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站的故事

我是1988年二月进入横峰县防疫站的，那时候，所有考取大学或者中专学校的人都是国家分配工作，这个对于后来的人来说，确实是当时的一大优惠。其实，那时候都一样，大家一视同仁，也就无所谓好不好，无所谓优厚不优厚了，只有分配的层次有所区别。

我原来是在公卫十三班读书的，后来，因为休学，我被留到了公卫十四班。所以，我在省卫校，是有两个班的学生作为同学的。记得在公卫十三班，我有两个原籍是江西新干县的同学，一个叫做傅小牛，一个叫做郭开。这两个同学，估计家里都是来自农村的，好像傅小牛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郭开同学很勤奋好学。但是，分配工作除了考试成绩，还是有很多机动性的。傅小牛毕竟从做公卫十三班的班长的时候，就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得了分配的先机，他最后分配到了南昌的江西省疾控中心，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后来成为一个正县级的领导，其实也就是从早就得到了更多机会的锻炼。而郭开呢，分配在县城的防疫站，自然相差较大。在后来的班级——————公卫十四班，好像一下子就比早一年的同学运气差不少，公卫十三班，有八个同学分配在南昌，而后来的公卫十四班，只有两个同学分在了南昌，一个是郭老师的妻子蔡丹桃，还有一个就是李慧平。我到了横峰防疫站，其实也想过分配到老家，但是先到卫生局去问了一下，卫生局并没有答应我一定能够分配在县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反正这里不留我，像我这样公卫专业的，余干也不是没有防疫专业的人才，他们也不会重视我，所以，我就干脆保证自己分到县城再说吧。

于是，占雄文同学说：“横峰防疫站需要公卫专业的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去了横峰。

其实，去了横峰之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和横峰其实是有缘分的，因为去了横峰，所以，我原来的心理上的一点小小问题才得以解决，我心里一下子就开心多了。而我在长篇散文《折腾》里所提到的，那时候在卫校的时候就已经转为正常的了，其实通篇的散文，只有这一点是有所出入的，所以来说，从总体来说，我总还是觉得横峰这块土地对我是十分友好而且亲善的。以至于后来遭到再大的困扰和郁闷，都是可以排解的。为什么会对于这一点作了一点点虚构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好几年的折腾，要是还不进行收场，要是还有尾巴留到后来，那是不是会让读者感到过于曲折呢。再加上，这样的折腾，如果还要留到社会上去，实在是过于折腾，实在是有点于情不合，所以，我为了减少篇幅，才让这样的折腾在学校就收尾。

到了防疫站之后，发现有个姓宋的人是站长，他的故乡在浙江宁波，其实就是和蒋介石是老乡。那时候，我记得从浙江到江西的人有很多，比如横峰纺织器材厂的陈康林，还有纺器厂的所谓“八大金刚”，都是从浙江迁移过来的，那时候，防疫站对面的一个店铺，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其实也是浙江宁波的，和后来的浙江宁波成为浙江第二大城市，成为外地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大相径庭。而且我在那时候就听说，处在横峰县北边的德兴市，从人口结构来说，是三三开，何为“三三开”，就是说，德兴的人口，三分之一是本地人，三分之一是浙江人迁移过来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江西省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至于是不是这样，我估计也不会出入太大的。

在文章里，我得歌颂横峰的好，打击横峰的坏。首先，我承认了，我和横峰是有很好的缘分的，困扰了我多少年的心理压力，在我到了横峰没有多长时间，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所以，我从总体来说，还是感谢横峰的，而且，在这里，有像纪检徐某某一样的好人，有像人大杨敬州一样的好人，有像张照贵一样的好人 。但是，这里也有陈家风，有像杨高倪一样的坏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我到了防疫站半年的时间，好人宋仕忠同志退休了，我眼里的好人就这样快地离开了防疫站，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大损失。看过《折腾》的同志们都知道，不要说是在后来，就是那时候，我也应该是防疫站里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之一。可是，在防疫站，后来的防疫站领导陈家风，还有一个叫做杨高倪的，或许是认为我这个来自农村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所以，那种封建和拉一帮打一帮的恶习，让我见识了什么才是封建势力。在防疫站，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局长滕福义同志所作的报告，报告里明确指出，要加大专业人员充实到防疫站，可是，让我至今也难以理解的是，在1989年的三月份，就出现了一次所谓的“优化组合”。我这个防疫专业毕业的人，居然被这一次的优化组合给优化到了边缘。其实，边缘不边缘，那也都是人为的，那时候，毕竟国家包分配还是方兴未艾的时期，不然，我未来的去路还真不好说。

那时候，陈家风有一个小姨子，他的意思，想让她和我成为什么……算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也就过去吧。可是，你不要说你仅仅是一个站长级别的人物，你就是位置再高，你怎么可以用人生的结缘作为你为所欲为的筹码呢。那时候，陈家风的做法是在我忍耐的情况下，没有人揭发他的无理和无聊。一直到了他滚到了中医院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人面兽心的陈竟然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家伙，那时候，他和中医院的几个职工都深深地结下了冤仇。所以，再过了几年，真是苍天有眼，他的家遭到了非常重大的打击，这其实都是他做的恶所造成的。至于那个姓杨的，按理，我们该是很好的朋友，在整个防疫站，他与我是唯二的公卫专业的同学，只不过是他比我早三年，而且，这个家伙其实从最早来说，他的生活比我都惨多少——————他早年出生在铅山县，而且，他的母亲早就死了，至于什么原因死了，我至今也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敢于欺负我。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我爷爷名下的八个后代，其实都考取了六个，我是最早考取的，而两个老大——————我的大哥和我大伯的儿子，当年都早已经过了高考的年纪。要是论家庭势力，杨的家和我的家，那真是有天壤之别。可就是这样的局面，这个个头矮矮的家伙，居然常常和我过不去，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踩过他的尾巴。好在，现在，我终于可以把他骂进文字里。骂他了吗，这其实不是骂，余下的全部省略了，也就是对他最大的恩惠了。

还有两个上海人，一个叫做金敏华，一个叫做俞沛林，其实在我当时看来就是一个乡下人，可我没有对他们说过我到北京的事情，所以，他们眼里一直把我当成“老土帽”，这样的反差，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现在再一次遇见那个俞，我一定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一个够的。上海人，初中还没有毕业的文化，就算是后来滚回了上海，也是一个土老帽的。

防疫站也有好人，比如徐喜凤，这个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的大姐，是一个好人，她长期和我是唱一个腔调，当时就骂陈家风不得好死，着实也替我出了一口气的。

记得在防疫站的时候，我和肖放搭档，说过相声。那时候说相声的人是非常少的，也许是受到我们的感染，防疫站的余晓堂和检验科的一个人搭档说相声，在那时候，全横峰县，有两对说相声的搭档的，也只有防疫站了。可惜，后来，肖放突发疾病，死了。这让他的父母非常伤心。其实，当时在肖放死的时候，也只有我在他的身边。那是1992年的冬天，那时候，我的女儿已经有半岁多了，我住在那时候的一中的校门口，一大早，我本来是要莲荷陪伴我妻子的，突然，一阵“嘣嘣嘣”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开门一看，是我好友肖放，那时候，肖大哥的父亲是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堂堂的副县级，所以，这个帅气的大哥能够来找我，我当然是很高兴的。我开了门，后来，他请我吃早餐，我也愉快地接受了。毕竟，吃了以后我们得一起干活——————这老兄在防疫站的老房子处有一所房子，他正在张罗他结婚用的家具，我们马上得锯开那些木料。很快，我们就开干了，我们一上一下地拉锯，正进行得欢快的时候，突然，肖放的脑袋往前栽过去，我的第一反应以为这老兄是开玩笑，毕竟，我们两个因为曾经是防疫站唯二的单身族，所以，一起说相声，开开玩笑都是常有的事情。可是，过了差不多了两秒钟，我知道他绝对不是开玩笑。我抱住他头，慢慢地把他放到地下，马上就敲开了防疫站对面人家的房子，那里出来一个兰林金的老婆，其实，当时要是救人，防疫站里有的是医生，而我得赶快去通知他家父母，毕竟，从现场到他父母住地——————老干部宿舍，得有一里地。那还是九十年代初期，不要说是手机，连BB机都是没有的。其实，一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肖放同志原来就有心血管疾病。

可是，等我们大家都赶到的时候，我最为亲密的兄弟，肖放就永远不在了。防疫站里，赵萍是一个大姐级的人，对我也是很客气，主要是她的嗓音很好，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唱过的几个歌儿：《高天上流云》，《想家的时候》，《妈妈的吻》。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唱的歌，好像都是为我设置的，每一首，不但嗓音圆润，而且，歌词的内容都融进了我的心里，好像每一首歌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是啊，毕竟是离家三四百里地，我总是想着我的家，特别是想我那已经是六十多岁的父母。其实，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是接近七十岁了，不过，父亲一直瘦骨嶙峋，所谓“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就是他身体再好，那种嵌入内心深处的爱，始终都是不可分割的。

记得肖放的追悼会上，肖家委托我作为朋友的代表作了一个发言，据说，有人感动得流下眼泪了。就在肖放去世后的一个月之后，我的大伯也生病死了。我又回到故乡祭祀我的大伯。

防疫站开头几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写一点文字，算是一个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