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记忆

听书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湖西平原农村，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枯燥而单调。但一到农闲就两样了，好事者们往往会请来说评书的、唱扬琴戏的、唱大鼓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热热闹闹一气儿就个把两月。

书场随处可设，但最理想的是当街某棵大树下。胡同口有棵两人合抱的大椿树，地面也敞阔，自然成了首选书场。天刚稍黑，搬来一张案板，一条长凳，提来一壶开水，竹板那个一打啊，大鼓那个一敲啊，扬琴那个一弹啊，开戏了。人们就陆陆续续地围拢来了。

为了等人，正戏之前总要来个小段子，无非是憨子相亲类的笑话博大家一乐，但荤段子是绝对不会讲的。

最靠近说书人的地方，挤挤轧轧围坐的都是孩子。他们没正经事做，又都爱凑热闹，不等吃晚饭就上了阵了，个别有心孩子还会拿棍棒在黄金地段搞“圈地运动”。至于座位，那是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夏收之后的农闲时光，一律的小凉席，可坐可卧，既轻便又方便。秋收之后乃至入冬之后，坐具可就五花八门了：小板凳、马扎子、木墩子，也有在稻草垛上随手拽来稻草把子权当坐具的，更有懒省事的就地找块半头砖，也不管干净与否，把屁股往上一派，双腿一盘，烟袋一叼，听戏！

评书内容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的。起先几年都是打鬼子的，像《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等等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双枪李向阳百发百中的神功，说书人手拿竹板一比画，那竹板就变成了李向阳的盒子枪，说书人拿枪对着坐在前面的孩子大喝一声：“看我李向阳的神枪！你给我向后转——我打你的眼！你给我向后退——我打你的嘴！你给我向后爬——我打你的牙！你给我向后看……哇呀呀——我打你的蛋！”那板就“啪”地一个脆响，臭小子们就吓得“嗷”一声叫，向后趔着身子，两手则紧紧地捂住裆部。后来开始听古书，像《月唐》、《杨家将》、《呼家将》、《包公案》、《海公案》、《刘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兴唐传》、《岳飞传》……多了去了。尽管开始听不太懂，但听的遍数一多，有些情节就烂熟在心了，大才子、大英雄的倜傥风流、英雄壮举更是如数家珍。比如太白金星下凡的诗仙李白在朝堂上醉草蛮书让杨贵妃磨墨，让高力士脱靴；混世魔王程咬金三板斧搞定瓦岗寨；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单挑御猫展南侠大闹开封府；虎将高宠枪挑十一辆铁滑车……无不令人荡气回肠，大呼过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听戏的主体还是大人。相比较而言，男人普遍比女人先到场，因为女人要等家里的老老少少都吃过了晚饭，把锅碗洗刷干净，再把刷锅水烧热，烫了猪食，喂上猪，之后才算毕业。所以，每每女人到了书场，那书早就说了半回一回的了。但女人们不在乎，她们根本不是来听书的，她们也根本不关心什么忠孝死节、春秋大义。她们最关心的是谁家的母狗又下了窝崽；谁家的草鸡刚孵了窝小秋鸡；谁家的羊羔子天生的没尾巴；谁家的小姑子不知为啥跳了两回井；谁家婆婆的小尖脚那是臭的“啊呸”……女人们一边拉新闻，一边不忘摸黑纳鞋底，说到兴头上总有一两个忘了今夕何夕、身在何方的，放肆地哈哈哈哈几声，就听见队长或者会计站起来对着女人喊：“再哈哈就扣工分啦！”女人们听见扣工分就赶紧闭了嘴，专心地纳一阵子鞋。男人们听书比女人用心得多。他们总是坐最外圈，里边的好地方不约而同地给女人们留着。他们一边歪着头听书，一边掏出旱烟袋，在烟锅里装上烟叶，拿火柴点燃了，那红红的烟火就一明一灭地较有规律变化着，几声咳嗽之后，跟着“噗”一口痰吐出，鼻孔里哼几声不知什么小调，眼一眯，继续听书。一场书听下来，铜烟锅都几乎给烟火烧红了。男人听书很少在书场讨论交流心得，他们最喜欢在第二天热烈地讨论头一天的人物、情节，末了也总不无遗憾地说：“你看，偏偏节骨眼上，下回分解啦！”女人历来不敢和男人谈论这些，如果哪位昏了头或是吃错了药，吃饭的当口不知深浅地问男人一句谁谁谁谁是好人还是坏人啊，那男人就会当即把饭碗往案板上一撴或者是将筷子一摔，眼珠子瞪得鼓鼓的，喝一声：“滚！”女人就吓得端了饭碗屁颠屁颠地跑门外去，一边跑还忘不了还一句：“熊样！”

进入八十年代，说书的、唱戏的说好了似的再不见踪影，偶尔在乡间小集上碰见一两回，那场面也远不能和前些年相提并论。再稍后，唱梆子戏的小窝班在乡间遍地开花，说评书、唱扬琴大鼓的就更难得一见了。

看电影

我们村和东庄相距不足二里，中间隔着条宽约十米的南北向小河沟，我们称之为东沟。

东沟内外密密匝匝地生着芦苇，沟两边是上百亩芦苇地，芦苇地里藏着数不清的大坟头。穿过芦苇地有一条蜿蜒土路，如果孤身一人从这条小路走过，任是光天化日艳阳高照也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这条路却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条路，熟悉到就是闭上眼也知道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坎，因为这条路是我们去东庄的唯一通道，而那时东庄又几乎三天两头地放电影。

那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和东庄虽只咫尺之隔但有些方面差别却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放电影，东庄三两天就放一次，我们村一两个月都放不上一次。我们和东庄分属两个不同的县，东庄还有煤炭地质勘探队的几个钻井。诸多因素叠加起来，放电影这事差别就大了去了。也正因为我们和东庄分属两个县，东沟上一直没有架桥，甚至连个正经路都没有，夏季一到来回都得涉水。

那时，农村人最期待的娱乐活动当推看露天电影。如果得到确信哪个村有电影看，驾驶十一路奔波十里八里也在所不惜。近在咫尺的东庄有那么多电影看我们应算是幸运有福的。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卧底在东庄打探放电影的消息。不巧哪一回因电影放得较晚或者较突然，我们仍然不会错过，因为两村实在太近，东庄一有动静这边就能听个了然，跑步前进，最多也就少看个新闻纪录片。

往东庄跑的全是男人，准确点说是男孩，大男孩小男孩，十几二十几岁，呼哨一响，来去一阵风，端地一个个神行太保。这些神行太保很有些水泊梁山好汉的遗风。杀人的事不干，放火这事是丝毫不含糊的。最先放火是在一个冬夜，看完电影回来，这有个不安分的主儿说：“冻死了，烤烤火再走。”说话时刚好走到东沟，芦苇早就割过了，剩下半拃高的芦苇茬和满地的芦苇叶。我们收拢了好多苇叶，抱到一座大坟的避风处，有个胆大的又拉来一座新坟上放着的花圈引火。那火烧得特旺，竟借着风势烧了半拉苇子地，至后半夜方熄。

有了破天荒的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乃至第N回都顺理成章了。问题的关键是没烧的了。紧靠小路有东庄的打麦场，大大小小堆着十来个麦草垛。带头大哥一声号令，每人一抱，飞跑地到了东沟，点起来，群魔乱舞一阵之后，作鸟兽散。再后来，太保们嫌不够刺激，要玩点花样，就将麦草或稻草绑成长长的草把，捆到小路旁的杨树上，点了回家。杨树烧死了十多棵，问题严重了，引起东庄大队的注意了。再去看点影，换片的时候，东庄支书在麦克风上讲话了：“看完电影，民兵连立刻到村西头集合，抓到放火搞破坏的关起来！”闹大了。私下里一合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等电影放完，溜之大吉。这回别说放火，连个响屁都没敢放，而且半个月都没敢再踏入东庄一步。

再去东庄看电影，太保们着实低调了许多：进村是溜进去的，进了场嘴是紧闭了的，口哨当然不再打，碰到有人问哪村的就东扯葫芦西扯瓢，装憨弄傻，哼哼哈哈一阵子就是不说何许人也。如此过了三五回，有人说：“妈的，缩头乌龟似的，太憋屈。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怕个鸟！”结果群起响应，于是故态复萌，除了不再放火，在电影场里比先前更放肆起来，乱子自然惹起来了。平心而论，我们这伙天煞星还是很守“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条江湖规矩的。因为远道而来不带板凳，无论到场早晚是绝对不往前面站的，免得挡了东庄有座观众的视线。纵使东庄观众来得再晚些，我们也会主动把他们让到前面去。这样越让越远，个子矮的翘着脚也看不到了，于是四下里寻找半头砖垫脚。垫一块再垫一块，半头砖本没有了棱角，脚下就不稳了，站的时间久了，一个不留神或打个寒战、阿嚏的，就会轰然而倒。摔倒者惨叫一声我的娘，麻利地来个就地十八滚，拨拉拨拉脑袋，拍拍屁股，再摞砖头、再站上去。乱子也就因此而起了。有一回，一位兄弟摔倒之后，我们惯性地听到了那声惨叫，都没太在意，继续看电影。但随后感到不对劲了，惨叫过后又是几声“哎哟”和“嘭嘭”的闷响。转头一看，有两个人正用在那位兄弟身上乱踢。带头大哥招呼一声：“上！”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立马把两个“暴徒”围在核心，一阵疾风暴雨，确信全部揍倒，一声唿哨，一股旋风，快速撤离战场。路上问起怎么回事，回说：“在砖头上没站好，摔倒了，撞了他们，接着挨了几脚。”

结下了梁子，还去不去东庄？带头大哥说：“去！愿意当孬种，怕挨揍就别去！”没谁愿意当孬种。继续兵发东庄，不过都有了准备，在电影场只聚在一处，寸步不离。带头大哥一再强调：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如此去东庄看电影约莫有三四个年头，突然就不去了，不去的原因在我们的带头大哥。带头大哥年龄最大，花花肠子也最多，一来二去勾上了东庄的一个妙龄女郎。事情坏就坏在这位女郎已经名花有主，喝了带头大哥的迷魂汤，闹死闹活要和她的准丈夫分道扬镳。女郎的爹娘管不了，丢脸丢得抬不起头。东庄上下感觉到了严重危机：长此以往这还了得？东庄的花花朵朵还不给西村的二马蛋子都偷走了！于是，看电影换片的时候，东庄的支书扯起喉咙：“东庄的小青年都听好了！西庄再来看电影，不论是谁，都给我揍跑了！”颇有些蒋委员长庐山讲话的悲壮。

东庄要“抗战”，我们就歇菜吧。歇菜就歇菜，这几年实在作的够呛了。

看电视

东庄聚居着十几户回民，应该是基因遗传的关系，这些回民头脑都很活络。分田到户那阵子，当我们老老少少都沉浸在有地种、有粮吃的喜悦之中乐得找不到北时，东庄的回回们已然操起了屠刀大张旗鼓地干起剥牛宰羊的营生，仿佛只是一夜之间，全发了。

新社会毕竟不是旧社会，人发了家不可能去置上若干顷地去做土财主，那时又不兴买彩买债炒股炒房借款放贷开店建厂之类的投资投机。于是，回回们就把赚来的钱先盖了浑砖的大瓦屋、浑砖的配房，再拉起浑砖的院墙，安上大铁门，大铁门刷上铁红漆……东庄的回回聚居处俨然成了“经济特区”。

每家回回都买了电视机。尽管电视机都是黑白的，尽管最大的也不过14吋，但是，这已经足够让我们四近的村庄都羡慕得一塌糊涂了。因为就那时我们正常人家的生活、消费水平，谁家如果能买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就已经是村里最大最大的新闻了。

据看过电视的人说，电视机里什么都有，吃的喝的玩的，哭的笑的闹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皮的白皮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更神奇的是我们到了饭顿都得去吃饭，可电视里的人愣是不知道饿，依然固我地说笑。这还不算，明明数九天气，电视里的男男女女照样穿短裤背心、穿凉鞋；三伏天了，他们反而倒穿上棉袄棉裤，戴上棉帽子了……

这么多稀罕景不看可是有点太对不住回回们了。于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包括女孩子，就像当年去东庄看电影一样，一到傍晚就三个一帮、五个一伙地径奔东庄。

东庄的回回们都很友好，每天都及早地吃过晚饭，收拾停当了，将饭桌往当院靠近堂屋大门的地方一摆，搬出电视机，将音量调到最大，招呼一声：“看吧！”

最爱看的是《霍元甲》《陈真》等香港武打片，热闹刺激不说，片头片尾的粤语歌就够鼓舞人心的了。院子不管大小，都会挤得满满的，有些甚至骑上围墙，再来晚的好不容易挤进去，没有插脚的地方，再挤，挤到电视机后头去了，什么也看不到，免不得发牢骚：“还是不如电影好——不能看反面啊！”

先到的也好不到哪里去，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那地盘儿也就会越来越缩水。后边的人也会越来越频繁地叫：“充什么高个子！不能蹲下啊！”蹲不下咋办？那就虾着腰。这一下罪就受大了，一集看下来，腰酸得想直都直不起来了。

人满为患到这程度，要出去解手可不容易。这倒是小事，问题是你出去了还能不能进来，进来了还有没有你的地方。拼死拼活捞了个立足之地，出去一泡尿给尿没了，是不是也太冤了？折本的买卖可不能做。那就忍着，难忍也得忍，憋不住也得憋，憋得浑身哆嗦也得憋。实在憋不住，就地解决吧。所以，每每曲终人散后，那回回的院子里就像刚刚接受了一场中等雨水的洗礼，气味之骚臭令人掩鼻。好在回回们杀牛宰羊熏染的嗅觉已不再灵敏，要不然，恐怕绝没有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到第N次。

如果那时能像现在塑料袋、方便兜随处可见、信手可拈的话，我们定可减轻许多憋尿之苦。遗憾那时塑料袋这类玩意也实属罕见。我们就只好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日的故事，个别带婴幼儿看电视的大嫂们玩得更绝，当众把着孩子拉臭粑粑，还不停地哼着唱着：“拉粑粑，拉粑粑，一拉拉到大娘家，大娘不让拉——放屁哧个花。”那孩子就心有灵犀地“噔噔”几个响屁，接着“嘟嘟啦啦”一阵稀屎，臭不可闻呢！一圈的人个个掩鼻，那大嫂也就有点不好意思：“不臭不臭。小孩的粑粑不臭……”

十几家回回我们都光临过，丝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对他们家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我们自己家的熟悉。十里八村的男孩男人、大姑娘小媳妇天天齐集回回家看电视，几乎到了风雨无阻、风雪无阻的地步。时间一长，猫猫狗狗的事儿也就应运而生了。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少，野地里的人越来越多，风流公案一桩接着一桩，这看电视的事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忽然听说东庄大队队部买了一台进口大彩电，赶过去看，很失望了一晚上。电视是很大，院子也更大，可是没人会摆弄，有个假在行在前边这样调那样按，大半个时辰过去了，原有的那个台也找不回来了。都骂他，那家伙干脆关了电视，颇不平地说：“还骂！人家演电视的都给骂恼了，不演了。”

年关将至，听闻除夕夜中央电视台有联欢晚会，出演的全是名角儿，李谷一、蒋大为、姜昆、马季、陈佩斯，还有个香港歌星张明敏。我们很期待，早早地赶到东庄大队部，只有看房子的老头孤零零地一个蹲在当门抽旱烟：“彩电没人会调，搬到小学里去了。”马不停蹄赶到小学，有个三十多岁的男老师在，他说他就是校长。我们说明来意，校长激动不已：“有春节联欢晚会？还真没听说过。谢谢谢谢，可惜我也不会调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调出台来了。晚会精彩至极，张明敏出来唱“中国心”，我很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有个老哥出去撒尿，回来说：“飘雪花了，回家吧。”正看到兴头上，没谁理会，继续看。到晚会结束，打开房门，雪已经下的没脚脖子深了。我们抱着膀，缩着头，佝偻着腰，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雪出了东庄。

野外白茫茫一片，小路根本分辨不出来，跟着感觉走吧，雪在脚下“嘎吱嘎吱”地响个不止，凛冽的朔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我们就都搀着拉着走，到了东沟，那沟已经被雪埋得界限不甚分明，最前边的那位一个不留神，“呼通”滑下去了，接二连三地都倒了下去。七手八脚爬起来，一身都是雪，脖子里都是雪。你也拍我也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路笑着、骂着，到家的时候已经天交四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