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3）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3）

当然，这三万元的挂旗费不包括黄锡滋私下塞给法国驻重庆领事的交际费，也不包括黄锡滋老婆认法国驻重庆领事的太太为“干女儿”付出的好处费；不包括在重庆黄家巷为法国雇员专门建造的欧式别墅，也不包括法方挂名经理和那位名义上的船长的私人生活开支；不包括休假探亲所需的费用，也不包括那些登船担任护船任务的法国水兵的所有开销，统统算下来一定很可观。但是那个被黄锡滋聘为聚福洋行的总经理黄瑾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写的《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一文中仍然坚定的认为这笔交易做得“真是值得”。

黄瑾瑩强调的理由之一是当时的四川军阀：“聚福洋行凭借这块‘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确（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十多年来，船未打过兵差。在那个时期，有所谓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但聚福洋行从成立到结束，从未完纳过任何一项税捐，因而避免了军阀的压榨。”如果不是了解真实的历史，就不会知道当时各地军阀自设关卡，自立税局，自订税额，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层层盘剥到了何种地步：1926年，河南的田赋就预征到1929年，陕西预征至1931年；而四川新都的田赋更是预征至1941年。

轮船公司最怕的莫过于被军队拉差。就拿前面提过的蜀江公司元济号轮船为例。川军与滇军开战，先是滇军把船扣下当差，半年后放归；后被川军扣船运送军需；好不容易仗打完了，元济轮却又被宜昌的北洋军扣用。无奈之中，经人指点，元济号挂上了法国国旗。1920年1919年川军和滇军再次开战，重庆卫戍司令王文华故伎重演，又把元济号扣作军用，结果法国领事及时出面交涉，军阀害怕引起外交纠纷，只好乖乖被迫放船。这就说明，拉大旗作虎皮是很有效的。

军队随意派差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据湖南岳州（岳阳）海关报告当地的情况：“本年（1916年）贸易，有数次因军队运输扣留华商船只，大小火轮及民船全充军用，遂陷于停顿地位。中有一次，被扣之船停泊江岸，延长几及三里，为时有数星期之久。”《关册贸易统计及报告》也说，1920年下半年，广州发生战事，“军人纷纷封用轮船，遂令全行如患瘫痪，租金极难追讨，是以船东受亏甚大。”1923年的广西梧州海关的报告更是说：“中国航务中人，因感受军队不时封船之痛苦，遂相率投挂洋旗，藉资保护。于秋季本口商务恢复之际，多数华船，已改隶英（国）葡（葡萄牙）国籍。”

而当时的军阀割据除了导致各地自行征税，而千奇百怪的附加税费更是层出不穷、枚不胜举。这样的情况并非四川特色，而是十分寻常。在前面提到的宜昌厘金局的附加费中就可见一斑。据1923年广西南宁口岸报告：“军队假保护之名，抽收保护费，船只每至一地，即有一地之军事长官，从事勒收。春初每船不过共缴小洋六百元，讵知与日俱进，秋间竟有一船须缴三千六百元之多。”比如四川本土鸦片约为20两白银一两，如果运到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城市去，每两鸦片可卖250两白银。有资料统计，单单是土药的印花税，刘文辉的防区内就可收到200多万，而刘湘更是高达千万元之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