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痕（工作篇）

“作为学术研究和文化政策的热点，非遗及其保护已成为‘箭跺式’的研究对象。以非遗领域内普遍存在的研究（研究者）和实践（保护者）两大群体之划分为依据，可大致将非遗相关话语切分为学术性和政策性两个基本大类。粗略而言，学术性话语强调对非遗引发的社会文化过程展开客观的观察，目标在于通过非遗理解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人类自身；政策性话语则以制度化的保护实践直接作用于非遗为基本路径，目的是非遗的有效保护及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述两套话语系统彼此隔绝且疏于互动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致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难以转换为指导实践的有效动力；同时，保护实践也日益掣肘于‘就事论事’的方法论瓶颈，难以将具体的实践经验抽绎为可资推广的一般性模式。故此，如能在二者之间找到交流与互动的共识性基础，或将有助于奠定非遗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对当前非遗学科建设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全国非遗领域著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刚博士在《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写到的，也恰如其分地为省级非遗项目提升工作交流研讨会作出注脚。

12月18日，省级非遗项目提升工作交流研讨会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召开。而启动省级非遗项目提升工作的主要原因则应追溯至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认定中的受挫，但根本原因还是离不开鲜明的政策倾向，本质上是权力绩优主义的主导。鉴于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体系结构的高度同质化，为冲刺下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省里委托了省内三所高等院校，分别围绕民间文学、民俗、传统医药、传统戏剧等非遗门类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开展系统又具有针对性的梳理研究。三所院校分别就各门类非遗项目情况作了汇报，让陷入日常繁琐忙碌中的自己受益颇多，反思甚多，故记之。

一、工作层面

（一）对非遗项目历史渊源、核心特质的反思。非遗保护不仅是国家设立的事务性工作，同时还是一种内蕴民俗学、历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杂学，抑或成为集合式的文化学。撰写项目申报书是非遗保护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但从申报书所设置的结构体例来看，我一直认为每一个项目的申报书均足以等同于一个项目的标志性小论文。在这篇标志性论文中，历史渊源、核心特质一直是其中的难点，也是一个项目的区域性、独特性、流变性所在。虽然写过不少的项目申报书，大多按照写作的逻辑顺序徐徐写来，甚至有时为方便前后发展的起承转合，硬是运用自己所知所学将项目申报书修改得“合情合理”。但正如张士闪教授指出，非遗源自民间，时间久远，且大多无文字记载，但从当前申报文本动辄可明确至明清具体年份来看，这其中有多少真实成分，不得而知。对非遗这种具有活态流变性的文化事项而言，越是严谨的结构，越是严丝合缝的无法推敲，越无真实可考（这种严谨结构特指虚假伪造的结构）。非遗作为一种民间动态发展的过程性文化，并非必须像正史那样前后对仗，毕竟在历史流传中，不同世代，甚至同一时空背景下的人们均会产生相互矛盾的说辞，非遗这种扎根并发展于民间的事项也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说法，包括历史、发展、面向等诸多方面。作为非遗保护工作者，最应该做的是如实直书，用合理的申报语言尽可能记录这纷纭的民间说法，让更多的民间俗语、生活话语翻译进申报文本之中，而这也终于让我找到了为何对很多项目申报书中的民间俗语充满兴趣，比如长清孝里米粉水煎包制作技艺的“一把柴火烧锅”“一碗面水撒泼”“一刻钟出锅”等顺口溜，这并不仅仅是感喟于民间智慧、工匠巧智，更在于那远超正式官方语境下的真实生活。生活里，没有人会关注技艺程序有多少道，信俗的基质本真性又是什么，大多数人只会关注如何眼前，关注当下的自己如何更好更便捷地生活，甚至“活着”。

（二）对专业的敬畏。学科细化、专业细分的背后，承载着“隔行如隔山”的道理。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汇报印证或带来三种哲思。一是以往医学领域的关注度是围绕生命身体健康展开的技术性探索，非遗保护工作的兴起引发了医药领域对其文化内涵的重视。想来这无不与特鲁多那句名言相吻合——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事实上，医学不就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二是按照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王教授从中医药的角度细分为少数民族医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中国诊疗法、传统中医药文化、中药炮制技艺、针灸、中医药养生、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八大类,这是第一次听到对传统医药类较为系统的划分。类别的划分是基于材料梳理，更是建立在熟悉掌握本门专业的基础之上。三是山东作为传统中医药大省，不仅有闻名遐迩的“鲁十味”，即金银花、阿胶、丹参、西洋参、全蝎、蟾酥、黄岑、北沙参、瓜蒌和山楂，更有流派繁多的小儿推拿，值得专业人士深入探索一番。

二、理论层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如果省级项目提升工作经验交流会带来的是对非遗保护工作实操的认知，那么朱刚研究员结合其自身参与联合国教科文人类代表作名录评选认定等国际经验，让自己有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深刻的学理认识。

陈寅恪先生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在非遗保护已成为学科的时代语境、历史场域下，如何“预流”？如何把握学术方向？这应该是朱刚老师写作《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目前该文已在《民俗研究》上发表，值得一读。在此，记录几点文章之外、课堂之上、自己或有过或不曾有过的认知。

（一）顶层即底层、顶层即基层。何谓顶层？何谓底层？接触“顶层设计”，是在高中政治课本上。工作以后，更是成为与“贯彻落实”“深入学习”一样、多频率、高强度的常用撰稿字眼。“底层”与“顶层”相对，其本身并非一个客观实体，“底层意识”或是由精英建构出来。在现代国家语境下，底层是妥妥的“弱势群体”，就像租在城中村的自己。学者郭于华在《倾听底层》中写道，“底层的表述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而关键在于苦难若能进入历史(被讲述和被记录)，苦难就有了力量”，一种颠覆性和重构的力量。于建嵘承认底层政治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认为“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具体到非遗这一时代化概念，底层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与顶层实现了逻辑上的良性互动，服务的是达到一种“官民同构”的本位社会，正如曾经上不了台面的“下九流”大多已经被列入各级非遗代表性名录，获得了至上的国家荣誉、政治权力的认可，正像接生婆所掌握的那一套“助产术”值得各大洲联合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政府所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其实内蕴着深厚的历史和理论逻辑，这并不仅仅是“唱高调”）

（二）所有的遗产都是非物质的、无形的、观念的。“非遗的认识论意义在于使物质形式更依赖于生产这些形式的非物质要素，改变了既往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依赖于物质形式的固见”。非遗究竟是什么？非遗保护到底是为什么？在纷纭实践导致的不同程度的乱象背后，始终有一个观点内核没有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时代流变中，每个人似乎都是全新的，但总体上又都可被归入同一类型。非遗常态是变异性，非遗保护更应着眼于其背后的文化流变过程。

（三）非遗保护的研究方向。这些年，无论写得如何，一直在写，包括公文、新闻、论文和散文。尤其近几年在外借调期间，更是早已习惯了公文写作和公文思维，距离真正的论文写作越来越远，更何况自己本身就没有经历过系统化的学术训练！（在与越来越多出身名校的博硕和领导交流时，那种羞愧的无力感始终如影随形。这种无力感常常时空转换，与一种持久性、且无法改变的悲哀相映证，即“比自己优秀的人真得比自己更加努力，更别说那遥不可及的天赋”）具体到非遗保护论文写作，就像山大一位教授指出，现代有很多非遗保护方向的论文可以算作“伪论文”，诸如“强化政策引导”“加强资金扶持保护”“加大宣传力度”系列都是不需要研究就能提出来的。此言诚哉！说的就是我写出来的那种拿不上台面的文章！酣畅淋漓的背后，我仍然迷惑如何走出、如何脱离迷失，这一点或许还应重新回到专业的起点，要真正沉浸其中，在把握学术发展理路的基础上才能动笔啊！可惜，我一直找不到那座“山头”。

后记：天仍寒，经十一路的雪尚未融化。路过市博物馆旁的泉城书房，捧起吴重庆作品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久违的读书感似乎已经在具身化中消逝，不过还是喜欢将书本中能够引起刹那间的悸动的字句记在笔端、保存在电脑上。

1.在帝制中国，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君权神授”或者“君权天命”；而在一党体制之下，权力非常规更替后合法性的获得往往诉诸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即“君权史释”。

2.中国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导引出“去政治化的政治”，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让“政治”淡出社会，反而使意识形态卷土重来，“左”“右”立场之间愈益紧张；而改革开放之初对之前30年历史的“去历史化”处理，并没有把这段历史真正封存起来，“去历史化的历史”反而因为历史“暗箱”的设置，诱导了历史评价的主观情绪不断发酵反弹。不仅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而且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共识也更加严重地破，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强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