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27）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27）

据重庆史料记载，1891年，英国派驻重庆的首任税务司霍伯林（注：他的名字又被译为好博逊（H E Hobson）原为宜昌海关税务司）到职后，立即会晤当时重庆关监督张华奎，软硬兼施，强迫重庆关订立了《重庆新关试办章程》和《重庆新关船只来往宜昌重庆通商试办章程》，为英国人在峡江商贸取得许多特权。其中，他们要求清政府认可挂英国旗的船只只要缴纳了海关的关税，就应该在沿途经过的所有关卡都通行无阻。英国人先行获得此特权，其他列强纷纷效仿。这种享有特权的通商船只，在峡江发展历史上就叫“挂旗船”。

而在1891年7月制定的《宜昌新关试办章程》中同样规定得十分明白，商船往来宜昌口岸中上游辖区必须挂标志行驶：如“凡洋商自备之船往来宜昌、重庆，须挂用关式红色旗帜，旗式三角尖形，幅宽四尺，斜长八尺，底长六尺九寸，旗横书‘关式’两大字，旁用小字书明，某商自备旗帜第x号，其‘关式’二字须用白色。凡洋商雇佣船，须挂用关式蓝色旗帜。”这就叫有章可循。

说到挂旗船，不得不花些精力和笔墨，还是得从被称为“三大恶税”之一的厘金说起。首先是课征苛重，对商人和国民的危害程度是史无前例的。除了名目繁多、关卡重复，更是见货即征，不问巨细，凡市上之物，无一不征。以广西为例，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负担厘金，这就叫人真的有些招架不住。

更要命的是，厘金局沿途设立关卡众多，最多处甚至达到五里一卡、十里一关，自然就会一货数征。有资料表明，先前商人从事省际贸易贩运货物，从汉口到上海，只有武昌、九江、芜湖、江宁、镇江、上海六处常关征税，自厘金制度兴起后，由汉口至上海，据《申报》评论：“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想想就招架不住。

而挂旗船的主要因素除了避免苛捐杂税，更是为了躲避越来越繁重的“兵差”。这就得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说起，武昌起义的枪声不仅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也使得各省纷纷效仿湖北军政府宣布独立。为了自身的利益，先是封建割据，然后就是军阀混战，整个中国被各派势力瓜分的支离破碎，各有各的军政府，而在枪杆子指挥下的政府机构和财政税收完全都是为军队服务的，据史料记载，光是宜昌1926年的统计，城内就有各种部队的留守处200余处，而当时的宜昌人口连十万都不到，军队之多可见一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兵的多自然军队多，军队多自然开支大，除了吃饭穿衣还有枪支弹药、除了平时的军饷还有战时鼓舞士气以及后勤保障，自然花钱如流水。就拿1911年以后的四川军阀混战为例，到1934年刘湘经国民政府授权统一军政的20多年里，四川境内就曾发生过大小战事470多起。谁都知道，打仗打得就是钱、打的就是后勤保障，于是，那个能名正言顺上路收钱的厘金就成了各方被关心的重点。

于是，豫鄂湘滇黔各路军阀就会占据川江极其支流沿岸的各个城镇，设置各自的防区，由军官兼任县长、局长等行政长官，为筹集军饷，也为了自己敛财，自然就会巧立名目设置各种关卡对过往的船只进行收钱。其中船只所要担负的各种捐税名称千奇百怪，借征收手续而索取的规费更多。加上厘金征收手续繁琐而且漏洞较多，所以经办人便于中饱私囊，自然就会乐此不疲。于是，有些头面商人就求助于洋人开动脑筋想辙，就有了这种针对厘金捐的挂旗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