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文革研究”先生博客（百家言）第88篇
从鲁迅想到仇恨教育、中医以及……（一）
文革后，坊间掀起一阵鲁迅批判，虽然有些为先生愤愤不平，但以为多是对那十年的反动，矫枉过正吗，所以不足为奇。近年来，因教育界删减其文章，又引发一阵保鲁争论，并由此上纲上线到民主与专制。在我看来，删减中小学教材中的鲁文是时代必然，至于为什么，我想凡读过鲁迅文章的人都知道，不是否定其文，而是少儿不宜。
古人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施薄报薄，施厚报厚。今人又演络出：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启蒙教育应播种爱还是播种仇恨？在今天的中国，恐怕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选择爱而不是仇恨。
仇恨教育贻误了几代人，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都是仇恨教育的结果。文革中批极左时，有一个词叫“头上长角、浑身带刺”，我读鲁迅感觉他便是这样一个人。
几年前，我去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才知道先生为何笔端中总有一种深深的仇恨。原来周家所以落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绍兴小城有两个收费供游人观瞻的民国大家，一个是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五四学潮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的蔡元培。另一个就是应蔡元培举荐，在教育部当过十几年佥事（相当科县级的小吏），后因教育总长易培基被政府通揖而辞职，其后一直玩笔杆子，再未入仕的鲁迅的周家。
蔡、周两家都是绍兴有名官宦世家。蔡长鲁迅长13岁，比鲁迅父亲只小7岁。蔡18岁中举时，鲁迅才5岁。蔡21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鲁迅才8岁，因此很难说他们是同辈人。蔡元培生前为国之干城，历史贡献和社会名气远在鲁迅之上，但现在人皆知绍兴鲁迅，却鲜有人知绍兴老蔡。比如我去绍兴，便只去了鲁宅，未去蔡府。(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鲁宅很大，前院幽古阴森，后院一派荒芜。我第一感觉是，在人均只有几分田的渐江，为一灵魂如此空置甚是浪费。第二就是以为终读懂了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旗手”，明白了毛为什么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原来全因其家族遗留下来的仇恨基因。
据传绍兴周家乃宋朝理学开山鼻祖周颐敦一系。不过其并未承继光大老周的“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家风，反而极仰慕虚名和钱财。与蔡家天生聪慧相反，周家人似乎都智商不高。鲁迅的爷爷周福清33岁（1871年）才中进士。鲁迅的爸爸周伯宜也就屡试不第，到他32岁那年乡试，周福清担心儿子仍不及第，正好有五个秀才家托他打通关系，并承诺凑了1万洋银以行贿。周看自家不用出一文钱，顺便还能解决儿子的功名，便差家丁去向同宗的浙江副主考周锡恩贿买关节。不料家丁将贿书误投给了事先全不知情的主考官殷如璋。殷如璋打开信封时苏州府知府正在其侧，这殷如璋与周福清同年，为避嫌疑，下令扣押了周伯宜等。后周福清为救儿子投案自首，周伯宜才被开释。
从此，财大气粗的周家便开始败落。周福清被判处死刑，为保老爷子不死，周家不得不变卖资产，送了大把银子，才由死刑买来一个“监候斩”。“监候斩”类似于现代的“死缓”。但又与现代“死缓”基本可以保命不同，只是当年不杀，但每年行刑的时节仍有可能被处斩。于是周家每年都要用大把的钱财去贿赂官员，以保住老爷子不上行刑名单。这种情况持续了六七年，周家也由盛及衰地破落了。
爷爷如此，爸爸从也不是省油的灯。周伯宜因考试作弊，按律被被革去秀才，成了白丁。这在当时，等于断了他的仕途。这对已过而立已为人父，视功名为唯一前途的周家大少爷无异死刑判决。所以他从监狱出来后，终日借酒浇愁，酗酒、吸毒还喜怒无常，动辄便摔盒骂人。不久便全身水肿，郁怒成积地卧病不起。
此时的鲁迅只有十三四岁，那经历不啻于文革时“高干子女”沦落为“黑邦子女”和“狗崽子”之落差，而这个年龄又正是男孩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据他在《呐喊》自序里称“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继尔感慨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这段文字写于1922年12月。此时的鲁迅已过而立。19年过去了，但那屈辱的经历仍困扰着他，以致他竟称“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直接地否定了中医。
人生观决定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所谓的世界观罢。这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表现的极为深刻，过去革命者常引用其中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节，以为是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其实，这完全是牵强附会。这段话仍然是对医死他爸爸的中医的咒骂。在文中他讲得很直白：“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可见那段经历对他一生影响有多重要，而这里多是自卑、屈辱和仇恨。
或者因为我曾是鲁迅的铁杆拥趸罢，在了解了他的家事后，才明白原来我们大都沒读懂先生。把鹿当成马，把鬼当成了人。其实在我言必称鲁迅的时候，就对他诬损中医颇为不满。这不仅因为我爷爷那辈是世代中医，在方圆百里享有极高声誉。因为我少时，也是如鲁迅沦落时那般年纪，我亲眼见到，外祖母晕死几日，从山西赶来的二爷爷几根针下去，姥姥竟奇迹般地苏醒了。据叔叔，也就是二爷爷的儿子讲，他父亲的医术比起伯伯，也就是我爷爷差得很远。更重要地是，我个人也有亲身体会。我22岁时，可能也是因郁怒成积罢，患了甲亢。西医要手术，因得知可能会伤害声道，我拒绝签字，改为保守治疗，持续了一年多，但疗效不好。这病不疼不痒，能吃能喝，而且老是饿，饭量大的惊人，一顿能吃一二斤。在设计院时，领导沒办法，只要将我的关系转到食堂，因为食堂的可以随便吃。后来下放水利营，就沒这待遇了，沒办法只好去手术。幸好遇到医院院长李永年下放当查房大夫，因为看禁书被他发现，又因下象棋成了朋友，他劝我先别手术，也别吃那些它巴锉、甲基殴亚密淀，他用中医的针灸给我试试。结果两个疗程下来，饭量下降到了每顿半斤。第三个疗程我就沒敢让他做完。这以后，这病居然好就好了，而且再也没犯。
李永年当年50来岁，和鲁迅一样，也是去日学的西医。曾为国军少校军医，属“926”起义人员。因医术高明而任农二师焉耆医院院长。文革时被打倒，但因当官的有病还需要他，所以下到病房。他是西医，但通中医，尤其是针灸。他给我针灸，是私下搞的。在他家里，给我扎上针后，便摆开棋盘对弈一局，然后去针。七天一疗程，停两天再开始下一疗程。我主要是解决饭量太大问题，他恐怕也沒想能扎好甲亢，也是为了控制我过大的饭量。后来我调离新疆时，专程去看他。那时他已复职，很忙，但听说我甲亢好了，很惊呀，放下工作专门为我检查了一下，还问我当年针是怎么扎的。
这个病案对我影响很大，实践是检验真伪的唯一标准。事实是中医针灸把甲亢治愈了（据李永年讲，这是全世界首例）。西医则除手术外毫无办法。而手术是切除病块，并不能保证不再复发，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以后除需止疼降温等急症外，一般不看西医。尤其在我母亲被人民医院误诊后，我更是不敢看西医了。
总之，读书须先读人。读不懂人也就读不懂书。我们所以误读了鲁迅，就是因为只看到他头上的耀眼光环，而看不到他身上的疮疤，把他神化了。而事实上，他是人不是神，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心和偏见。疮疤往往比光环更真实，也更接近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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