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战伐”的黄帝为什么又四方征战?
“不好战伐”的黄帝为什么又四方征战?
依史籍之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是视战争为凶器，不好战伐的。如《御览•皇王部四》引蒋子《万机论》言：“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黄帝经》也同样证实了这种历史情况：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黄帝明确反对以强凌弱，穷兵黩武，肆意侵伐别国土地的称霸行径。尤其反对治国者“好凶器”，“纵心欲”，“伐无罪”，“杀服民”，“戮降人”。并将“好凶器”、“纵心欲”、“行逆德”列为治国之中的“三凶”。说：“一国而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也”①。而《史记•五帝本纪》又记载，黄帝在战蚩尤、战炎帝之后，则“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四方征战。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史料后，就明白这与涿鹿两战有着直接性的因果关系。涿鹿两战由于是发生在轩辕黄帝肇造神州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前夕。所以，这两战在黄帝思想中造成的巨大震撼，以及对问题的思考，就必然要直接地影响到他治国思想、制度建设、伦理道德提倡、严防某种问题产生等方面。而这些，必然都要从典章制度的层面形成一种历史文化，经过历史性的传播与传承，给后世的历史造成深远影响。所以，对于涿鹿两战事实的澄清，性质的分析，对于两战之后黄帝治国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就极为重要。因为，通过这种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了解五帝时期的历史，解开诸如“禅让”之制、“谏言”之制等长期使学术界犯疑的问题有帮助，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华历史文化有帮助，同时，也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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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亡论》。
们搞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建设好我们的民族新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涿鹿两战，对轩辕黄帝的思想震撼是巨大的，对黄帝日后的国家建设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一，加速了黄帝肇造神州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历史进程
依历史记载，在涿鹿两战发生之前，轩辕黄帝的主要精力是在发展生产和建立有熊国内部社会秩序方面，并未主动发动战争开疆拓土。其有熊国疆域的扩大，主要体现在邻近部落方国服其德、慑其威的自愿“宾从”方面。有熊国在熊耳、龙门两山的垦荒，在空桑山的天文观察研究，在灵山的医药、哲学研究，都是在涿鹿两战之前进行的。而对于削平有熊国周围大大小小部落方国，建立六合一统的国家，或未考虑，或不感到急迫，总之，是没有这方面的行动。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熊国的国土面积已经相当广阔。同时又有黄帝、炎帝、蚩尤、应龙、风后、力牧等一大批政治、军事领袖及科学技术人才在治理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部落方国能与之抗衡。然而，在设立典章制度推进有序的文明建设当中，在有熊国的内部，却突然发生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惊天动地的大战！重臣手中有兵可叛，同胞手中有兵可成祸患，国内君臣、同胞手足之间尚且如此，而有熊国周围则有着大小林立的部落方国，它们都是拥有各自的军事力量的，不论是哪一个部落方国强大起来，时机成熟，都会威胁有熊国的安全，这是显而易见之事。《六韬》中所引的《黄帝经》中一段轩辕黄帝语，大约就是他此时心迹的一种体现：“日中不彗（暳），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①。于是，“养性爱民，不好战伐”的黄帝决定“以战去战”②，消除未来战争的隐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当一统华夏之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③，建立了中国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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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望：《六韬•文韬•守土》。
② 《尚君书•画策》。
③ 《史记•五帝本纪》。
史上第一个神州一统的国家制度。从这个角度上说，涿鹿两战，对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之建，起到了一种催化作用。两战是这一国家制度之建的“奠基礼”，而合符釜山，就是它建成的一个“竣工仪”。
第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
黄帝建国，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分封百官治理各地，降处其诸子于地方，不能说与涿鹿两战的影响无关。黄帝是中国上古历史上少有的伟大军事家，却极少谈论战略战术，而是明确地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得已而行”①。倒是在《黄帝经》中专以一篇《亡论》以言“六危：一曰嫡子父；二曰大臣主；三曰谋臣反其志；四曰听诸侯之所废置；五曰左右比周以雍塞；六曰父兄党以拂”，申言“亡国之祸，莫大于乱”。
也正是这种从中华建国之初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和理论，使中国在战国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朝代不断更替，但国家却始终保持着统一。此后的历史，虽然国家有时会出现暂时性的分裂，但终究又会统一。因为不论哪朝哪代的九州人民，都是赞成统一，坚决反对分裂的。这是历史和历史文化对于民族心理素质塑造所起的作用。这种民族心理素质是任何人都难以改变的，正是这种五千年的历史和历史文化决定着中国的历史命运。
“不好战伐”的黄帝为什么又四方征战?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轩辕黄帝治国、理政，一切都是与时偕行，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条件而作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整，而绝不死搬硬套，墨守成规。这就是事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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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