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5）

永远风行的挂旗船（45）

除了军阀割据，还有土匪。英国人贝思飞在其所著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在1911年和1949年中国的两次大革命之间，报刊杂志充斥着内地农村土匪骚动和行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尽管一再通过‘惩治土匪’的法规，土匪数量仍然有增无减，这应验了老子的名言：‘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到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一些地方志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抱怨：‘国家不像国家，简直成了土匪世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出生绿林的乱世枭雄、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1875-1928年）。也有报刊认为：“民国匪患，尤以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为甚。”1927年3月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也报道说，1926年，广东内河的小轮船公司和渡船公司普遍亏损，“其原因以各江海盗横行，致河道梗塞，小汽船多被匪劫夺，往往一船被掠，则损失数万。至各江渡船，因被匪勒抽不规则费用，而商货又寥寥无几，以是皆无利可获。”

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无论在其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危害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川江一带土匪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四川各种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地主剥削严重，政府赋税繁多，自然灾荒频发，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同时因为川东鄂西一带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有利于土匪的出没，加之村庄大多散居于山岭之间，在军阀混战时代，那些地方政权统治势力本身都比较薄弱，加上又有鸦片这一经济来源，因而就成了各路土匪的“天堂”。比如重庆海关1919年的报告就说："今岁大半年，自云阳以至重庆，持械盗匪，流行甚炽，无兵士护送船只，不敢行驶其间。”

土匪众多，匪患严重，导致川江上行走的商人人人自危。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把个人的出行，以及贵重物资的托运都转移到挂旗轮船上来，就是因为轮船是铁皮船、外国船、动力驱动的船，自然比一般木船防御土匪打劫的能力不知要强多少倍。而就如孟子所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川匪们也有“行规”的，就是确定不能进行打劫的原则。比如，不抢红白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客栈旅店、棺材铺等等，当然还有外国人和外国船。据说理由就是免得惹来麻烦。有些土匪遇到那些传教士和冒险家，不仅不抢劫，还会一路保护，表现得比军阀还颇有“人性关怀”、还要“尽心尽责”。

黄瑾瑩在那片回忆录中说的很清楚：“法国人每年每月拿了我们的‘挂旗费’，也势必要出面为我们撑一下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礼担任法方经理而外，船长也是由法国人来担任，每艘船上还派法国水兵五六人担任护航队。在匪风猖獗时，又有法国兵轮护送。船上不仅涂着、挂着法国旗帜，还写上‘法国商船不装士兵’，而且不许中国乘客走上轮船的三楼。我们的轮船得到这样的掩饰、庇护，所以在我们内河畅行无阻，甚至任意开辟航线。”于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黄锡滋的算盘打得多好：每一条船上都有五六个法国水兵组成的护航队，不仅挂着法国旗，还有法国船长充门面；不仅有法国领事办外交，还有前来护航的法国炮舰。军阀惹不起、土匪惹不起、收钱的关卡也惹不起，有人敢捣乱，法国水兵可以开枪；要是出了事，还有法国炮舰撑腰，川江自然一帆风顺，做生意自然无人敢打扰，赚钱自然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