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童缘》

《红卫童缘》

作者：石广玉

前些天，学姐马秀军把我拉进了同学群，一看网名眼睛一亮。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红卫童缘”，名字起得好。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里，革命啊造反啊，是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记得红卫经营所里有一个家庭妇女革命的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闹了点矛盾，一时想不开投井了。

在纵身一跳之际，大概想到了革命烈士就义前的情景，于是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当然，惊动不小，阶级弟兄们纷纷奋不顾身地下到井里去救人。虽然是盛夏，井壁上全是冰，刚刚能通过一只水桶，井水相当凉，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救上来。在那种情势下，原来的“太平”经营所的名字太不适宜了，就改为“红卫”经营所。红卫，是哪个时代的特有名词。我们的学校自然也就叫做红卫学校了。在这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度过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童年岁月。我想，这应该就是“红卫童缘”的初衷吧。

我是1962年春季上的小学一年级，当时校址在爱林二队，靠近永翠河边的山脚下。校舍是一栋泥土房，教室、桌椅、黑板都很不成样子。不大的操场上有一副简易的篮球架，这是我们学校唯一的体育器材。上体育课经常做游戏，先是玩丢手绢、老鹰捉小鸡之类，后来是玩跳格、跳绳、打口袋等等。课间许多同学和老师一起打篮球，我却更喜欢弹溜溜、打谝几（烟盒折叠成三角形）、骑马干仗、冬天刮马掌钉，这些粗陋的游戏。记得尚志斌篮球打得好，王永良谝几扇得好。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快乐无比。

学校学生不多，教师更少。于是采用复式教学，就是两个不同学年的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一个老师先让一个年级的学生预习，再给一个年级上课。十几分钟后，让一个年级的学生练习，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记得刚刚上学，老师就教我们一首儿歌：“一三班，圆又圆，保质保量保安全”。这里的一三班，是一年级班和三年级班。我二年级时就听完了四年级的课，可谓见多识广。一次我溜进了五年级教室，黑板上的算式很怪异：一条横线，上边一个数字，下边一个数字，和我见过的加减乘除全然不同。疑惑了几年才知道，那是分数。(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候，老师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神秘而神圣的。说实在的，我很畏惧老师。学校要求见到老师要问好要敬礼。我远远地见到老师就躲，有时躲不开，马马虎虎鞠个躬却像点头，嘴里喏喏着也问不出个好来。

是敬畏敬重、还是害怕害羞，说不清楚的。山里的孩子见不得世面的。又一次可能是下课玩疯了，上课实在憋不住，鼓足勇气请示老师。也许我很少这样子，老师居然恩准了。急急忙忙跑向厕所，突然发现教体育的谢老师蹲在那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我惊恐万分！转身跑回教室，坐回座位上，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尿意全无，只有一个念头：老师怎么也拉㞎㞎呢？没有人告诉我呀！

到了五年级，也就是1966春，我们总算脱离了复式教学，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本来我们应该上小学六年级，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我们就成了初中生。我们学校搬迁到了新校址，从原来的爱林社转到由经营所办学的。我们班的同学来自爱林农业社、红卫经营所和向阳村，总计13人，后来又陆续转入了几人，最多时18人。

我们是红卫学校第一届初中生，1968年应该毕业。但是又有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也许我们年龄小，不够资格，

1969年春，我们这一届又重回初一，1970年底毕业。事实上我们初中学生同学了四年时间。

回想起那段日子，最难忘的就是我们的老师。王桂芬、李永久、刘孝斌、曲淑云、宋臣、高登军、高志远——一个个的身影浮现在眼前。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们学校始终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学校始终没有停课没有放假。那时，读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成了教学的主要内容。苦了几位教理科的老师，教者谆谆，听者寥寥。教数学的徐殿臣老师，有一副学者风范，说话抑扬顿挫的很好听。一次，他面对着一大帮心不在焉的我们，终于发怒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真善美，不要假恶丑”。音量逐渐加大，最后高到八度，真真吓了我一跳。

我们的热情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课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有最新指示发表，我们就连夜宣传。我们举着纸糊的彩旗，沿街呼喊着口号。学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好形势，宣传层出不穷的英雄——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等等。天天排演节目，常常汇报演出。可我们走不出太平沟，远没有木曾宣传队演得好。

他们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那叫一个精彩。老师还带领我们忆苦思甜，听忆苦报告，吃忆苦饭。带领我们参加批斗会——批判四类分子、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管当时武斗多么厉害，在我们学校却从来没有批斗过老师，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甚至没有过私下里串联、表示对老师的不满。因为我们的老师个个充满正能量，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学校最高学年，我们对老师恭恭敬敬，低年级的小屁孩哪敢起刺儿。

班主任李永久老师为人厚道，从不对我们指手画脚，无端苛责。他那时20多岁，处了个对象，叫王琴，是学校低年级的老师。我们感到很新鲜很刺激。一天放学后，他们二人正约会，我们几个男生见到了就起哄，大喊：“永久车子永久表，永久带着满街跑”。李老师听到了腼腆地笑了，可王琴不干了，跳下了永久车，冷脸大骂，我们一哄而散。这应该是我们对老师最不敬的一件事了。

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落实在行动上，学英雄见行动。于是老师带领我们参加了许许多多劳动：植树造林，刨穴打带，苗圃扒土，抬砖运石等等等等。劳动人少了不成，我们就和下届学生一起，大概50多人的样子，场面很热烈。最新指示说：“深挖洞，广积粮。”我们就去挖防空洞，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挖了一个洞。由于没有做支撑，开春不久就塌陷了。

这件事不行，我们就去学习张思德烧木炭。找了一个山坡挖了一个直径两米深两米的圆坑，低的一面搭炉灶，高的一面垒烟囱。就地采伐10公分左右的柞木杆子，立着密密的装进坑里。柞木杆子露出地面的部分呈穹形，盖上草省得漏土，然后一层黄土一层盐层层夯实。圆圈渐渐缩小，最后封顶。窑弄好了，点火烧个三四天，等到烟透明了，就把炉灶和烟囱封死，再闷个三四天就可以出炭了。我们还真的把木炭烧成了，质量还不错，敲击时发出“当当”的金属声。

整个过程出窑最辛苦，我们只穿个小裤头，一进窑洞热气扑面而来，只需要两秒钟，从头到脚底都出汗，烟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个人一次只能坚持六七分钟。出得窑来，感觉恍如隔世，水格外清、天格外兰、空气格外清新。可是窑场距离我们学校太远了，烧窑又昼夜不能断火，出窑还危险。再加上产量太小，形不成规模，烧出炭来不知道卖给谁，又半途而废了。那时有一句名言，叫做“敢想敢干，说干就干。”有目标有行动就是了，至于效果，可行性等等，是不太在意的。

我们的革命热情有增无减，1969年，我们学习南泥湾精神，去开荒种地了。老师带领我们到了挺远的一个地方，当时已经五月末了，树叶，青草都长出来了。我们先是打场子，弄干净，再抡圆䦆头刨地。开荒是力气活，草根树根遍地很难刨，也记不得磨出了多少血泡，出了多少臭汗，终于开出来十几亩地。

农时不等人，只能种萝卜。过了些日子我们去了一次，间一间苗，也准备锄一锄草。可我们开的荒地狗啃的一样，下不去锄——铲不动。马马虎虎拔一拔大草，再也没有去。可没想到秋收时萝卜长的格外好，萝卜顶端很小，只长出几片稀疏的叶子，但萝卜又大又干净一个虫眼也没有。堆成堆，两个萝卜稍稍一碰，就炸裂了。老师让我们随便吃，又甜又脆。太大了，一次吃不了一个。

第二年种土豆，地刨得不深不透，起不了垄。就像种玉米一样，刨个坑把土豆籽丢进去，踩一踩，既不成行又不成趟的，根本就是糊弄人。夏锄一般要两三遍，我们只去了一次，平地没有垄，只好拔拔大草了事。哪成想秋天又是大丰收。刨出来的土豆又大又匀又干净，地里白花花的一片。怪不得毛主席提倡人民公社，集体种出来的东西就是好。

应该说我们班干活真是没的说，尚志斌干活最标准 刘友干活最勇猛、李文凯干活最麻利、宋新福干活有窍门、冷增干活很老到----即使三个女生马秀军、冯焕荣、李淑华干起活来也是泼泼辣辣风风火火，全没有淑女模样。我们班的同学，个个都是任劳任怨的劳动能手。其实我们当时不过是十三四、十五六的孩子，我毕业时还不满十六岁。

我们当然也有疯玩的时候。在夏天炎热的日子里，我们中午踩着自行车，跑到永翠河边游泳，呼啸而来呼啸而去。1969年转来的申广群，写得一笔好字。他眼睛高度近视，骑车时却蹬得飞快，谁也撵不上。他脑袋探到车把前方，好方便看路。我常常担心他撞到人或者翻到沟里去。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冬天封冻后我们就穿上自制的冰鞋（脚蹬子），到河里滑冰，在学校前面的雪地里踢足球。刘孝斌老师曾经这样评论:刘友踢球像老虎，冷增踢球像狐狸，冯焕义踢球像狼。说起焕义，我想起一件事，是我下届学生，大我一岁。每年秋天我都跟他上山采药，平时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我俩很能玩到一起。南岔车站是个编组站，要把列车皮，分到各条铁路线上。这时列车走得很慢，我们就常常学习铁道游击队去扒火车。

有一次我俩扒火车进到了客运段，看见有一列空客车皮，就上去跑着玩。让两个列检员抓了个正着，一本正经地批斗我俩，弯腰90度，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俩很害怕，焕义就背“要斗私批修”。我有点不服气，就背“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那两个人憋不住笑了，踢了我们一脚，把我们放了。唉，那时只是参加过批判会，没想到自己也挨了一把批斗。

当然我们是不会和女同学一起玩的。小学时男女同座中间要划一条线，中学以后干脆不同座了，说话也比较少，她们自有所玩：跳格跳皮筋，一副嘎啦哈，从小学玩到初中毕业，练得心灵手巧、炉火纯青。我那时喜欢看书，借遍了所有有书的老师和同学。什么《烈火金刚》、《平原烈火》、《敌后武工队》、《大刀记》、《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乌云密布》、《战鼓摧春》、《高粮红了》，还有《三侠五义》、《隋唐演义》、《童林传》《窦尔敦》等等等等总有几十部，我的特长是讲故事，身边常常围着一帮人，讲的眉飞色舞，听的意犹未尽。

往事如烟，早已随风飘散。是“红卫童缘”，唤醒了我尘封了50年的往事。共同的经历使得我们共同成长，红卫学校让我学会了劳动和付出，劳动是光荣的，付出总有收获；学会了团结和协作，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不能离群索居。红卫学校更让我有了坚持不懈的顽强，有了克服困难的精神，有了乐观向上的心态，才让我无怨无悔从容不迫地走完了大半个人生。

2018年3月22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