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色变

一个人，要是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自然而然会想起来要营造一个属于两人世界的“家”。有了“家”的人，才会了解有“家”的亲切，才会更进一层地按既定目标经营自己的“家”。我写过一首有关“家”的歌词，歌词是这样的：

当我烦燥的时候，你是一杯饮料；

当我苦恼的时候，你是一声微笑；

当我流泪的时候，你是一方手帕；

当我生病的时候，你是一副良药；

当我寂寞的时候，你是一首夜曲；(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我欢乐的时候，你是一个句号。

当我寒冷的时候，你是一件皮袄；

当我饥俄的时候，你是一片面包；

当我呼唤的时候，你是一阵回音；

当我梦游的时候，你是一座断桥；

当我流浪的时候，你是一排路标；

当我希望的时候，你是一群飞鸟。

啊!家庭——

我温馨的怀抱；

啊!家庭——

我心中的骄傲。

这首歌词比较确切地表达了我对于“家”的感受。它在日本歌星芦京子歌词征集大赛上还得了奖。说起奖品也巧。当时我在开一门《比较文化》课程，需要台录音机放一些资料给学生听。苦于家中只有单喇叭的，音量小，筹划着买一台大一点的。踌躇中，却给送来了一台SANYO四喇叭收录机，正合我意。因而我也就十分珍惜地使用了八年。

由此，让我一直记得八年前，我是通过写歌词来总结自己的“家”。

又想到十八年前，找和我的老三届们，或抽调工矿，或考入学校，或“病”退返城；有的无钱、有的无房、有的没工作；但年届卅，不能也不想再拖，都想方设法成了个“家”。

再想起廿八年前，却是事与愿违。我和我的插兄们，是那么惧怕有两人世界的“家”。

原因极其简单：没有“家”的知青，存在着招工、参军、上大学之类可以逃离“扎根”的众多机遇，可以由目前的农村人恢复到原本的城里人；有“家”的知青，便失去了种种机会。我和你、他和她都不愿意跨入“家”的行列，害怕由原先的城里人变成永久的农村人。

当初，远离城市的少男少女们，经过数年的农村锻炼，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渐渐成熟起来。谈情说爱的事实属正常。可以这样说，在艰苦日子里你帮我助所产生的情爱，在它的含金量中，是少了许多杂质的。然而，由于谈“家”色变的心理障碍，又使得悲剧有了生长的土壤。

下乡的第一年，我就认识李阿雯和王小刚。婷婷玉立的阿雯，天生一副好嗓子；小刚相貌堂堂，能编会演，人称“王心刚”。那时阿雯在队里喂猪，小刚在队里放牛。放牛的收工早，常常帮助拌猪食、冲猪圈；喂猪的时间灵便，见放牛的衣服经常被树丫枝权扯得窟窿串窟窿的，便时不时地帮着做些针线活，加上两人的兴趣爱好相仿，很快就好上了。那时尽管有许多女孩子主动追小刚，小刚都不动声色，一心放在阿雯身上。

第二年部队来招兵，队里推荐小刚去，体检政审全合格，可有人向公社反映：说小刚不关心政治，整日谈情说爱，有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小刚到手的参军名额化为乌有。这给小刚打击很大。此后，除了队里安排的农活，他几乎拒绝了一切活动，久而久之被组织认定为“革命意志衰退”。三年过去了，招工上学迟迟轮不到他。当时我已在县里工作，小刚经常来信发泄苦闷，我也时时开导他。幸好阿雯在他身边，相互间的安慰和体贴，让他没有沉沦下去。

他俩相依相靠、日日耳鬓厮磨在一起，不料阿雯有了身孕。起初阿雯也没告诉小刚，她知道这可是绝密号的事。她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腹中的小生命：她私下里拼命灌醋，据说醋能打胎；她又躲在无人处拼命地跳绳，想尽早让肚子里的小生命离开；她还跑到溪水边，咬着牙关浸在水中，狠毒地想让寒冷(东北六月的溪水冷得也像冰水一祥)冻死小生命……无奈，母体中的生命是如此顽强！待她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时，再紧腰束胸已无济于事。为遮人耳目，她告诉了小刚，已经晚了。他俩商定的结果是让阿雯回上海。(小刚打电话将此事告诉了我，说孩子生下后先放到宁波乡下去，绝不能让别人知道，等有了工作成了家再接回来；央我替阿雯买汽车票并托人定火车票。)

阿雯一路火车坐着硬席，双脚肿得像大象的粗腿，五天四夜才抵上海。万万没有想到，上海的两个家庭对阿雯的境遇竟暴跳如雷：父亲不容分说，抬手就是一记耳光，他不允许挺着肚子的亲生女儿一刻留在眼面前；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自己是居委会主任，家里出了这种丑事，还怎么走东家串西家地做调解工作？她诅咒阿雯即刻死去！阿雯拖着个身子又到小刚家。没等进门，便遭小刚姐姐的一顿臭骂；阿雯想进屋作解释，小刚姐姐拦住道：不解释也清楚，是你的狐媚心思，一手断送了小弟的前程；老娘看了小弟的来信，气得当场就送进了医院，你还有面孔解释？

阿雯事后跟我说，当时想到过——“死”。她离开小刚家后，马不停蹄地换了三部公共汽车到宝山。站在吴淞口的堤坝下面，眼望着一望无际的东海，真想一头扎进去，让滔滔的浊浪来冲刷掉周身的耻辱。然而，她迟迟下不了决心。她说：人，一旦决定要去死，脑子里满是你最最亲爱的人在拉你扯你阻止着你，让你无法硬得起百转柔肠，我就是被小刚和肚子里骚动的小生命挽留住的……我在表姐的单身宿舍里挤了一夜。第二天，妹妹拿着妈妈给的五十元钱来找我，我用这个钱，买了张火车票离开了上海。

她又是几天几宿的火车硬座，一路艰辛地回到了东北。她途经县城时，央我能否弄张汽车票当天就坐车回公社。见她脸肿得像甲状腺病人，原来挺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路也极其艰难(那时我也不清楚她已有九个月的身孕了)，便没让她走。联系让她住在我在照相馆学习时熟悉的王阿姨家，谁知她不吃不喝足足躺了一天。临走时她问我借了件棉大衣。我说：十月份的天就冻成这样？她便告诉我已经有九个月的身孕了，穿件棉大衣纯是为了不想让人知道。我非常惊愕：这总归不是办法，我跟小刚打电话。她阻止我，她是不顾自己所受的屈辱和痛苦，还满心眼为小刚着想：别给他压力了，过几天会想办法跟生产队里讲的。

阿雯回去后的第二天，正值集体户上山砍柴，她穿着棉大衣也一同去了。一捆柴禾没打成，就晕倒在山坡上不省人事。集体户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马上赶着牛车送她进了卫生院。白天还没诊断出来结果，晚上小生命就出世了。面对小生命的问世，生产队、集体户内外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欣慰的毕竟是母子平安；开了天窗说了亮话，倒也坦然了许多。

可是，没足月的孩子难养啊！阿雯小刚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有了孩子，必须马上补办结婚证；有了结婚证，也就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有了“家”，可以不再分心于招工上调的事，然而，这个“家”太难操持了：婴儿身上的、嘴里的，一一都要置办；生产队本来就穷，靠小刚一个人的工分挣不出三个人的口粮；一家三口，居住在集体户的一间房里，自己不方便不说，还影响旁人……于是，小刚求得生产队的允诺，觅得了去山里养蜂的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会养蜂的)。

他带着妻儿象吉卜赛人一般，哪儿花盛便往哪儿搬。在深山丛林中一转就是七年——整整两千五百廿天哪！他的儿子独个长在大山之中，交流的只有父母两人，所以只会讲上海话，听不懂当地话。

这以后虽是落实了政策，举家回到了上海，真正过上了“家”的生活。可在当时，对于他们的成“家”后艰难的流浪生涯，知青们谁又敢步他们的后尘？

我另外认识一对上海知青，男的叫伟民，女的叫小娟，两人在上海原是邻居，插队时双方父母都有些意思。他俩也合得来：上海带来吃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享用；有事两人经常交头接耳的商量。人称“小俩口”。

一晃过去了五个春秋。伟民已是廿好几的大男人了，他在心里爱小娟爱得发狂，无人时几次下决心想抱一抱小娟，可他不敢，因为小娟连手都不曾让他摸过。他埋怨小娟的若即若离：有时明明是她主动关心着伟民；当伟民稍一亲近时，小娟又马上回避，弄得伟民心猿意马。小娟有小娟的顾虑，她怕两人关系的不断亲密会招致后果的不可收场，若是将伟民的青春欲火燎旺的话，不知他会干出什么蠢事来？在前途问题上，她一直比伟民更清醒：只有等到有招工的希望后，才能完全打开两人心海中的闸门。这是需要两人有强大的压抑本性欲望的意志力啊！血气方刚的伟民能这样等下去吗？

一天晚上，小娟在大队部看完电影回集体户。同屋的两位去了上海，她怕一个人睡觉不安全，插好门后，还将一把铁锹顶着；夏天炕热，前几天伟民就帮她在炕上架了张木床，她上床倒头便睡。

朦胧中，觉得有东西压着喘不过气来。当她发现有个男人扒在自己身上非礼时，惊得失声尖叫；那人一丝不挂地站起来，头上还顶着块毛巾，小娟真不知眼面前是人是鬼，脸色煞白，身子随即瘫倒在床上，昏死了过去。

当男人拉下毛巾跪在她面前求饶时，小娟方才认出是伟民。原来伟民是有预谋的——事先就躲在小娟的床底下。

此刻的小娟已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哭一会儿，呆一会儿；呆一会儿，哭一会儿。伟民内疚得捶胸顿足，也号淘痛哭。

惊得集体户及队里的人都赶了过来。

第二天，伟民被公安押去收审；小娟被送进了医院，没几天，又转回了上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小娟老是怕见人，整日一副战战兢兢的可怜相。

就这么一对有情人，在当时那种畸形的环境里做成了离恨“鬼”……

可怜众多插队有情人，惧怕成“家”所酿成的苦果，不但能让男女正当的恋爱开不出花结不出果，还会将当事人沦落到变态的窘境。

大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受害者。

大林的女朋友陈潇，在邻村插队。在学校时俩人关系就好，她还是他的入团介绍人。有一次陈潇扁桃腺发炎，集体户的同学又都去边境打防火线，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而陈潇却高烧不退。大林知道后，便日夜守候在她身边。短短数日，两人已结下了山誓海盟。此后的深情蜜意自不必细说。

大林是苦人家的孩子，没有父母，自小由外婆养大，外婆去世后，他几乎成了孤儿。当其他知青都在盼望着有朝一日远走高飞时，大林倒是平静地筹划着两手准备：万一走不了，就与陈潇在农村安“家”落户。

有一天半夜，陈潇慌慌地跑来找他，说：自己有两个月没来例假了，这可怎么办哪？谁知大林非但不着急，还异常兴奋；这倒叫陈潇傻了眼。继而大林苦苦求她，希望两人乘此机会就结合在一起，他太想有个自己的家了。但陈潇在这个问题上与绝大多数的知青一样，没有商量的余地，觉得大林的想法幼稚得可笑，她不愿为此做出一辈子的牺牲。一个人偷着跑到长春朋友那儿做了人工流产。

也许是受了城市氛围影响或是朋友的现身劝导，回到乡下后，她再也不愿见到大林。大林几次三番找陈潇要她说清原委。陈潇觉得有些道理用不着明说，所以，要么躲着大林，要么缄口不语。久而久之，大林被人起了个绰号叫“单身相思狂”。

大林陷入痛苦之中。整日蓬头垢面、萎糜不振，渐渐地离群索居。不久，陈潇招工走了，大林仍在农村苦熬。

生产队有个歪眉斜眼的矮男人，长期娶不上老婆，后来邻村来了个傻女人，算是白嫁给了他。那个傻女人，整日不洗脸不换衣，臭哄哄的满世界转。天知道，咱们的大林是中了哪门子邪，乘矮男人夜里看场院的空儿，竟然天天和傻女人上床！

这纸里包火总是要穿的。有一次让矮男人亲眼撞见了。矮男人纠合了本家几个亲戚，将大林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还绑到了公社去告状。当这件丑事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之后，大林却不知了去向。后来听说是在黑龙江干脱坯的活，他曾给生产队来过一封信。

大林啊，写到这里，我都不知道你的结局应该怪罪于谁才对？

后来，我去长春念书，知青从延边回上海，长春是必经之地。因此接站送人是常事。当时大学里伙食差，大米饭每月只有两斤——四两一张的饭票只能吃五顿。其他均是杂粮。大米饭几乎月月省给途经的上海知青尤其是带小孩上火车的吃。有几次女知青背着孩子来找我，还被学校里误会过：怎么范文发的家属回回不一样?

1979年在长春车站，无意中碰见了我当记者时认识的安图上海知青小丛。见她大包小件的带了不少东西，以为是回上海，她却说是从上海回来。一语未了，竟呜咽起来。一问，原来小丛1974年就与生产队的朝族青年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去年回城风起，正值她母亲退休，封封家书催她回上海顶替母亲的工作。她何曾不想回到生她养她的故乡？但她却不敢告诉丈夫。其实，丈夫早已明白。他主动劝妻子回上海，两个孩子由他来扶养。丈夫这么通情达理，倒叫小丛迟迟下不了决心。眼看要误了顶替期限，小丛哥哥特地从上海赶来办理此事，才将小丛拖回上海。

回到上海后，小丛在纺织厂工作。她告诉我，这半年时间，真的比十年还长。几乎是夜夜以泪洗面，想东北自己的家，想孩子，也想丈夫，那种揪心揪肺的滋味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当她下决心回到丈夫孩子身边时，母亲拿出了由小丛丈夫亲手办理的离婚证书，要女儿发誓：大城市不要住你要住深山沟，好日子不要过你要过苦日子，你今后永生永世不要后悔！女儿跪在了母亲脚下，哀求道：妈妈，难道我舍得离开上海吗？难道我不留恋自己的上海亲人吗？难道我不懂得过好日子吗？可是我的家、我的归属全是在延边呵……我想我的孩子就像你想我一样的难受呀！我已独立成人了，可那两个孩子只有三五岁，哪能没有妈妈呀……

女儿的哭诉让母亲泣不成声，无奈地叹息道：这就是你的命、你的命啊……

于是，小丛为了那个难分难舍的“家”，又毅然决然地回来了。她苦笑着告诉我：说实话，我也怕过这个“家”，可是，最终它总是无法抵御我想回到的这个“家”啊!

小丛的矛盾心理，正是代表了像她这样一批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生活轨迹。

由此想到：开卷时孤芳自赏的那首关于“家”的歌词，一旦摆在知青们林林总总“家”的面前，就显得不完整、不现实了，仿佛是一块小窗帘难以涵盖大窗户一般，让人有捉襟见肘的感觉。它似乎忽略了许多客观要素，现实中的“家”毕竟不是生活在“乌托邦”里。

看来，廿八年之后的我，还是有必要对“家”，尤其是上海知青的“家”，再作一次认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