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万水回上海
1970年10月25日，晴
州、县领导部门传达文件精神，今年冬天决定让上海知青分批回上海探亲。
大队首先批准了我与一队的小丁回沪，这是插队落户两年之后的第一次。回想去年，祖母生病唤我回上海而大队没能批准；集体户小洛思家心切，也学着邻队上海知青的办法，借了一身老乡的衣裤，乔装打扮之后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谁知在县城购长途汽车票时，就被识破是“假老乡”，于是遣返归队，羞得她一个月抬不起头……抚今思昔，十二分珍惜此次的探亲。
今天小丁颇为激动地跑来商量乘车路线。自从上山下乡以来，到东北的几十万上海知青、江苏知青、浙江知青蜂拥于贯穿南北的哈尔滨三棵树至上海的58次这趟列车上，日日超载、月月暴棚，人称“强盗车”。我们的探亲路线是先要坐一千多里路的汽车、火车才能到达三棵树至上海这条铁路线中途的一站——长春车站换车，在长春车站能否挤上火车，则是探亲的顺逆成败之关键，也才算是正式踏上探亲轧火车之旅，在这之前的一千多里路程则是探亲操练。商量的结果拟出两个方案：在长春能挤上三棵树开来的火车，则从陆路走一步到位；若挤不上，则转走水路，从大连坐船回上海。
在回家之前需归整一下物件，搜出的脏衣服拿到冰冷的小溪中去洗。为了图省事，问阿兹妈妮借了捶衣棒。真是心急喝不得热粥，那些经过了无数次谷刺芒扎搓砺之后的脆弱衣服禁不起木棒与石板的狠命夹击，纷纷解体，几乎成了千丝万缕的布条。一怒之下，弃之灌木丛中提着空盆夹着捶衣棒沮丧而归。阿兹妈妮了解详情后，“唉咕唉咕”地埋怨我捶衣的不得法。我想：反正要回去探亲了，届时从上海再搜罗些旧衣服来就可以了。
下午，独自赶着牛车去山里，将夏天自己砍的柴禾拉回来，否则，大雪一来，别人找不到；若待第二年开春草木一长就更难寻找。拉回了柴禾已经天黑。匆匆扒了两口饭便开始准备行李。集体户定了规矩：每人回家，大豆可以带廿斤，东北大米十斤，赤豆绿豆各三斤。自己事先采买下了蜂蜜、木耳、白参、黄茂、枸杞子、黄花菜；关系处得融洽的当地人送来了松子、榛子、南瓜子；不准备回家的小王、小潘托带的物品若干件；饲养员给了八两山木耳央我给他孩子买双鞋……如此一综合，将三只硕大的旅行袋塞得满满登登的，没有负重百把十斤的体魄休想将它们运抵几千里外的上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小丁摸黑再次赶来，也是清一色的三只旅行袋外加一只麻袋似的背包。当夜和我合一床铺盖睡，因为我这里靠近公路明天去公社方便。想到要回上海，兴奋得话题不断：谋划沿途的分工、谋划车船上的合作，怎样抢占座位、怎样搬运行李，如何轮番吃饭、如何轮番解手……
1970年10月16日晴
东北冬天的清晨六点钟，天还蒙蒙黑。生产队派了辆牛车，载着六只旅行袋赶着牛车到七里地外的公社汽车站。当我们坐上每天一班往返公社与县城的长途汽车时，已是中午。汽车翻了两座大山抵达挥春县城汽车站，花去了两个小时；为了照看行李只得轮流去饭馆，待两人吃完饭已近黄昏。
第二生产队的珲春知青大超事先给了他家的地址，我和小丁各背着几大件三步一喘五步一歇地沿路寻问。当找到大超家时，累得我们一屁股坐在炕上说不出话来。大超娘拧着毛巾让我们擦汗。当她试着想把旅行袋挪个地方时，竟缩手吓了一跳:“咋比死狗还沉？装的是金银呀、还是珠宝啊？”见我俩裂开大嘴傻笑，她不无怜惜地说:“真难为这俩孩子，身板还真不赖，赶上两辆大板车啦!”
晚上，大超爸烫了热酒，大家都喝了点儿，正准备睡觉，家里从农村赶来了亲戚，一对夫妻加俩孩子。大超爸说：你们凑合着挤一宿，我睡单位去。于是，大小七口合睡在一张炕上，每人只有一尺来宽的地盘。大超娘躺在我旁边，可能喝酒的缘故，很快就酣声如滚雷；乡下的亲戚在拖拉机上颠簸了一整天，累得男人倒头便说梦话；孩子牙咬得“咯咯”响；这种由打鼾、梦呓、咬牙组成的交响乐，却并不曾妨碍我的睡眠，反而比昨天睡得更香。
1970年20月27日晴
托大超爸买的去图们的长途汽车票是早上七点半的。大超娘天没亮就准备好了饭菜，大超爸还借来了一辆大板车。我和小丁每人吃了两大碗芸豆煮米饭，拉起板车就朝车站跑。
由于汽车要翻山越岭，总共33个座位的汽车最多只能乘37、8个人。我们的座位是32号、33号，乘上这趟车完全不成问题。正当我们将行李绑上车顶时，剪票的妇女在车下喊，一问缘故，是四名公安人员有紧急任务要上这趟车，所以要我们将行李搬下来，明天才能坐车走。我们一听便急了，苦苦哀求着，我们要回上海的心情更着急啊！那怕坐在车顶上也行。站长摇着小红旗过来劝说：加强组织性，革命无不胜。知识青年最听毛主席的话，公安同志要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我们革命青年不配合，谁配合？
仗着他们人多，轻松地就把我俩给打发走了。
站在车站外，我与小丁围着六只旅行袋发愁。大超爸已经上班走了，再返回他家觉得不好意思。晚上到哪儿去睡？我记得站前旅馆住一宿每人是五毛钱，只要路途节约着花，也能省出这两个人一元钱的宿费。于是，让小丁守着行李，我便前去旅馆打听。在路上正巧遇见六道泡长春知青大何，他替队里买农机配件。他热情地邀我们去他下塌的前进旅馆。
每人两只旅行袋扛到了大何的住所。屋里一张炕上四个铺位。除了大何，另外三人是汪清林业局出差的，其中一位大胡子姓铁，说话高声大嗓的。“大胡子”见我们没地方住，便主动提出让我和小丁就在这张炕上挤一宿，省点钱留着路上花。我们也不懂得客气，高兴得直点头。晚上睡在炕上才知道，原来“大胡子”也有两个插队落户的儿子，这也许就是他爱屋及乌而对我们亲热的缘故吧？
1970年10月28日晴
一大早，大何和老铁他们扛着旅行袋，送我们顺利地上了长途汽车。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盘山越岭，中午抵达图们市火车站广场。我们先将累赘的行李寄存起来，小丁去买来了火车票，我凭着火车票买回了面包与汽水；两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候车室的角落里用着午餐。图们火车站每天只有早晚各一趟开往长春去的客车，因此，中午时间候车室里极其安静。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左侧站立着七、八个男女，正往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衣着打扮像上海知青，细观察他们的聚众抽烟及神态举止则属知青里面的“流子”一类。我马上警觉起来，下意识地摸了一下缝在棉衣里层口袋的钞票和粮票，随即将剩下的面包全塞进了嘴里，腾出两只手以防万一。
这时，过来一个瘦长条的男知青，俯下身子用上海话问:“回去探亲是吧？”
我正思索着对策，不料小丁站起来答话。
“瘦长条”说:“我们也是回去探亲的。现在手头有点紧，钞票上面请帮个忙，怎么样？”
我平生第一次碰到“敲竹杠”，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因为事先有了心理准备，表面上并没慌乱，我面对着候车室大门，目光丈量着撤退的距离，估计几秒钟之内对方并不能作出反映。
“瘦长条”见我们迟疑，又补充一句:“别让弟兄们失望噢！”还没等对方回过味来，我迅速站起身来拉了小丁，一阵风地跑出了候车室。只听见背后在叫:“跑勿脱的！跑勿脱的！”
真是遭劫的人逃出了匪窝，我们马上离开车站广场，朝着人多的马路走去。
漫长的一个下午。走累了，便进旅馆的空椅子上歇歇脚。小丁问:“上火车时，这帮‘流子’还在怎么办？”
这个难题早已在我脑海里盘旋了一个下午了，若是我们空手倒好应付，然而那六只旅行袋就想携带着六个孩子，负担该有多重！我们又不是在珲春，镇上有许多熟人；图们街里实在是举目无亲。但不管如何，火车总归是要坐的。我们硬着头皮朝火车站走去，心绪也像夜暮似的黑沉沉的。
到了车站广场。我们停下了脚步商量着对策：若是硬拼，他们人多，肯定要吃亏；给钱，给多少？若搜了个干净，我们又怎么回家？进退两难中，只有侥幸于“流子”们的离去。
我戴上大口罩。刚掀开候车室大门的棉帘子，一眼瞥见这帮家伙仍站在中午的老地方。来者不善，是不是对我们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这时，广场上来往行人已经很多，有上火车的，有送客人的。我忽发奇想：能否找一、两位面善的旅客给我们撑下腰、壮个胆？于是，我睁大着眼睛向来往的旅人张望，寻找着“善人”的目标。
有两位穿着工装提着饭盒脸方鼻正的壮年走来，凭直觉他们应该是好人。我忙上前堵截。谁知一着急，结巴得说不清话，也不知说了什么，没能使他俩停下脚步，便擦身而过。我犹豫了一下，赶紧再追上去叫了声“大哥”，一五一十地将需要援助的情形说了一遍。他们见我一副诚实的样子，颇为同情地一口答应:“没了王法了！不要怕，咱送你上火车！”
有两位壮汉的护送，我们胆子壮了起来，从寄存处取出了行李便径直进了候车室。那一伙“流子”还是在原地站着抽烟，我示意两位壮汉注意。壮汉故意领着我俩绕过长座椅，从“流子”们身前经过，还高声叮嘱道:“东西多不要紧，送你们上车后，老李哥仨在车厢里等着呢!”我知道这是说给“流子”们听的，便昂首阔步地连声称“是”。“流子”们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无声无息。
上了车厢，有一半是上海知青。壮汉在上海人中间作了团结起来的动员。正派人总归是多数，相互这么一联络，上海人齐心了：万一有“流子”捣乱，大家就要同心协力。
1970年10月29日晴
……迷迷糊糊地听到耳边在广播“亮兵台”、“六道河”等站名，乘务员提着水壶提醒昏昏欲睡的乘客：“秋梨沟快到啦”、“威虎岭准备下车啦”……朦胧中仿佛是在喊“夹皮沟”、“威虎山”，俨然是进入了“林海雪原”。等到从“杨子荣”、“座山雕”那里回来，火车已经到了银装素裹的长春。
哈尔滨三棵树开来的58次列车到长春是晚上。我们照例将旅行袋寄存了；挤入候车室里的厕所内刷牙洗脸；然后踏着“咯滋咯滋”的干雪穿过马路到站前饭店吃饭。
店堂里人头窜动、烟雾缭绕。棉门帘、桌子、凳子、水泥地，从上到下全部是油腻沾着煤灰。小丁买来了四碗馄饨，其实是面片加紫菜汤。我们先一人一碗稀里索罗地吃着。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头凑近桌子，袖口上挂着乌黑的破棉条，当着我们的面，用他那树根似的手指划拉着另两碗还不曾吃的馄饨。我正想开口骂他，这时看到他嘴角溢出泡沫般的口水，身边还带着满脸乌黑的小女孩，眼睛巴巴地盯着那两碗馄饨，恶心加怜悯混杂在一起，于是我放下馄饨拉了小丁就走。
为了混过这漫长的白天，我们走进了电影院，场内没几个观众，随便捡个座位坐下。放的是舞台录像影片《白毛女》。随着喜儿被抓，我就不醒人事，直至大春枪毙黄世仁、众呼万岁时方才醒来，旁边的小丁还在打呼呢。两人花了两毛钱睡了两个小时，想想真还值得。
养精蓄锐之后准备着探亲轧火车的首场硬仗。58次车在哈尔滨就超载，在长春站能够挤上去就是胜利。随着58次到站时间的临近，剪票口前的长龙气氛严峻、情绪难耐，大喇叭反复告诫要保持秩序、切勿拥挤；然而大家在一次次的告诫声中不断将各自的庞然物件、长杆短棒迫不及待地扛上肩头，像是“操起土枪洋炮”的起义队伍要“奔向海陆丰”一般。
剪票口后面设置了两道卡，转弯抹角地拉慢了这支激昂队伍冲刺的速度。由几名服务员手持木牌在前引路，几百号人紧随其后，就像运动员入场式一般进入站台，然后将队伍分散在每节车门停靠的白线内，服务员连声喊：大家都不要急，排好队，全都上得去！
大家秩序井然。
当58次雄赳赳地开进站台时，还没停稳，大家就从紧闭的车窗玻璃看见了车内密密匝匝满满登登的人影。站台上的人着急了：怎么再能往车厢里装人啊？
人群顿时大乱。大家争先恐后地往车门挤，我拉住你的挎包，你拖住我的网兜，一根根长长的手臂努力朝前伸展，想攀住车门口的两根铁把。
见这架势，我与小丁边行动边统一思想，决定分两步运作：我管五只旅行袋，小丁管一只旅行袋先挤上火车，然后打开车窗将其余的旅行袋再传递进去。
小丁冲锋了半天，仍陷阵在车厢外的过道里。我急了。于是逐扇车窗逐扇车窗地敲玻璃要求开窗，试图让行李走捷径。然而车窗里的人视而不见，面无表情，像躲避瘟疫般地坚持隔离。
无奈，我返身回到车门，大声喊叫小丁同时举起旅行袋，(沉重得就像一座小山！)也不管旁人的叫骂，让旅行袋坦然地滚过众人的头顶，向车内的小丁输送。折腾了许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输送进去两只旅行袋。我回头望着还留在月台上朝夕相处了好几日的三只旅行袋，有一只已被挤开了拉链敞着大嘴，宛若是被失散的孩子，在兵荒马乱中呼唤着自己的爹娘。
我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咬咬牙，只有争分夺秒地使出浑身解数，别无它法。
当我举起第三只旅行袋要往车内装时，汽笛响了。女列车员用力拽着继续攀住门把的乘客（其中也包括我)，口中叫道：要开车了，要开车了！乘下一趟、乘下一趟！不知是她们长期的实践锻炼，还是我们已经精疲力竭，只觉得这些女人力大无比，三拨两拽地就将我们这一拨没挤上车的准旅客巴拉到了车下。
我见三只旅行袋上车已经无望，便扯开嗓门喊小丁下车。小丁回应迅速，又见那几只硕大的旅行袋从众人头顶滚过，我刚抱住一只，另两只随即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
空手的小丁张牙舞爪地挤出了车门。
我俩和一群上不了车的乘客站在月台上喘着气，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眼睁睁地看着58次幸灾乐祸地开走。
陆路不行改水路。我们避开站台人员的视线，不出站地寻找去大连上车的月台。
这时，发现一个戴红围巾的女孩子，横背着大挎包，靠在水泥柱子上哭得好伤心。我们忙上前问缘由，她告诉我们她叫小菊，是安图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五个人一起回去探亲，唯有她一个人挤不上58次，旅行袋也不知道被谁带上了火车，说着说着眼泪又哗哗往下掉。我问她旅行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她说都是大豆小米之类的。我忙说：不要紧不要紧，跟我们走一定不会把你丢掉的，大豆我们来赔给你！说得小菊破啼为笑。
三个人抢先登上长春至大连的空列车。
等我们稳稳地坐在车厢内喝茶水时，方见剪票口潮水似的人流奔涌而来，倾刻之间车厢就挤得水泄不通。当列车启动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的腰围裤档里湿漉漉冷冰冰的，一茶缸水下肚还不解渴，这是刚才鏖战58次时出的汗水太多所致。
列车第一站停在范家屯。这个小站无人上车，我们打开车窗，伸出手举着茶缸要水喝。手都冻木了，还是没人理会。小菊眼尖，一句“车上有卖冰糕的”话音未落，两只小手就从拥挤的过道里接过了六根冰棍。我抬头才发现，一个长着络腮胡须的魁悟汉子举着箱子像条游鱼似的在人群中叫卖，他只穿件单褂却满头冒着蒸气。
列车继续朝前开去。待冰棍卖完时，那汉子在我坐的椅背上靠着休息。我问：你怎么也跟着坐车？
他说:到公主岭站就下去，不过取了货还得上车卖冰棍。一天往返范家屯得四、五趟；大伙都怕挤，不怕你们恼，我就希望挤，要不冰棍怎么卖得完、怎么养活这一家七口人？……唉，这一整天跑下来，别提累不累了，回家还得干活，劳碌命啊……
我问:你爱人不在家？
他说：俺那口子？没啥用啊，是家里的“一把手”！
大家笑他一准是“妻管严”。
他十分无奈地说：你们不知道，这“一把手”就是只有一只手的“独臂将军”，干不了活；孩子都要上学，俺又不能耽误他们读书，唉……
在汉子的叹气声里我突然悟道：为了谋生，真还有比轧火车更辛苦的行当啊！
突然，“辟啪”几下木板压裂的声响让汉子惊呼起来。原来他装冰棍的箱子放在过道上，经不起两个大人的重量，被坐得四分五裂。闯了祸的两个农民站起身来，木然地干瞅着。
汉子拾起破木板，口中喃喃自语：又得搭进去几块钱……
想来置一个木箱子对于他并非易事，自然是十分的痛惜。
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上海知青掏出一块钱塞给汉子，那汉子一时愣住了。这个举动感染了我，我想：一路上我也受到过许多好人的帮忙，体会到一个人在困境中是多么需要别人的资助。我毫不犹豫地也摸出一块钱，这一下那汉子就不肯收了。小丁小菊都帮着说：就算是我们三个人的份，一人只摊到三毛三分钱，这对于你却解决了个大问题。
汉子无言以对，重重地点着头，泪花却溅出了眼眶。
列车到了公主岭车站，汉子与我们分手时真有点依依不舍。因为都向汉子伸出过援助之手，所以坐在斜对面的那位上海知青就和我攀谈起来。他姓徐，是黑龙江农场开“康拜因”的。他问:大连船票很紧张，有人替你们买吗？我摇了摇头。不料他的一句“让我叔叔想想办法”，顿时叫我们心花怒放。
1970年10月30日雨雪
清晨走出大连火车站时，我们的队伍已经扩展到四个人了。冷箭似的雨夹雪并没降低我们的兴奋，随着小徐甜甜的一声呼叫，见着了他叔叔等于是我们的船票也有了着落。
他叔叔带我们乘电车直奔码头，然后他去张罗船票。我们坐在石阶上等。周围的上海知青围拢过来问：有船票吗？有船票吗？他们都是东北各地汇聚到大连来坐船的，由于船票紧张，有的都等了三天三夜了还没等到船票，说得我们直砸舌头。
当他们见到小徐叔叔拿着三张船票交到我们手里时，像饥民遇见了施粥者一般团团将他围住，苦苦哀求着帮助买张船票。弄得小徐叔叔脱不了身，他双手作揖，反过来要向大家哀求：没法帮这么多的忙，实在帮不了这么多人的忙……
有了船票，悬吊着的心顿时落了地。也不顾原有行李的沉重，见苹果一毛五分钱一斤，每人又狠狠地买了卅斤。致使在上船的那段足有半里地的路上，需要像三级跳远一般几件行李几件行李地朝前挪动。然而，在“呼哧呼哧”喘气的间隙，还频频地回首向留在大连剪票口处的小徐招手告别。
我们的情绪出奇地好。
也许是因为家乡驶来的气宇轩昂的轮船就稳稳地停靠在自己的面前。他不像幸灾乐祸的火车，戏弄得你拼死拼活、榨筋苦肤，末了几声嘲笑又扬长而走。而轮船却是那么祥和、宽容，不急不躁，它用父辈般雄浑的笛声招唤我们登上他那阔大的胸膛；用那江南特有的吴语丝竹演唱着“我为革命织新布”(当时的一出沪剧新戏)，仿佛一下子就让离家二载的游子融进了上海滩、走入了自家门口；他用那和缓深情的呼吸，让我们像儿时躺在母亲的摇篮里，慢悠悠地摇晃着，送我们回到那遥远的故乡……
尾声
千山万水到上海，已是1970年11月1日了。掐指一算，探亲路途前后花了整整七天的时间。
当我坐在临时为我搭的小床上，顺手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着已经失去了沪剧韵味的沪剧“红灯记”（原本京剧“红灯记”是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过去的；文革中，沪剧又将京剧的移植了过来，还不能走样，所以唱腔弄成不伦不类的），我也没有认真在听。看着忙碌的母亲为她的几个出嫁的女儿分配我带回来的黄豆、木耳、黄花菜、南瓜子时，自己的身子还在一颤一颤的，两腿晃悠着，仿佛还是坐在火车上、躺在轮船里……我缓缓地朝床上倒下去，连诉说这一路上我和三只旅行袋经历过千辛万苦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以后我的十几载生涯，年年千山万水，岁岁万水千山。也许前辈子太过于安宁，这辈子上苍要罚你过吉卜赛人的迁徙流浪的生活。于是，那刻骨铭心的轧火车探亲就让我终身难忘。以至于廿年之后我在欧洲坐火车各国旅行时，而对亮畅舒适的候车室、怡然自得的旅人、宽松得可以自由进出脚踏车的车厢，脑子一时还拐不过弯来：火车还可以是这样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