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散文之《启蒙》

01-16 作者:翁大明

启 蒙

翁大明

早想写一点关于启蒙的文字来回忆那些启我于蒙的人,一来是为了找回初心,在渐行渐远的日子里记住自己是从何时何处起步,二来是为了感激那些曾经教育过我、引导过我的人,鸿蒙既开,断不可忘了那些最早教我数数、教我写字、教我认识这个世界的人,也算是心存一份感念吧。

可我却迟迟写不出来。首先是时间有些久远,久远到半个世纪以前,需要追溯到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其次是那给我启蒙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从记事到上学,从小学到中学,那些教我走正路、教我以文化的人,大约都是启蒙我的人。我该从哪一个人说起?

不单是老师。启蒙于我的,首先应该是父母。我的父母出生在旧社会,虽然没有读许多书,也没有很深奥的学问,但他们却知道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却知道白蛇娘子盗仙草救许仙,晓得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这些断断续续的、有一句没一句的故事,在那个山村的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讲出来,长久地储存在我这脑海里,比之后所看到的所有书籍以及电影电视都显得清晰。在他们把自己碗里的饭省下来打发那些讨饭的人的时候,我的善良得到了启蒙;在他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忙里忙外操持生计的时候,我的勤劳得到了启蒙;在他们翻几架山过几道岭满头大汗背回一篓山货的时候,我的坚韧得到了启蒙;在他们含辛茹苦养儿育女的艰辛中,我的担当得到了启蒙。

其实也不只是父母。那个叫我拦住路口让过往的社员背《毛主席语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路线”的人,那个教我如何捏紧薅锄把包谷林里的杂草薅干净且给我一本《劳动手册》让我到队上会计那儿记工分的人,那个在分粮的时候把秤的准星扒拉得总是很平对谁都一视同仁的人,那个用手摇发电机放《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的人,还有那个叫我在假期里专门负责办生产队的“大批判”专栏每天给我记七个工分的人,都是我的启蒙。(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但大家还是习惯于把最早教给自己知识和文化的老师叫做启蒙老师,似乎启蒙只是老师做的事儿。这启蒙老师多指小学以前的老师,大抵也应该包括中学的老师。因为开启智力这个活儿仅在小学是无法完成的,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学习的一生,既然学无止境,那启蒙的人自然也多到除非你成了圣贤,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指点。圣贤总是有点少,而且圣贤也还学习呢!那么,大家约定俗成,认为老师方可启蒙,那我就说说我的几位老师吧。

王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还是我在马家坪财神庙那间既不挡风又不遮雨的神庙里读书的时候,王老师每天一大早就从幢子沟走七八里山路到马家坪来,把一二十个七八岁的孩子拢进庙里,等大家在课桌前摸到属于自己的那块木板,用土坯支平了坐好了,王老师就把一块小黑板挂在跟黑板差不多一样黑的墙上,吱吱宁宁地写了字,用木棍一个一个地指着教大家,他念一遍,大家跟着念一遍;他念十遍,大家跟着念十遍。一起念完了,王老师擦了黑板再写出一些字,点名叫认;认完了,再擦了黑板,一个一个地叫学生上黑板,写不出来就叫在讲台前站一会儿。那讲台临了财神庙的窗户,木雕的方格窗扇早没了,太阳从东风垭照进来,站在这窗户跟前看粉尘在阳光中悬浮,那是又暖和又舒服。王老师叫王举发,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儿。他的粉笔盒里的粉笔永远都是花生粒大小的短截儿。冬天天气好的时候王老师叫大家在财神庙的台阶上晒太阳,说:“你们靠墙站,使劲儿挤,挤出油来。挤挤,就不冷了!”夏天要抢收麦子,王老师也不等大队的安排,看东坪西坪的开始割麦了,便喊一声:“去帮忙割麦子捡麦穗啊!”大家便哄一声参加队上的劳动。那捡来的麦穗,自然是交给生产队里的保管员,这是公家的东西。

王老师有时因为大雨大雪或者天太黑晚上回不了家便到我家住,我跟他睡一个被窝儿,听他讲一些故事,也见他拿了我的作业,趁我睡熟了给我批改,多是一些鼓励的话。他兜里有两只钢笔,一支装蓝水,一支装红水。这作业本子上,便是他用红钢笔批的字。但他在学校里——这时的学校已经从财神庙搬出来,从东坪搬到了西坪——却是用蘸水笔蘸了红水批作业,练毛笔的大字,也是用红水在他认为写的好的毛笔字上画个圈儿,这圈儿多是椭圆。从东坪财神庙搬到西坪,学校也由不分班级发展成有了班级,而且一至五年级都有,学生有陕西的,也有几个是湖北的,湖北和陕西就隔了一条小河,来这里上学方便。多的时候,这个学校差不多有上百个学生。这五个年级在两个教室上课,王老师在给这个年级讲课的时候,便给那个年级的学生布置了作业;那个年级写完了作业,又开始听王老师讲新课。

王老师也带我们搞勤工俭学。西坪小学那七间房的墙原是土墙,墙窟眼儿有隔壁粗细,漏风,掉土,也不好看。王老师找大队要把学校的墙搪白呀,便请了窑匠在幢子沟口垒了窑,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帮忙捡石头烧成石灰,又安排我们一个年级一天轮流着,把石灰背到学校搪了墙。秋天的马家坪有满山的桦栎树,这桦栎树上结满了密密麻麻的橡子,王老师便给大家放假,讲了安全,叫大家自己结伴儿到桦栎树林里捡橡子,晒干了卖给大队双代店,给学校换些红蓝墨水,还有粉笔和煤油,如果超额完成了任务,王老师也会买个作业本,在本子上写一个大大的“奖”。那学校搪的白白的墙上,每一两个月便要办一期专栏,有农业学大寨,有批林批孔,也有学习小靳庄,白纸黑字,毛笔写了,红绿纸镶个边儿,醒目得很。那纸和墨,花的都是这勤工俭学的钱。

王老师在东坪财神庙教我,在西坪小学教我,从一年级一直教到五年级,一直是西坪大队的民办教师。后来我上了中学,上了大学,他仍然在西坪小学,以至于我出来工作好几年了,王老师还是家乡小学的民办老师。好几次想把民办转成公办,可几经努力还是没能如愿。王老师就在家乡的这个小学校里,在这个闭塞得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教学生,教了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

今年秋天在一个亲戚的葬礼上又见到了我的启蒙老师王举发。王老师年届七旬,头发花白,但身体还算硬朗,精神也还矍铄。我把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家,立即与那个五十年前在东坪财神庙教书的小伙子,那个在西坪小学给我启蒙的王老师联系起来。

真是造化弄人,一直转不了公办的王老师在没当老师之后,竟一门心思地钻研起风水学,成了远近闻名的阴阳先生。马家坪湖北陕西方圆百里,都知道王老师会查山定向看风水,也会算算命掐掐八字选个黄道吉日,所以一有红白喜事便请了王老师,王老师虔诚地做些法事,用白皮纸写期单,把黄火纸叠成一沓沓,声音郎朗地念些没有标点符号的话,说是给亡人叫地契,念罢烧成灰塞进去,说这地契就相当是那边的房产证。时间一久,名气愈大,这王老师懂阴阳会风水的事儿竟传到了城里,陕西商南有人请,湖北郧西也有人请,都是车接车送,居然比那当民办教师还要光鲜,还要吃香。

蔡老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那年五年级,王老师忽然领进一个人来,说:“给你们介绍一个新老师。这个老师叫蔡正权,东坪的,是个高中生,有文化,你们要好好听他讲课!听见没有?”直到大家响亮地回答了,他才把蔡老师领出去安置住处。这蔡老师年龄小,人又瘦,站在讲台上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那课讲的却是出奇地好,毛笔字也写得清秀潇洒。湖北那边的春联,多是冯老师写;陕西这边写春联,便少不了找蔡老师。蔡老师趴在桌子上,捏了毛笔,在寒风中一笔一划地写对子,鼻涕挂在鼻尖上,欲滴未滴,摇摇晃晃。看蔡老师毛笔字写的好,我便央了他跟他学,他爽快地教我,我便也可犹犹豫豫地给西坪这边的写对子。及至走远了,还是想王老师,也想蔡老师。可巧那年正月区上举办民办教师培训班,蔡老师也来了,坐在教室中间认真听。我就纳闷儿:家乡人都说蔡老师是个好老师,有才华会教书,可咋就转不成公办呢?我在心里着实地为蔡老师叫屈,也为王老师叫屈。多好的老师呀!

在西坪那个小学教书的,除了王老师和蔡老师,前前后后的还有张西鹏老师,叶金发老师,曾成明老师,丁仕喜老师和陈长明老师,以及在几十里以外的白鲁础七年制学校教过我的学德、贵德两位当老师的叔父以及李家庭、高浩盛、杜贵山、权甫成等诸多老师,这些老师都算得上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没有忘记他们,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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