆回龙峰大队，我们集合前去搜查。经过了无数次的演练，我们对此已失去了好奇，更不存在什么紧张；何况这次特务的国籍还没有落实，多少减低了它的真实性。

朝阳到回龙峰十五、六里地，一个多小时就赶到了。然而却不让进村，只在山坡树丛中隐藏下来。大家十分不解：乘着天还亮着，为什么不抓紧搜查呢？若捱到夜里，两眼一抹黑，还能搜查谁去？

蹲在草丛中，饥饿与困乏相互打着架，时间实在是太难熬！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个钟点，随着一声“立正”、“出发”，疲惫的队伍如群幽灵一般从山坡上游动下来，荡进村子里去。

此刻家家户户已入梦乡。一阵阵“乒乒乓乓”的敲门声骤然而起，狗吠声此起彼伏，吓得屋内的男女老少拉裤拾衣惊惶失措。当一本本户口薄交到我们手里翻看审查时，面对着那一双双恐惧的眼睛，我的心里万分内疚与不安。更为难堪的是朝鲜族房子的格子门窗都是敲个钉子缠上一根麻绳就算是“锁”了门，有的门上绳子不结实，一拉就断，木门便自动开启，碰上赤条裸体的男人女人，那种窘迫便可想而知。返回的路上才知道这次行动是整个公社统一的互换查夜，每个大队每户人家都逃不脱这样一场惊惶失措。

1970年战备升格，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党内领导层内斗所致。当时提出边疆要“军民联防”，除了白天站岗晚上放哨，各大队还要制定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具体措施。大队成立了“战备办公室”，因为我的字、画在黑板报上露过一手，所以脱产(也就是不用站岗)担任民兵连作战参谋(充其量不过是个文书)。第一件接手的任务就是要我将整个大队的地形地貌绘制出来。

我提携着纸笔工具，指挥着两个青年一座山头一条河流地实地观察目测，用了一个整天便将作战图绘制了出来。队里几个“老资格”阿兹爸依放下平日里端着的架子，也颤巍巍地挤进了“参谋室”，在地图上辨认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耕耘的山山水水，对着我啧啧称奇：“你是飞机的坐啊还是眼睛的千里有啊？”

连队的“首长”们面对着这张地图更是高兴：“这下老毛子敢进来就让它死无葬身之地！”继而“首长”们在地图上这里划一条蓝线，谓之战壕；那里勾一条红杠，谓之地道。如此这般，这张粗劣的地图成了名副其实的战略战术图。我当时倒也清醒：凭这张手绘图哪会产生这么大的功用？看见“首长”们喜悦的神态不亚于得到一张《智取威虎山》里的“联络图”，心中暗自发笑。

挖地道修战壕的战略措施制定出来了，接着便是落实的问题。我们大队靠山，可以不挖地道，改打山洞：准备挖成一百五十米长的一个山洞，将后山完全打通，届时前后两个洞口都正对着弧形公路的拐角处，居高临下扼守要冲，正像解放军指导员说的：“每个洞口摆一挺机枪，叫侵略者有来无回！”生产队里的小木匠口吃，急急地说道：“飞——飞机，轰轰轰——轰炸的来，全全全——全部的朝阳、朝阳，贫——下——中——农，统统地进洞洞洞——洞里，吃饭、睡觉、打打打——打扑克地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措施还没落实，“首长”就责令我两天时间拿出“军民联防”的总结材料送公社报解放军团部；不料公社又将这份真假参半的材料选到了县里，解放军团部也将材料上报到军分区；县里和军分区都觉得朝阳大队“军民联防”行动迅速、措施得当，便拿它作为战备典型报到省里和沈阳军区；最后沈阳军区军民联防积代会点名要朝阳大队参加。原来给的三个名额是让部队指导员、大队民兵连长和我这支“笔杆子”去，后来部队团长也要去，便挤掉了大队的一个名额，自然是将我舍弃。民兵连长又高兴又着急：拿着我写的材料到处叫我念给他听，他在不懂的字旁边注上朝语字母，折腾得我唇焦口燥，那时想若是有台录音机该多好。

去不了沈阳，便派我与当地青年永明一起挖山洞。因为后山石质疏松，只能挖个曲着背行走的地道。加上工具简陋，每前进一米，起码得放三五回炮。用的炸药是自制的，导管、导火线是从水利工地偷来的；没有仪器，只凭着目测、直觉，也不知道能否笔直地按照计划打出山去。但是我和永明在狭窄的空间里配合得很默契，除了打炮眼一人握钎一人举锤需共同合作外，其余工作都是他挖石我运砂。几天后又添兵增员，一日三班日夜兼程。

半个月下来，运出洞口的砂石竟能积垫起二三米宽的半弧形平地。休息时，就在弧形地上下棋打朴克，俨然成了露天俱乐部。

一次集体户小陈跑来，说女民兵也要干男民兵的活，坚持要执锤打钎。没法子，永明就让她掌钎。其实掌钎这活极需窍门：屏住气、用足劲，在对方举锤的一瞬间转动铁钎。尽管永明缓着力气打着钎，小陈还是左右抖动掌不稳钎，她又不甘示弱，硬挺到末了，一只炮眼还没打成，她的手指被铁锤砸中，顿时紫血一片，疼得她一屁股坐倒在砂石里起不来。后来才知道她的手指骨被砸裂了。

这确实是个坏兆头。第二天下午收工时，永明下了两眼炸药。因为山洞已经挖了有二十几米长，又舍不得多用导火索，点炮后怕来不及跑出洞口，所以就照蜈蚣般的形状在山洞的横向又挖出了一个个耳洞，作点炮后的暂时避身之所，当听到炮响之后需马上跑出洞来，否则烟大呛人。永明点着炮眼之后，我们照例躲到耳洞中，等待动静。随着轰响声起，我们屏息谛听着：但这一次两人都吃不准刚才是一响呢还是两响抑或是两响并发？待了一会儿，再无动静。永明说：“可能两炮全响了吧？先跑到洞外去等！”

正当我们离开耳洞冲出去时，身后“轰隆”一声巨响，顿时感到耳鼻处石走砂飞，电灯也被震灭。我们赶忙抱紧脑袋挟着滚滚浓烟往洞口逃，不料洞口被刚才的炮响震塌下大堆砂石，堵得洞口只能射进三分之一的光亮。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电影《燎原》中瓦斯爆炸后的惨景：女主角的父亲拖着沉重的躯体向着洞口(也是只露出三分之一的光亮)伸出一只绝望的手臂呼救，直至洞口完全被堵死……

烟雾中，我言语不清地对永明说：“快……挖……会呛死……闷死……”于是两个人使出全身的力气用双手刨着这些想要扼杀我们生命的砂石。手套破了，手指出血了，我毫无感觉。也就是两三分钟的光景，我们终于带着满身的黑灰活着出洞了。两人站立在洞外的弧形上腿脚发软：老天！幸亏炸药早响了两秒钟，否则，塌落下来的砂石砸在脑袋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开春解冻之后，坏兆头的可怕阴影一直笼罩着打山洞和挖地道：柳树川在村里挖的地道塌方压死三人，有的还传出压死了十几人，众说不一，反正是压死了人；但距我们大队六里地的二道泡大队的地道塌方伤人却是耳闻目睹。于是，大队决定停止再挖山洞。其实，山洞只打了五十来米，而“军民联防”的讲用材料上却已经在使用山洞了，幸亏沈阳军区没派人来核实。

“军民联防”的土政策土方法，险象环生，却没让我们大队的知青缺胳膊断腿，相比之下受害最重的要数九沙坪大队的上海知青。

那时，为了随时对付敌人入侵，民兵夜间值班都要荷枪实弹。上海知青小冯，因收工晚，来不及吃饭便赶去站岗，又饿又乏抱着枪靠在草堆上就睡着了。集体户两位好心的女同学手捧着刚煮的热苞米送来给他吃，站在离他五、六米的距离还没等叫他，他却凭着警觉，感到有人在靠近自己，朦胧中猛然惊醒过来。因为值岗不允许睡觉，一旦查出不但要扣工分还要写检讨，慌乱中他的手指停留在自动步枪的板机上，无意识中“叭叭”两声枪响，眼面前的两位姑娘应声倒下，散落的苞米随着鲜血满地滚淌……不幸之中还算走运，枪口是朝下走的火，一位姑娘大腿饮弹，一位姑娘足踝致残。

这次走火使得小冯整整傻了半年。直到他离开了大队到县里当工人后才稍稍淡忘了当时的恐惧。事隔廿年后他给我来信还是忘不了“走火”，他写道：“……每每看见、听见这两位女同学，因为是我的冒失，使她们遭受了致残后的种种痛苦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掉进冰水里……上帝，是要惩罚我的……”

小冯和两位致残的姑娘一样，应该也是无辜的。在这里也想再次安慰小冯：善良的人是绝不会受到上帝惩罚的。只要求那些假战争或是真战争，都远离我们——这些不堪重负的知青那种筋疲力竭的生活吧：这应该是你、也是我——当初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