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影《桃花扇》正名（康有山）

孔尚任原著《桃花扇》，是以以南明时期，偏安江南时期，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主题，鞭挞了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的矛盾冲突中，全景式展现出南明小朝廷“偏安一隅，醉生梦死”的历史画卷。如今，南京夫子庙前的秦淮河南岸钞库街有一座青瓦红檐、古色玲珑的花园小楼，据传为李香君寓所“媚香楼”旧址，栖霞山半山腰有一座“桃花扇亭”，据传是李香君和侯朝宗“久别重逢、扯扇绝情”之处。

康熙三十八（1624年）年六月，《桃花扇》脱稿成篇，轰动天下，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连康熙皇帝都惊动了，连夜索要一本去看，看后觉得很不爽，次年就随便找个理由把孔尚任打发回老家去了了事（《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将沉痛的历史背景与离奇的爱情悲欢交织起来，感情浓烈，情节曲折，文采斐然，虽触怒了当权新贵，群众所喜闻乐见，“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的局面。

由梅阡编剧、孙敬主导的，由以侯方域（冯喆饰演）与李香君（王丹凤饰演）的爱恨纠葛，描绘弘光帝的小王朝的偏安一隅。侯、李的际遇，这在当时是明末文人的一件风流韵事，也是复社和阉党余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孔尚任以此事作为全剧的开端，从一开始便将儿女之情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以桃花扇为线索，让侯、李的一叶爱情之舟出没于南明王朝风云起伏的政治风波里，“南朝兴亡，遂系之于桃花扇底。

孔尚任反复强调的是“排场有起伏转折”，既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又不陈陈相因，“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设想不到的发展脉络）”，还要做到“脉络连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扯”，“入口成歌，而词必新警”，同时不落俗套，“脱去离合悲欢之径”。在他看来，“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孔尚任反对中国古典戏曲这种才子佳人同堂拜舞的“大团圆”俗套，在剧情安排上，他突破此前所有爱情剧男女主人公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虚构了“入道”一出，用侯、李二人的爱情悲剧，宣告了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终结；用一对情侣的爱情牺牲，来点染家国兴衰的完整感与现实性。“儿女浓情一笔销，桃花扇底送南朝。扯碎扯碎一条条，再来次血泪满扇开红桃。他们把这渲染成“反革命分子”吹响的“向党和人民反革命进攻的”号角。

国家已然灭亡，儿女情长又有何用，破镜重圆的喜悦不可能取代国破家亡的痛彻心扉。李香君和侯方域面对一片残破江山，终于割断“花月情根”，分头“修真学道”去也。向来好花枝不照丽人眠，两个小人物的爱恨情仇，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简直脆弱得不值一提。桃花扇上点点热血，换来的是冰凉春光，雪亮的红尘终究黯淡了下去，只有敲一声拍板温而厉，在结尾“余韵”一出，由苏昆生唱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无尽喟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文化大革命之际，四人帮及其同伙们，以“借儿女之情，诉兴亡之感”为名大批《桃花扇》是大毒草，因此王丹凤也被株连，其实这也是一桩冤案。

首先，电影《桃花扇》是在1963年开拍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本没有“再诉兴亡之感”的背景。那是在我们历经了经济困难之后，人民生活显著好转，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年月。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之流，把历史背景大力前移，让后扣到了“兴亡之感”上，借以把他们的理由合法化。这是根本不存在的。要说有问题，就是他们的心怀鬼胎，无中生有。譬如说批“清官论”用“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升佛把香烧”就说成为封建官僚评功摆好。你这真是个荒唐的年代。有的红卫兵硬说是交通岗亮起红灯怎么能行啊，红灯不能停，绿灯才该停。真是荒唐得很！

其二是影片的主要思想不是为小朝廷招魂，而主要是鞭挞侯方域的“气节不忠”，正是因为这点，李香君才打呼“我好恨哪”，而撕碎了定情之物“桃花扇”。

其三是，这个剧原创是孔尚任，他是在乾隆朝时代写下的剧本，康熙皇帝之不悦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孔尚任烂也送去的抄本，觉得他对对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忠于南明的一些武将。

其三是该剧思想含量很宏大，它的主题思想既有对侯朝宗气节不保的鞭挞，也有对李香君气节不凡的褒扬，还有对马士英、阮大铖等奸佞的揭露，还有对史可法等重量人物的歌颂。我们当时正是在大学一年级，在座谈讨论时，持对《桃花扇》反对意见的，几乎没有。

所以说，把历史文学该换空间的做法，是一切反动派的惯用伎俩，是很没有道理的。所以，我断言：《桃花扇》还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到如今也是这个结论。王丹凤不该为四人帮躺枪。艺术就是艺术，不能信口雌黄。四人帮也因此必定倒台。

康有山2018年5月17日于哈外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