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传

搬家，首先就要翻个底朝天。这样，公文包终于到了我的手里。

这是个棕黄包的公文包，牛皮质地，而且牛皮很厚的样子，看上去相当结实。皮包的边角磨得泛了白，背带也不见了，碰锁也生了锈，但弹簧还钢钢的好使，稍微整整就能派上用场。这老老年间的物件质量就不用说，如果非要打个比喻，它就像一个脱了头发掉了牙的老头，却能轻松地扛起一百多斤的麻袋。长方形，大约三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厚度嘛，平时也就不到十公分的样子，但这是不满载的时候，真到了要装许多东西时，还有相当大的伸缩量，能像个气蛤蟆似的鼓胀起来。这个尺码的皮包，不大不小，斜挎在肩上是很方便的，适于战争年代的人们，装一些地图文件行军作战。

我太知道这个包在家里的地位了。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亲眼见到它的机会都有限，那通常是在家里的决策者们经过极其认真的磋商、犹豫、权衡、取舍并最终下定决心之后，才面带毅然决然的表情，打开柜子上的铁锁，捣腾出半柜子的衣服杂物，然后这个包包就被从箱子底里虔诚地请了出来。之后，家里便会发生一种显而易见的变化，比如添置了一件贵重物品，抑或是发生了人事方面的变动，哪个家庭成员又走过了人生的一个当口，身份地位都与往日不同了。这个包包在家里的地位，就是军机处枢密院保密局机要室档案馆保险柜，一般家庭成员，也就是还没有真正长大成人，尚且需要依靠家庭资源的供养，不具备参政议政资格的人，就没有资格知道这个包包里装了些什么，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它。我就一直是这样的人，直到有一天这个包包也像一切曾经庄严神圣的东西一样，失去了往日的威风，该解密的解密，该下岗的下岗，泯然混同于一个普通的物件。

包包交到了我的手上之时，我在这个家中充当户主已几十年了，记不清从什么时候接管了这个小小家庭的一切，没有正规的交接仪式，大体就是原来指望别人管的事，一股脑儿压在到自己的身上，匆匆忙忙，磕磕绊绊地就成了大人，甚至老人。在这几十年里包包被忽略，它太高级了，属于上层建筑，而我整天忙活的都是些琐碎却一样都必不可少的实际。我忘记了家里还有这么一个神圣的物件，自认为有珍藏价值的东西自然就放到了我认为还牢靠的去处，从没想过既然当了家就一定要把那个包包接过来，这样真到了与包包的相逢之时，它虽还是让我有所震动，从功能上却只能称得上是个文物。

文物。

当这两个字在脑际闪过，心中不由一怔，是的，它的确也称得起是个文物。这些年人们手里都富裕了，也就都有了文物意识，老旧物件开始受到重视并走红，一件物品成了文物，就好比一个人成了人物。于是包包就被我搬到了新家里，并随手拍了两张照片，发在朋友圈与人分享。这一下便不得了，朋友们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建议我写写它，这不是个十分正能量的好题材嘛。(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顺着这个思路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公文包是父亲从战争年代用过来的。这一点我听老人讲过。但也仅仅是这么一点信息，其他的一概不知。和这个皮包一起的还有一把手枪，就是著名的德国造镜面匣子，俗称盒子炮，陈佩斯小品用的那种。因此皮包也应该产自德国。抗战时期我们的基层干部大都挎着这两件宝贝，德国造的皮包在左，盒子炮在右，两根皮挎带在胸前打个漂亮的叉，腰间是宽宽的武装带，光闪闪的，透着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可以想见当年二十岁出头的父亲，就当上了唐县一个大区的区长，和地道战中的赵平原是一个职级，人本就精神，事业正义而伟大，再挎着这样两件进口的高级家伙该有多么神气。怪不得他要把这件宝贝保留终生呢。

皮包在战争年代陪伴父亲枪林弹雨闯过来，和平年代静静地躺在我家樟木箱子里，陪伴父亲继续走完了革命生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波澜不惊，就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来一样。关于这个皮包，父亲没有和我讲过一句，他们那一代人都不善言谈，对于过往的革命经历总是三缄其口，不要说卖弄，甚至连起码的告知都不屑去做。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对这个传家宝知之甚少，更多地需要借助推理和考证。

由此想到家里曾有过的与战争年代沾边的东西。首先就是那把手枪，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家里有一把手枪，我们都知道，不过知道也等于零，手枪不是玩具，不可以拿出来玩的。手枪是组织上批准父亲持有，要有持枪证。父亲当时在省高院，后来到县法院当院长，有武器配备。有武器也不是整天挎在身上，枪大多时间都是躺在家里的樟木箱子，裹着红绸子，装在一只略嫌蠢笨的木盒子里。据说这种盒子也相当有名，正因为这只盒子，枪也就叫盒子炮了。就是陈佩斯开始打不开后来学会玩了的那种——好玩吧会玩吧没玩过吧。还有几粒子弹，就那么几颗，黄澄澄的，十分漂亮。我每次看到这几颗子弹，就开始担心一旦来一大群坏蛋可怎么够用。坏蛋们一直没来，我们也终于没有捞到机会打上货真价实的一枪。撑死了也就是拿着枪耍把着玩儿一会，瞄瞄准儿，扳扳大小机头什么的。我与这把手枪的最亲密接触，是把它挎在身上，当时也不过四五岁，将将能拿得动，感觉特别沉重。现在回想，这沉重感多是来自对枪的敬畏吧。父亲不在政法口了，枪就交还了组织。不用上交的也有，记得家里有一件日本鬼子那种半大衣，黄色的，不太长，我上小学时就经常穿，也因此在同学中闹出了不少笑话。还有一个日本军用水壶，铝质，掉光了油漆锃光瓦亮的，扁圆的肚子，表面上坑坑洼洼，估计是在山里摔的，细长脖子顶着一只维妙维肖的脑袋，简直就是个王八模型。我上学时用它喝过水，后来有了解放军用的新式水壶，那个王八模样的日本水壶就逐渐淡出了视线，开始时还踢过来踢过去的，碍事绊拉脚，后来就不见了，最大的可能是卖了废品。那件日本军用半大衣连卖废品的资格都不够，我清楚记得最后一次穿它，直接就掉了一只袖子，朽得掉渣。

这些东西是日用品，当年在战场上缴获了拿过来就用，后来就成了家里的一件用品。同学中干部或军人子弟家里都有这类东西，有个同学他爸爸在朝鲜捡了一个美国降落伞，他们家就有好几条质地优良的尼龙绳，还有几床面料高级的被窝。这种家庭里出现这类物件，就像农民家里有镰刀锄头一样。这些东西如果能留到现在，怕是真要成文物了，但当时也就是一般的用品，不用花钱买的物品而已。

但皮包就不一样了，它深居简出，处于家庭的最高地位。道理也很简单，皮包不是一般的缴获物，这是上级按工作需要和行政级别配备的，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政治待遇。我留意了一下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这种款式皮包的出镜率非常之高，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挎上这种皮包的，在基层一定是负责干部，如果在高层就是首长的警卫或参谋。最为经典的是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个皮包最初是洪常青挎着，转移时洪留下来打掩护，把皮包临时交吴琼花保管，后来洪牺牲，营长就把皮包正式交给吴，这意味着原来由洪担任的党代表也就是连指导员一职，正式由吴接任。战争年代，这一只皮包里就能装下一级党组织的全部家当。

这就不难理解，父亲为什么如此珍视这只普通不过的皮包了。这就叫不忘初心。一个家庭总有那么一些东西值得保存甚至珍藏，所以这只皮包里究竟装过什么，也大致可以想像。有一点是无比肯定的，皮包里决没有装过钱，这是我从小从肚子和身体发肤上熬出来的结论。我们小时候的生活水准，与周边的农民家庭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说干部子弟还真有那么一点优越性，那就是不必像农民子弟需要经常帮大人下地干农业活儿，轻松一点是真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大的穿了小的穿，我排行老末，所以基本上就是拾剩的穿，印象中鲜有过年换新衣的美事儿，至于过生日、过年给压岁钱云云，则是到我有了孩子以后才明白，小孩子们还有这种待遇啊。饭食则终年吃一种山里人日常的主食——拿糕，好的是棒子面，那是粮本上供应的，不够吃就到集上买山药干磨成山药面，又黑又粘难以下咽，吃多了烧心，吃少了挨饿，一股子甜稀稀的味道经久不散，现在都能回想起那种难受劲儿。拿糕浇上用萝卜缨窝的酸菜，足以把一群吃死老子的土豆子们养大。如果仅从吃食上论说，甚至不如农民子弟们更好。那一拨老干部家庭大抵如此，大同小异。

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年了，身后几乎没有留下称得上遗产的东西，如果说还有什么传家宝，可能也只有这个陪伴了他一生的皮包了。当初，十八岁的父亲受到党的召唤，只身步行去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受训一年，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回太行山老家，参加了创建晋察晋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在老家村庄里创建了党组织，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并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后来根据地扩大，刚刚二十出头的他就当上了区长，管理的区域论面积比一个小县都大。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父亲身边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仅警卫员就换了十多个。这也是他不愿意讲当年的主要原因。可是在延安受训的事却是个例外，许多中央领导都亲自给他们上过课，日常则是由一个叫成仿吾的老师负责。由此推断父亲上的学应该是陕北公学，当时大批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都在这里接受革命教育。那绝对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到在延安老爷子就禁不住心潮澎湃:

那时候年轻多了！

一句大实话，就是父亲对过往峥嵘岁月的全部概括。他们也不用多说什么，历史已经把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铭刻在丰碑之上，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民族解放和伟大复兴，他们的初心和梦想，已经和正在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