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历史学家郭沫若所关心的《元祐党籍碑》

话历史学家郭沫若所关心的《元祐党籍碑》

•姚老庚

题注：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上世纪60年代曾为融水老君洞题辞“劳军洞”，70年代初期到广西考察时，曾关切地询问地方官员：“你们融水那块元祐碑还在么？它可是国宝啊！”消息传到融水苗族自治县，有关方面立即行动，四处搜寻，最终在县政府大院一条水沟里找到了已断成两截的“那块碑”，一时人们欢呼，奔走相告。这也是我今天要写这篇文章的缘由。

2017年10月16日，融水老君洞景区开业不久。那天细雨纷飞，笔者走进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通高154厘米、宽82厘米的《元祐党籍碑》，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静静躺在展厅中央。就算是残碑断碣也真实可人。中国历史这百十年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早已不是当日模样，只有这石刻，由于其顽强桀骜，还基本是旧时光景。尽管伤痕累累的碑体、措辞严厉的碑文，让人仿佛能听到发自900多年前北宋王朝“新党”与“旧党”之间声色俱厉的攻讦，仿佛能听到这块饱经沧桑的古碑发出的声声叹息……

《元祐党籍碑》有三种：

一、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即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 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奉诏毁之。

三、崇宁三年（1104年）刻于朝堂。正书，无书人姓名，亦毁。

融水苗族自治县地处桂北大苗山腹地，立于这个僻静山区的一块古碑，何以会被郭沫若视为“国宝”，并跻身“国家一级文物”行列？缘由还得从发生在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谈起——

《元祐党籍碑》是一块很有历史价值的碑刻。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公元十一世纪，宰相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1083年宋神宗死后，年方十三的宋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排除了王安石的新党，旧党中又有不同的政治集团彼此争权，因为当时的年号为元佑，所以历史上称为“元佑党争”。1103年宋哲宗死后，宋徽宗继位，重用权相蔡京，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蔡京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梁焘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1105年由宋徽宗下令全国郡县刻石立碑，

北宋中叶以后，国力衰弱，冗官冗费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宋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君臣一拍即合。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出任宰相的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决心，强力推行“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募役法”等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数年内便使朝廷富裕起来，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府库无不充衍”，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里堆满了绢缎。但是，在变法过程中，执行政策的官员趁机垄断市场。目的在于平抑物价的“均输法”、“市易法”，实行的结果却是官商代替民商，盘剥百姓变本加厉。本意为“富民”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方田均税法”，也成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于是，民商和众多百姓对新法充满怨气。

原本是好朋友的王安石、司马光，此时化为政敌，一方坚持变法，一方维护旧制，两人终日“争论于私下，辩驳于朝堂”，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蔡京对元祐党人的痛恨也有个人恩怨在里面。当时司马光大赞他之后，他并没得到相应的提拔，反面遭到元祐更化势力的弹劾，被迫离开首都到地方任官，且一贬再贬，以至于连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衔都弄没了。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份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的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8岁的宋哲宗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元祐”，神宗母亲高太后听政。王安石被免职，司马光奉召入京主政，“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司马光不分利弊“尽废新法”的做法，不仅引发“新党”反对，连“旧党”也有不同意见。原本反对变法的苏轼，此时却就“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倒是当时在开封府任知府的蔡京，原本站在王安石一边，此时立马见风使舵，坚决执行“尽废新法”指示，深得司马光赞赏。

宋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即位，蔡京得到重用，拜为宰相。此时，王安石、司马光均已去世。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新党”领袖，对反对变法的“旧党”大加挞伐。一场执政理念的纷争，演变为狂暴的政治迫害。苏轼等“新党”厄运临头，重则关押，轻则贬放偏远之地。

宋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为了把政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建议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程颐、秦观、黄庭坚等309个“害政之臣”的名字刻上石碑，立于京城“文德殿门之东壁”。接着，蔡京又挥笔将这份名单抄写出来，令全国各州县立石刻碑谓之“旌别淑慝”、“彰善瘅恶”、“永为万世臣子之戒”，以混淆视听，为新党执政大造舆论。

一时间，全国各地“尽立党籍碑”。但是，“新党”的反抗声浪并没有平息。加上此时蔡京所谓“变法”，早已变成了打击异己的代名词，连一些支持变法的“新党”也被列入“党籍碑”加以责罚。

立碑不过一年，一个奇异的天象突然在京城出现——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彗星扫过天空，“其长竟天”俗称扫帚星，，景色怪异，朝野为之震撼。宋徽宗看到天上有彗星的出现，认为是不祥之兆，又下令全国毁碑，“新党”趁机大做文章，说这是蔡京等奸臣的倒行逆施引发天廷震怒。因而1106年，《元祐党籍碑》全国无存。

原本就对变法心存疑虑、有意削减蔡京权势的宋徽宗，立即诏令全国“尽毁党碑”。刚刚在各州县立起来的一块块《元祐党籍碑》，又纷纷被砸毁。此情此景，让蔡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只得厉声道：“石可毁，名不可灭也！”蔡京不知后世之人不想碑石被毁的心情，比他还要强烈呢！若无此党碑，后世之人怎么会知道当时有这么多的忠正之士在王安石一手遮天、变古乱常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进行忘我的诤谏呢？这三百九人流芳百世，正赖此碑之存也！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由于自己在社会背上“奸臣”、“贼首”骂名，那些“害政之臣”及其亲属不但不以被刻名于《元祐党籍碑》为耻，反以为荣。“党籍碑”在人们心目中竟变成了一块“光荣碑”。最后宰相蔡京将司马光等旧党列为奸党，章惇也被迫害。但蔡京并不是新党。可以说新旧两党都没有胜利，王安石新法几乎全废。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在融水做官，觉得刻有祖上姓名的“党籍碑”被砸毁实在可惜，于是，取出家藏《元祐党籍碑》拓本，重新刻碑，立于融水城郊真仙岩老君洞内。无独有偶，桂林一位叫梁律的官员，这块碑是事过93年之后的1198年南宋时高宗时被列为元佑党人梁焘的曾孙，一位叫梁律的官员重刻的，他刻这块碑的目的是让后人明辨是非，似乎也有为他曾祖父鸣不平的意思，觉得先祖梁焘的名字能和司马光、程颐这些大儒一起被刻于“党籍碑”上，实在是一种荣耀，便依据家藏拓本，将碑文重刻于七星岩龙隐洞中。《元祐党籍碑》是研究宋代元佑党争的重要文物资料，现在被收录在《百科全书•考古卷》当中，历史价值很高。

于是，当全国各地《元祐党籍碑》“尽毁”时，广西却有两块《元祐党籍碑》留存下来。存于融水的《元祐党籍碑》，由于所拓为蔡京手书真迹，尤其珍贵。遥想当年，徐霞客慕名而来，为了拓下《元祐党籍碑》等珍贵碑文，在洞中留居13天，并写下数千字日记赞叹真仙岩奇景。

同样令人感慨的还有这块碑的文化价值。在北宋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蔡京的书法因其“奸名”一直不被收藏者看重，传世作品不多。倒是他当年恨恨提笔写下的《元祐党籍碑》碑文，虽然没有达到让司马光、苏轼等人“遗臭万年”的目的，却无意间将自己姿媚的笔法、豪健的字势、飘逸的书风留存于世，成为一份难得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史太长、太久，太复杂，难以记得清楚，政治上事情更是是是非非，对对错错，难以说明白。往往是“胜者公侯，败为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试看这段历史就很清楚了。为此笔者近年来曾有融水《元祐党籍碑》史话随笔、《集句真仙岩元祐党籍碑联话》、吕公著父子四人上了《元祐党籍碑》等文章发表，此为补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