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3）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33）

从宜宾到宜昌，川江全长1020（也有1030一说）公里，以重庆为分界，以上的370公里为上川江，以下的660公里称为下川江。川江航运业的迅速崛起和发达，在促使沿江两岸的集镇因为码头的建立迅速扩大为繁华闹市的同时，也使得有些原来陆路交通的中心城镇由于出行方式和路线的改变而陷于沉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宋时素有“川北门户”之称的广元，由于陆路“北可达关中，南可入两川，沿嘉陵江可至阆州、果州而达夔峡”，因而随着商人长途贩运的发展和国内商品交流的扩大，广元逐渐发展成为“舟行日上下，车马不少闲”的剑外大都会。在唐诗宋词中，可以轻易地找到许多知名文人到过这里的痕迹。

然而随着川盐济鄂的开始、川江航运业的兴起，重庆的开埠、木船运输的便利和轮船运输的快捷很快就打破了原有的地方交通格局。传统的交通重镇广元不再是枢纽城市，城市经济因而趋于衰退，城市人口也增长缓慢，这从清末民初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就可看出：广元只有4500人，而同时期的泸州有50000人，金沙江与岷江交汇的宜宾也有42500人。尤其是位于川南沱江与长江汇合之处的泸州城：“自流井、键为等地所产之盐，沱江沿岸所产之糖，皆集于该地。东销渝万、南入滇黔，其地交易之巨，在四川省中除重庆外，无能及之者”。而处于上川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更是因此而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当然也是最大的物资集散地。

而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指出，轮船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木船运输业受到重创。这在长江流域的两湖区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位以举人捐纳入仕、由湖南巡抚擢升闽浙总督、后来居然打破常规、官居一品大员的卞宝第（1824—1893）就有这样的感慨：“中国人烟稠密，水陆两途舟车负载，小民实资生计。自轮船行于江海，执业者半无所归。就臣所临地方察看情形，湖南患在散勇，湖北则多游民。总缘行客货商均以附轮为便，江船及陆路小车无人价雇，此辈悉成游手。”

湖北巡抚奎斌在奏折中说得更激烈：“溯自轮船驶行内地，系中外通商条约所载，无敢异议，惟商民凋敝情形日甚一日。即以湖北一省而论，臣道光年间随任湘南，曾经路过。自汉口以抵襄（阳）、樊（城），由长江而达瓜镇，数千余里，市廛栉比，樯帆络绎，允称繁庶之区。及臣奉命抚鄂，重到此邦，顿讶其民物萧条，迥非前比。初尚以屡遭兵燹，元气或未能骤复。及至广加采访，据绅耆佥称，受困之由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