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的记忆

今年六月的一天，星期六，晚饭后六点钟，我和老伴坐在沙发上，照例很有兴味地观赏央视4套中国文艺周末版“向经典致敬”栏目的综艺节目。该期的致敬人物是相声艺术大家唐杰忠。中间插播了一节唐杰忠和姜昆合说的《楼道曲》片段。看着、听着，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弦。有灵感袭来，我不是也有与作品中的情节相似的经历么？是的。我也住过“半边楼”，见过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以及在楼道里做饭的情景。

从那天那一刻起，我家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化，不断从记忆深处浮现到心头，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打转转……

我家祖籍陕西省渭南市三张镇背坡村，那是一个祖祖辈辈终年在土地上耕种劳作的农民世家。我诞生在抗日烽火燃遍辽阔大地的1940年，小时候经常看见三个头的飞机排成“△”在天空飞来飞去，以至于现在梦魇还梦见飞机“打仗”的情景。用一个经典的说法：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教育于毛泽东时代，主要工作于改革开放时期。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孤儿，成长为一名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教师。我的家因而也从渭南塬上一个偏僻的乡村，搬迁来到了陕西省省会西安市。我今年77岁，已经退休，住在西北大学桃园校区一栋三室一厅的住宅楼里，愉快地欢度着自己的晚年。

人大概都有搬家的经历。回忆此生，我的家大搬迁一次，小的搬动多次，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一次搬迁，是1977年苹果成熟了的金秋季节，国庆节后的某天。学校（系上）派车去人把我的“家”，爱人和三个孩子，以及简单的行李、家具，从渭南老家接到了位于大都会西安西南城角的西北大学。这是60多公里远距离的一次搬迁，也是艰难、酝酿时间最长的一次搬迁。

我的故园的故居，原是经过我父亲和母亲苦心经营、辛勤劳作，先后分两期拆旧盖新的关中地区常见的一座四合院式土木建筑。父亲1951年秋盖好三间上房第二年秋久病辞世，母亲1954年秋盖好对峙檐6间厦房带回水完成了父亲四合院理想家园的遗愿，第三年腊月患急症仙逝。还没有等我念完小学、读完初中，他们就先后弃我而去。那个“家”有几年是空有其名，我有家难归。从1957年春天到1960年夏天上中学期间，我只有周日与寒暑假才回到家里。我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寒假结的婚。男子跟自己心爱的女子结婚同居是谓“成家”。我结婚成家了，可那时的“家”还漂泊不定。爱人在100多公里路外的华阴县工作，作为小学教师今年调这、明年调那，我也像磁针一样随着她和孩子转，今年跑这、明年跑那，寓居不定，一年到头只有寒暑假才能在老家老房子里住上几个星期。直到1969年春天，爱人才从她工作的华阴县孟塬迪家小学调回渭南老家背坡村小学校。我们才在故园故居定居了下来。平日，我在西安工作，她在渭南家乡教书、带孩子，两地分居、合少离多。乡愁深重啊，故居是情牵梦绕我的地方！从1969年春天到1977年期间，有朋友劝我回渭南工作，我也萌发过回渭南工作的想法，并且物色好了“对调”的对象。但我还是运气好。当我有这样那样想法的时候，学校、系上领导按党的政策也在积极地做工作。爱人终于要调来西大“附校”工作了。有了盼头了，在我一趟一趟、一遍一遍地跑与催促 之后，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次搬家事前我还略有准备。1977年暑期，我姑父帮我请了三张镇的木匠舒同带着他的徒弟，利用家里的旧有板材，给我“割”了一个五斗橱、一张小方桌、两把小椅子与两个小方凳。我请乡友李保保给我用朱红色调和漆油刷锃亮一新。那天的“接”，实际上就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了这几件家具、两袋面粉、几床被褥，一大一小两个箱子，和我的爱人、孩子，外加我们同来同去的几位同事。这到底是一件风光体面的事情。众乡邻知道我们一家子要“上省城里”去了，有多人来帮着做饭，招待客人，搬行李，为我们送行。

告别了故乡，来到了西北大学校园，我们一家五口对不起地“赶”走了和我同屋的蒙师兄，住进了“干二楼”的一间屋子里，过上了“半边楼”的日子。那时候，西北大学家属区比较分散，太白路西“西大新村”一大片土地上只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按苏式图纸盖的1—5号楼套房住宅；路东校园内靠西操场有“西排”“新西排”，南院有“南排”，东院有“东排”“新东排”等，都是旧式平方单间或带厨房教工住宅。东操场附近，坐北面南一西一东并排耸立着两栋三层屋顶式单身教工楼：“干一楼”与“干二楼”。干一楼房子窄小，每间不到十四平方米，当时已大都住着带家属的中青年教工。干二楼原是西大最好的一栋单身教工楼，18平方米的面积，每间屋内附设有一个上下两层的木质壁橱。到20世纪70年代，除少数是二人单身教工合住外（我是1971年秋从西四排四号搬来与蒙师兄合住的），大都也住着带家属的青年教工。总之，西大住房十分紧张。我的家属新来，自然不可能分到房子住。我们刚刚“阖家团圆”，正当踌躇满志的我，别的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我们住中间楼道上去二层左拐北边第三个房子。房门为左侧偏门，进去左手为方方正正双层固定壁橱。当年除了带来的几件家具外，再就是我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配置给的单人床头、床板，竹书架、二斗桌与椅子。爱人报到后，学校按规定又配置给我们的双人床头、床板，单人床头、床板，一个木质书架，一张二斗桌、一把椅子，几个方凳，另有一个脸盆架。有限的空间，我得精心安排布置才行。左手最里头靠西墙与北墙放置我们夫妻的双人床。紧接双人床外头床头搁置一个木质书架，其外紧挨着放一张二斗桌，桌面当案板，抽屉里放碗、筷。门里右手紧靠东墙与南墙，南北用两副床头、床板拼成一个大床，那是三个孩子姐、妹、弟的大通铺（床下堆放杂物了）。紧挨里边床头反放着另一个书架——两个书架等于把这间屋子隔挡成中间有通道的内、外间。该书架与靠北、东墙角放置的五斗橱间一小块空处，放置小方（饭）桌与小椅子、小板凳——就是在这个位置，这张小饭桌上，我们曾用猪头肉招待过时任三张公社主管文教的王主任，用从东排小饭馆买回的小笼包子招待过从北京回来看望我的大学同学陈安宁，还用自家做的臊子面招待过当时在省人事局工作的大学同学谢曙民等。靠双重木质玻璃、纱扇北窗放置两张对接的二斗桌，两旁各放一把椅子（平日椅子是藏在桌子下方的），那是我们夫妻读书与写教案的地方。简单、不多的家具却满满当当地占据了整间屋子，就像一片短小精悍的千字文，显得紧凑、充实、有序而有意味。

出我家房门，北排左侧依次是公共盥洗间、男女公厕，右侧依次是校宣传部老戴、数学系张老师家。斜对门南排从左往右依次是地质系某老师、政治课严老师、我系董老师家，数学系马老师家正对着二层楼梯口——我曾多次目睹马之老岳母炒好了菜用碗扣盖着放在桌面上，等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回来吃饭的情景。我说的这几户都是拖家带口的。长长的东西楼道上，昼夜开着灯，光线昏暗。几乎家家门外一侧蹲着个蜂窝煤炉子，一侧整齐地摞着蜂窝煤。做饭的时候，或蒸、或煮、或炒，热气腾腾。有时等着火，还能忙里偷闲聊上几句，说说刚刚听到的新鲜事儿。各家的生活状况，彼此也能略窥一二。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把猪、羊板油买来炼了炒菜吃。可是在缺“油水”的那个年代却不然。严老师的爱人是电车司机，不知从哪里买了许多白花花的羊板油炼了炒菜，弄得整个楼道里飘散着膻腥味，却招惹得人流口水。张老师为炒菜火力不足曾感慨地说：咱们炒菜要想听到“哧噜哧噜”的声音真难！谁家两口子拌嘴，也能听到互相指责的声音。楼道右侧住的化学系任老师，就被他当工人的妻子批评为“知识分子最没本事”（这话可以说是“文革”期间的代表性名言了！）。我不能忘怀的是，我的小儿子跟老董、老戴的小儿子仨，饭前饭后或星期天，排着“队”，手里拿着“小旗子”，口里吆喝着，学着日本鬼子，出他家进我家，无忧无虑玩的情景。凡此种种，不正是“楼道曲”么！其中的“五味”很难用语言说清楚。

冬去春来，在此“小屋”蜗居了两年，1979年暑假后开学，我家搬到“新村”10楼5层3号两居室的套房里。那次搬家也是学校“后勤部”派汽车搬运的。此时，“干二楼”南北两侧已经盖好两三座学生宿舍楼，学校计划把干二楼加盖装修后做研究生宿舍用，同时“新村”也已盖好8、9、10、11四栋住宅楼——我又遇上了好时机。全楼住户限时几天内要全部搬出，施工单位等着开工。我刚把准备工作做好，楼下上来人催搬。我下楼一看，汽车停在楼的西门口，后车厢门已经打开放下。我向负责人说好，就上楼搬东西，全部家当一车走，我和爱人也乘车随行。汽车缓缓地驶出西大校园，横穿过马路，驶进“新村”停靠在10号楼北侧。卸下车上的东西，我由衷地向司机道了声：“谢谢！”我家可能是搬出“干二楼”的第一户。我和爱人先把小件拿上楼，大件是等下课后请了几位学生帮着抬上楼的。

10号楼东西走向，东头临街，共四个单元，每单元4户。我家分得一单元3号。这是一套二室一厨一卫的住房。我家的建筑布局工程师是这样设计的：一步一步沿“之”字形楼梯上到5层，左拐弯走完一个“L”形小走廊进正面的房门（右手侧门是一大一小二室的另一户）。门里右手是大约两平方米安有木质门的厕所。东西有小过道。正对房门的是一间14平方米的房间，北墙上方临厕所安装着一个透光不透气的玻璃窗，南墙偏右安装有明亮的木质纱扇与玻璃窗，偏左有通往阳台的双重木质纱扇与单扇门。屋里右手靠南墙或北墙，除去出入通道东西正好支下一张床。事实上，我们就是在此位置给仨孩子支了两张床，他们姐、妹、弟正是在这样的床上度过他们的中、小学时代的。和这间屋子并肩门贴着门的隔壁是同样大小的一个房间。进门左手靠北墙与东墙，东西正好支得下我们夫妻的双人床。南墙正中央安装有比右室稍大点的双重木质纱扇与玻璃窗。由于我家的房子雄踞顶层5楼，天花板比一般的高出2尺多，南侧的11楼是4层简易楼又低了许多，光线格外充足，视线很宽远，左看能看到太白路上的行人车辆，南眺能极目瞭望到南院，止边家村太白商场。我的书桌就搁在这南窗下。此间房门正对着的是不足五平方米的厨房，它的窗户开在北墙即阴面的走廊上，窗下可支从老家带来的杨木案板。右手贴墙有水泥制作的约半人高的洗菜池，里面刚好放下洗菜盆、洗衣盆，上方自来水管上安装有水龙头，洗菜、洗衣服方便多了，再不用跑公共盥洗间了。这套住房比起“半边楼”一间屋宽敞、豁亮多了，是我当年比较理想的家园，所以一住就是十多年。

十年间，空间大了。我首先把老岳母接来小住过两次，算是尽了一点点的孝道。在“干二楼”住时曾经听到一个笑话：物理系孙老师的爱人在长安县工作，每个周末回西大，孙之老母亲曾给人说：“人家一回来我恨不得钻到老鼠窟窿去！”我家虽然没有那样的尴尬，但也够拥挤不堪了。这10年是国家大变革、大发展的10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搞活经济，大学南路与边西街“丁”字形街道的集贸市场，一天天、一年年地蓬勃发展起来，物资匮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拿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的好光景来了。教育事业也大发展，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制度先后实施起来，我也随之在校外兼职授课，虽然赶不上“陈冒富”和“郝万元”两位老师，但一年挣个几千元“外快”没问题。我家的生活水平自然也芝麻开花节节高。先是学校统一把原先配给的家具作价归属各户。接着我家又连续添了新家具。学校新做的大立柜分给我系两个，我幸运地抓阄抓住掏钱买了一个，请学校油漆工小崔油刷一新，靠东墙放置在我们的卧室里。1981年秋天买了黄河牌12吋黑白电视机，后来又买了双桶洗衣机与菊花牌落地风扇。一个暑假用挣来的高考阅卷费买了一对折叠式躺椅。我们家的饭菜质量也在一天天地提高着。从1980年春天开始，我过上了每日两蛋一瓶奶的生活。不久，煤气罐煤气灶替代了蜂窝煤炉子，这让我们做饭方便、快捷了许多。肉食增多了，清楚地记得，我曾一次买过两只兔子，一次买过两只小羊羔，有一年冬天一次买了一只狗，都是杀死剥皮买回来就可以炖着、红烧着吃的。至于逢年过节购买的鸡、鱼、肉就更丰盛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一年年地提高着。1988年夏天，我评上了副教授高级职称，按规定我可以住三室的套房了。此时，“西大新村”又陆陆续续盖好了十多栋5层住宅楼。1989年秋天学校调整住房，我分到14楼三室一套住房。

1990年春节期间，我搬到了14楼5层9号的住房里。这次搬家不同前两次。10楼是新盖的，墙壁粉刷得雪白，14楼虽然盖好只几年时间，但毕竟有人住过。未搬之前，学着别人买了两桶涂料，我和儿子先把几间房子的墙壁粉刷了几遍。东西比较多，搬前得仔细规划一番：安排好摆放大件的位置，把一天天增多的书籍捆扎成包。先把几副床头、床板、大立柜、大书架等大件擦洗干净拉过去放好，再搬运其他东西。同一个院子内，两楼相距不到300米，我们全家齐动手，不慌不忙借架子车蚂蚁搬家似的，一车子一车子几天内搬完了全部东西，然后再把堆放在床上、地板上的东西整理归位。我整理好了，学校也开学了。

14楼也是东西走向，共四个门洞，每门两户，全都是清一色的三室一厨一卫套房。我们住西头第4门东户。5层9号这套房子阳面有两个大间，约13、14平方米。里间稍大点，附设有阳台，阳台门位于右侧，我们用它做卧室：靠南墙左侧放一张单桌，搁大彩电；再过来靠东墙东西支双人床，床外靠东墙放大立柜；后买的博士牌3人沙发靠着北墙，沙发与床之间有个小空间，就是在这里我常常和小外孙玩小台球。外间兼做会客室与书房：南窗下放从学校新买的写字台，右手靠西墙放着一旧一新一对大书柜；靠北墙与西墙南北支一张单人床，平时我住，来客了客人住；靠东墙中央放置新买的一对单人沙发与小茶几，是我和客人聊天的地方。阴面有两个小间。里面的一间附设有吊柜，二姑娘的床靠南墙支在吊柜下方，靠北窗放着另一个写字台；有了冰箱以后，冰箱靠着西墙。外面一间是厨房，约有5平方米，附设有小阴台。厨房靠楼道一侧约半人高处附设有一个方方正正的储藏室，能放下许多杂物；靠东墙还有放置瓶瓶罐罐的水泥架板，下方是水泥制作的带腿的案板，一旁是洗菜池；煤气管道安装在北墙与东墙角。阳面大卧室与阴面小卧室间是卫生间，便池旁还安装有一个蓝色塑料浴盆，虽然没有热水管道，但可以冲凉水澡，或者自己烧水洗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给两间屋子安装了吊扇，学校又安装了水暖；后期买了电冰箱，又安装了空调、装了电话。总之，方便一家人起居的生活设施，比起10楼又上了一个台阶，又齐全又优化了许多。住房面积增大了，平日住的人却减少了。大姑娘1983年就考上了大学，不在家里住，1987年又结了婚。小儿子1989年夏天考上了大学，平日在学校住。只有二姑娘在西大外语系读书在家住。除了印象中有几个夏夜酷热难耐外，生活空间总起来宽敞、舒适。这无疑有利于我的教学与科研。我到了人生最后冲刺的顶峰期，我的家庭也发展到了她的盛年。后来国家实行住房改革，我们是双职工，工龄长，没有交多少钱，这套住房就属于我们了。困扰一个家庭的住房问题渐渐成为历史陈迹了！

1999年仲春3月，我家最后一次搬到西大桃园住宅区一套三室一厅一卫住宅里。

真是“改革”年代里新事儿多，这次搬家与以往迥异。首先，这次是按我们双职工的资历积分排队，到房产科点房、交款，集资盖房，房盖好后，自己到建材市场购买地砖等材料请人装修，最后粉刷、油漆一新，搁一段时间等有害气体消散尽净，才搬动行李、家具住进去。我的装修比较简单，不求豪华，讲究朴素、大方与实用，禁忌花里胡哨。装修分两步走。先期，我和老伴到“劳动公园”建材市场，按需要购买了各种型号的瓷砖，由宝鸡施工队负责派人铺砌：用白色花纹50公分见方地砖铺砌厅内地面；三间房子用木纹色调稍小一点的方砖铺设；厨房与厕所墙壁砌了白色花纹小型瓷砖，地面使用防滑纯白色小瓷砖。后期，大女婿照管请南方几位木、油漆工，给厨房与厕所搭了PVC板天棚，用PVC板包裹了自来水与天然气管道，用木工板包裹了室内的门、窗与暖气散热片，最后粉刷了墙壁，用浅黄色油漆把所有该油漆的木质部分油漆并打磨光亮。虽说简单，但到底比以前没有装修的屋子美观、漂亮多了，我也算是跟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走的，知道与亲历了“装修”这桩新事物。其次，这回搬动把大部分旧家具淘汰拉回了老家，除了装修木工新做的一对大书架、一个衣柜与一个壁橱外，床、沙发、大彩电、电视柜与茶几等都是老伴看着新买的，要搬运的主要是两大书架捆扎成包的书籍与被褥衣物，以及大立柜、两个写字台、一对大书架、博士沙发与电冰箱、落地电风扇等，请“搬家公司”（又是一个新名词）大篷车，仍是一车走。当时我还没有退休，课余整理东西，花了一个月时间。

这套住房内部设计比较时新，是大客厅、小房间格局。我住一层西户。进门小走廊右手为20平方米大客厅，挨西墙长长的米黄色电视柜上放大彩电、VCD机，靠东墙放短、长、短一溜沙发，之前是木质大茶几。这是一家人或来客主要活动的场所。房门内左手阳面为一小一大两个房间。外间为小间，约八九平方米，做书房——我终于有专用“书房”了，铝合金玻璃南窗下放写字台，左、后环壁倚墙而立放着三架书，右侧靠墙放着新购置的折叠式两用长沙发。里间为大间，约十四五平方米，做卧室，床头靠西墙在中央位置摆放着新买的棕色木质双人大床，靠北墙放博士沙发，南窗下靠西墙放着一张自己油刷的铁红色单桌——那是孙子回来了读书与做作业的地方。这间屋子附设有阳台，铝合金玻璃门为左侧偏门，门内放新做的衣柜。阴面小房间八九平方米，支另一张双人床，靠南墙放大立柜，靠东墙搁另一张写字台。阴面小房子与阳面大房子中间为卫生间，约4平方米，便池为马桶，对上了年纪的人极好；前方为半人高的洗脸池；一旁有供地热水的管道，安装有大小淋浴喷头，洗澡再也不用跑西大南排或西工大公共浴室了。客厅里头木质推拉式偏门外是长方形厨房，约有五六平方米，格外宽敞、明亮。原来附设有一个吊柜，我又让装修木工配做了一个，可以存放酒水与暂时不用的炊具之类杂物。东北墙角安装有天然气管道——从前管后勤工作的王副校长曾夸说，煤气灶煮饺子真好——如今改用天然气灶更快当、洁净了，至于原数学系张老师盼望的“哧噜哧噜”的炒菜声就更甭说了。从以上所云看来，我觉得这样的住房条件就够完美了，再也找不出什么缺陷了。原价退掉“新村”14楼的房子，补交了10000元购房款，这套住宅所有权已归属于我了。平日就我和老伴俩住用，节假日姑娘、女婿和外孙才“回家看看”，儿子、儿媳和孙子只有国庆或春节长假才回来小住。我们生活在这样宽敞、舒适的屋子里，用家乡话说这不是“美乍了”吗！这样的居住环境我心满意足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所以“南校区”建住宅楼，尽管那面积更大，设计更现代，我也没有再要。

退休已经17个年头了，虽然有时也受这种那种老年疾病或某种烦难事儿的困扰，但大体上我是一边发挥着余热，一边养生、保健，惬意地度着我们的晚年。2001年1月退休后，先给文学院等自考班学生授课，2005年夏天停授，给成教院“自考办”本科毕业生冬夏两季辅导毕业论文，2011年冬辞停。除了家务，我还读了几十本书，写了七八十万字的东西。我喜欢做饭，我们有滋有味、健康营养地享用着每日三餐；我喜爱户外运动，一日三次或做健身操、或打太极、或快步走，运动过后身心舒畅；我喜好养花种草，几十盆花卉中终年总有花朵儿绽放、绿叶子旺旺；我爱唱歌，自娱自乐，每日清晨习旧学新，开口唱个五六十首经典老歌没有一点问题。来日无论短或长，我是在这个是“金屋”还是“香巢”里安居下来，颐养天年了。

我此生的几次搬家，我家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太多太大的奇异之处。相信和我同龄的人都有相似的经历。我的家是西北大学校园内许多家庭中的一个，是祖国大地上千家万户中的一户。乍看起来，我们的生活今天比昨天，今年比去年，这一回比上一回搬家，不过是微调、微变，可我们总在走着上坡路，若把后十年跟前十年拿来一比，就有天壤之别，就是沧桑巨变了。一滴水可以窥见太阳。一个人的生活史，一个家庭的发展状况，可以折射出历史演变的轨迹与社会发展的水平。难道不是吗？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体悟不到是不对的。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