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的逻辑

齐人的逻辑

点苍烟霞客

有个齐国人，发财梦挠心，朝思暮想，神魂颠倒。这一夜为发财的事，又翻来覆去，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起来，梳洗打扮一番，匆匆来到市场。脑袋昏沉迷糊，心理却明白清楚——金子，金子，金子！他走着走着，刚好来到卖金子的地方，黄灿灿的金子使他眼睛一亮，快步上去，抓起就跑。真不幸，正好撞上市管会的官吏，逮个正着。那官吏训斥道：“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怎敢如此大胆？”“我拿金子的时候只看到金子没有看见人”。那人也实话实说。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出自《列子》的一则寓言，它充分揭示了财迷心窍之徒是如何利令智昏，自投罗网的。

此齐人为何如此利欲熏心？现在的科学已经揭示，某些人的嗜痂之癖，除了遗传因素之外，主要是由后天社会环境陶冶出来的，这已为世之所公认。齐国是周武王平商朝之后，封给国师姜太公的领地。太公望因其俗，简其礼，治其地，很快就把它治理好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辅政；管、蔡不服，纠合殷商的残余势力发动叛乱。周公力挽狂澜，指挥平叛。姜子牙获得征伐权，利用这机会兼并了一些小国，齐国遂成为东方大国。传十多世，到齐桓公时，在管仲的辅佐之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为此，孔子曾经大加赞赏说，要不是管仲，我们早就披发露臂，夷狄化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齐国倚山带海，土地辽阔。管仲从齐国实际出发，不是一味的重本抑末，而是大力提倡渔盐之利，通货积财，发展工商贸易。齐国在他的治理之下，民富国强，迅速强大起来，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霸主。管仲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政治家。查管仲治民为政之要，全在于一切均“与民俗同好恶”。（《史记·管宴列传》）。

那么最根本的民俗什么是呢？太史公说，神农以前已经不可考，虞夏以来，耳目好声色，口欲求甘肥，体肤要逸乐，少不了还要夸耀权势和才能。不学而知富贵，这就是民俗民情。人的这种性情，若在重本抑末的鲁、卫、宋，则民安于节俭，崇尚道德，畏罪远邪，民风古朴。宋人“守株待兔”即可见一斑。如此之愚昧之民，倘为非，也不过是“拔苗助长”之类……在那里，统治者以大多数老百姓的贫穷为代价，可以独富、速富、大富；但整个国家必然民贫国弱，落后挨打，最后只好亡国灭族了事。鲁、卫、宋……虽有上古民风，淳朴可爱，但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无所作为，窝窝囔囔，受尽侮辱，先后让其他诸侯兼并了。最为典型的的莫过于宋襄公的“仁义”了，至今仍当作笑柄流传。

齐国有了管仲则大不同。他们上下同欲，不禁民趋利，顺乎民之情性，促其致富，齐国便迅速民富国强，成就了霸业。(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任何事有其利必有其蔽，一般都是双刃剑。

趋利之风一旦越出了轨道，失去规范，就很难驾御。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在上的官吏便舞文弄法，伪造文件，徇私舞弊，沉湎于贪污受贿；在下的小民也就乃妄乃淫，诡诈巧伪，或掘冢、或为盗、或依门卖笑……无所不用其极了！人们都“徒见金而不见人”，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社会上出现这样的攫金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非常自然了。依此推之，此攫金事件大概发生在齐桓公四十年左右，恐怕是不会错的。管仲终老于齐桓公四十一年，生前他已经觉察到在此世风之下，一些心术不正之徒，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择手段，已经钻进了朝廷，爬到了齐桓公身边。易牙为讨好齐桓公尝人肉汤的欲望，杀死自己的儿子烹汤以进，取得了齐桓公的信任；竖刁为接近齐桓公，自残身体，割去睾丸，充当宦官，赢得了齐桓公的青睐……既然朝廷官员的行径如此不近情理，如此之不仁不义，如此之丑恶肮脏，地方官员的官风、政风也就可想而知了，那民风民俗会好吗？经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在上的统治者，即当官的，而不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被统治者，即老百姓，而不是道德品质低劣的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当官的都如此下贱，那齐人攫金，很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似乎还值得同情！

市场管委会的官吏将攫金人带回官署审问。“你难道不知道这叫抢人吗？明目张胆地抢人，成何体统？”“我知道，这是要犯法的。”“为何明知故犯？”“当今，‘徒见金不见人’的非常普遍，不是少数，绝非仅仅我一个，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群臣诈伪，百官奸邪，我们在下的老百姓自然也就无所顾忌了。我只不过运气不好，让你们逮住罢了；你们也只是抓一抓老百姓而已，那些管你们的官吏，管你们官吏的官吏，你们敢抓吗？如果你们今天没有抓住我，我岂不也象其他人一样富了！算我倒霉，咱也只好认了。”“你这刁民，竟敢如此放肆！”“大胆，你胡说八道”。……几个小官吏态度很威严，但说实话，他们也深有同感。在一阵训斥之后，其中一个好象是他们的头，改变口气说：“这样吧，交点管理费，我们就放了你，要不然……”“各位当差的，我正是缺金子，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交不出管理费，不信你们搜。”“不交，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任剐任杀由你们了，我实在没有金子。”……

齐国眼下看起来还很强大，但已经埋下了动乱的种子。管仲临终前，他已经预见到了。能怪管仲吗？齐国人不但不能，反而应该感激才对。齐国八百年的历史上还有过如齐桓公这样的时代吗？没有啊！难道还不应该感激管仲吗？其实这就是历史，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古人自然希望自己的王朝传之万代，永不改姓，但往往是徒劳的。那是由他们的制度所决定的，由不得他们。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今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提并论，更何况多数人老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将来的发展。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那管明日喝清汤啊！读中国历史，自然不会不知道“春秋五霸，齐桓晋文”。这是后代史家对他们的评价呢，还是对他们的褒奖！恐怕二者皆有之吧。

管仲开法家之先河，他明确指出：“圣君任法不任智，任数不任说，任公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大治”。后世法家的法、术、势都从他这里吸取了养料，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先尝试了“法治”。但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度的时代（还有它说，姑取其一），他的法治无论思想还是实践自然十分幼稚。在传统人治的汪洋大海中涌现出来的这朵法治小花，很快就让人治的大海吞噬了。人亡政息，这是人治主流社会的特征。管仲临终前告戒前来征求意见的齐桓公，我死后千万不能重用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但齐桓公的人治已经积重难返，他还是不得不用这些滑吏奸臣。管仲去世后两年，“四人帮”（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开方四个奸臣——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览·知接》）就跳出来，发动内乱。结果，英明一世的齐桓公被活活饿死，儿子们忙于争权夺位，三月过去了都没有收尸下葬；尸体腐烂，尸虫从屋子里爬了出来。真有些悲伤！一动乱，国家也就衰落了。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的霸业，光辉了四十年（而成康、文景、贞观、乾康盛世，恐怕大体也不过如此吧），在历史长河中，还真不如昙花一现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转瞬即逝的第一次“法治”火花。国人切不可忘记。法制不健全，齐国市管会再尽心尽力，“徒见金不见人”的攫金者是抓不完的。抓多少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