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大变局”中的“变”

金晓林

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大背景中进行的。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全面客观地看待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业已发生或正在酝酿的巨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大变局”的几件大事

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了改变世界的几件大事，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重建和人类走向。

第一件事是“9·11”事件。它对美国和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改变了全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并引发了对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行动，凸显了非传统安全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各国加强了安全合作和情报交流。经济方面世界贸易中心的倒塌，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

第二件事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导火索始自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和爆发，由此拉开一场席卷全球的、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序幕，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成为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又一重大事件。(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三件事是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疫情加剧了2017年以来美国贸易战、英国脱欧等重大事件对全球的影响，导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风险的集聚期、冲突的临界点，也是机遇的窗口期。回顾历史，重大国际危机是否会促进国际合作或引发更激烈的国际竞争都是有先例的。

第四件事是俄乌冲突。俄乌冲突也是本世纪改变世界秩序的重大事件。俄乌冲突表面上是是两国的冲突，实质上是俄罗斯与北约、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美国霸权正在动摇的前奏。据媒体报道，去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瓦代尔”俱乐部年会的时候发表了42分钟的演讲。普京在这次演讲中对于现在的局势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都亮明了态度。普京在全世界面前放出狠话，普京表示，俄罗不会进入别人的院子，同时俄罗斯普京还表示，现在全世界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十年是二战之后最危险且最重要的十年。同时普京还撂下狠话表示，美式霸权即将终结。不管俄乌冲突的结果怎样，它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冲击是必然的。

二、“大变局”中的“变”

习近平关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内涵丰富，其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

这种大变局中的“变”概括起来说可以说是：“五变”（“两期”+“两加剧”+“一调整与一坍塌”）。

（一）共同应对之变：经济衰退期

疫情之前，不少研究成果认为，全球经济主导地位将从七国集团（G7）转到新兴七国（Emerging Seven，E7）手中。E7，即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2020年3月，普华永道发布《2050年的世界》研究报告提到，30年后，全球前七大经济体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美国会滑至第三，日本会降到第八。全球前十大经济体排序分别为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遭受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打击，预计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3%，是大萧条以来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因此，需要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疫情之后，“逆全球化”不会成为主流。

“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趋势的逻辑是：各国将安全利益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甚至会为了安全利益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但是疫情深刻揭示，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依然是各国安全的基础，没有复工复产就难以有效防治。各国会反思重要物资的供应安全问题，但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会出现显著的断裂，国际分工不会出现严重的倒退，发达经济体同新兴经济体的互动会进入新的周期，而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

（二）全球治理之变：治理瓶颈期

瓶颈期表现在G7-G20-G2-G0等治理模式均不稳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主要游戏规则是G7来制定，但是2008年这一轮危机不同以往：过去美欧是“习惯于给别人开药方的医生，而现在医生也生病了”。所以，G20模式应运而生，当20国集团领导人在2008年首次会晤时，他们面临一个紧迫任务，即将全球经济从70多年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但是很快西方国家公开质疑这一模式，他们认为，一辆车有20个轮子驱动，具有代表性，但车的速度便是由最慢的轮子来制约，极大地影响治理的效率，所以提出了G2概念，即“中美国”（Chimerica），强调中美共治。

但是不久，外国学者又提出了“G0”概念，认为全球处于一个更加动荡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全球问题的政策协调早已被抛诸脑后；没有绝对的领袖，在G0世界里，没有哪个单独的国家或国家联盟有愿意并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全球领导力。G20不行、G8不行，美国和欧洲不行，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也不行。各国都在忙于应对国内的各种挑战和危机，难以提出一致的议事日程。

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国际社会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是国际共识，但是疫情之下，诸多共识被颠覆、被重塑。未来，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形成一个个风险综合体。有些国际危机是自然突发的，如传染病疫情，有些国际危机是人为导致的。7月7日，美国国会正式收到特朗普政府关于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这意味着全球健康治理遭遇人为干扰的重大挑战。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治理面临新的挑战。过去我们讲全球治理赤字，较多关注治理机制的不足，但是治理的议题相对比较明确，如生态环境、金融、难民等领域，而且很多议题都是我们人类社会自己在活动中产生的，可控性较强。

这次新冠疫情提示，我们更要关注来自未知世界特别是自然界产生的治理问题，其来源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治理能力在一段时期内的绝对不足性，构成了全球治理新挑战，也是我们今后要面对的更艰巨的挑战。

（三）社会思潮之变：分化加剧

疫情不仅直接影响政治、经济，也会影响心态、思潮。抗疫时期涌现的社会思潮如放大镜般暴露出疫情之下的现实矛盾，反映出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关系形势。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排外主义、生态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泛娱乐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群主义等社会思潮分化加剧。

最突出的表现是疫情导致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蔓延。疫情冲击下，西方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敌意”上升，整体社会心态更趋于保守，民粹主义抬头是突出特点，特别是当民众感知国家实力下降，民粹主义情绪便得以迅速提升或动员，而恐惧会导致非理性的政策制定。同时，美欧之间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被进一步放大，又加剧了上述恐惧。

疫情放大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有专家认为，在防疫抗疫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表现普遍不如东亚国家，其中的缘由之一是文化的作用。东亚文明中有集体主义基因和共克时艰精神，相比之下，欧美文明、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基因无疑制约了国家的抗疫能力以及国际合作。疫情显示，在危机时刻，比制度更深刻的是文明。

短期看，反智主义、反精英主义会有一定空间，但长期看，疫情会提升人们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重视。让科学的归科学，让政治的归政治，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反复给人类社会“上课”所不断重复的内容。

（四）国际竞争之变：大国博弈加剧

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世界变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是重塑变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大变局要素的比拼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深度令人震惊，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

第四次工业革命到底指什么？美国的科学界、产业界认为，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如下五个方向开展，第一是石墨烯，新的工业材料，石墨烯以后会彻底取代现在我们离不开的硅，会产生崭新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第二是基因工程。第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其实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AI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表现，机器人也是，所以人工智能是一个大概念。第四个是量子科学，第五个是核聚变，这5个是未来工业革命真正的方向。目前的态势大概是这样的，美国由于过去的积累很好，所以在五大领域都属于第一梯队，但出人意料的是，咱们中国表现不俗，属于1.5梯队，后面才轮得上欧洲和日本。所以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应该还是在中美之间展开全面竞争。美国有它的优势，创新能力非常强，从数据来讲，过去三十年世界上最好的高科技，大概一半多都是美国人提供的，这是事实，我们必须得服。

但是美国有弱点，就是产业体系已经不完整。那么一旦一个国家工业链条有了缺陷，它的整体效益是下降的，所以就产生一个结果，实验室技术很好，但做不成产品。然后从市场角度来讲，一个创新产品有没有价值，其实不是科学家决定的，是市场决定的。

中国厉害在哪呢？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们真的可以经常把西方的高科技产品做成市场都能接受的白菜价产品，这个能力我们世界第一。所以双方各有优势，他们创新强，我们是产品市场化、产业化能力强。

美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占据明显优势，但其掌控国际事务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德、法等欧元区国家经济实力强劲，但在国防领域严重依赖美国。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显著弱化，但在军事领域拥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的迅速崛起是国际经济领域一个最为突出的事件，让美国觉得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采取贸易摩擦等方式，来打乱中国的产业链条，削弱中国快速追赶的势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美虽在G20、防疫物资提供和疾病治疗技术等层面开展了合作，但双边关系的竞争性更为突出，一些美国政客为推卸自身应对疫情不力的责任，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无理要求中国赔偿损失。

中美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凸显。中美关系依然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关系是大变局往什么方向走的关键变量，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技术领域脱钩不可避免，中美将进入合作性对抗阶段，甚至将进入“新冷战”。

疫情之前，美国信奉绝对“第一”与“优先”的政策，对多边主义、中美合作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在2015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书中写道“中国有一个百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今年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该报告意在推回中国的“霸权主义自信”（hegemonic assertions），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更加浓烈。

疫情之后，中美共同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破局”的路径，即两国能否超越“新兴国崛起必然导致守成国恐惧”的困境，因为恐惧不是来自于有形的国家，而是来自于无形的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信任缺失等，共同向国际社会提供有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其实，对中美而言，马拉松的魅力不在于最后一刻要跑赢对手，而是要保持节奏、享受这漫长的努力过程，即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自己，要超越自己、赢得尊重。

俄乌冲突带来的世界性危机，俄乌军事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导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第二，助长和促进了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第三，使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如何解决这场冲突，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可逾越的问题。

（五）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之变：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与深度调整，国际秩序面临坍塌的危机

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与深度调整。当今能影响国际格局的主要是大国。大国关系的走向势必影响到国际格局。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为主导，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令美国与盟国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与盟国裂隙扩大，甚至出现“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了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况，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最低点。在西方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日益成为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

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加深美国的危机感。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重点施压，全面围堵中俄，导致中美、美俄战略博弈加剧。美国极力拉拢和分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企图对中俄各个击破，为美独霸世界扫清障碍。拜登政府认为中美虽然存激烈竞争，不主张与中国寻求对抗，似乎中美关系仍然可控，但从拜登上台后的最近几个月的所作所为看，不由得让人们不怀疑在中美关系上“不与中国寻求对抗”是否是拜登政府故意释放“烟雾弹”之嫌。

美国在增加军费、维持军事上一超独大的同时，继续实施战略收缩，审慎对外用兵；内顾倾向上升，外交服务于国内党派斗争的意图明显；在国际关系中更多运用“制裁”、极限施压等经济手段。

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各项法规由其一手制定，各个国际机构也为少数美欧发达国家所把持。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着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弊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现行国际秩序让美国吃了“大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

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是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而是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新旧秩序转变和治理模式改善。在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这个进程所遇到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注定将是百年未有之大调整。

俄乌冲突加剧了世界的阵营化。西方以各国对待俄乌冲突的态度厘定敌友，对俄罗斯制裁的大棒动辄伤及其他国家，美国的霸权霸凌与霸道甚嚣尘上，极大地损害了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野蛮切割，加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安全感。在对待俄乌冲突的态度上，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事实上世界已经“被两极”。一极是美欧系，以北约为核心；一极是“被站队”的所谓“中俄系”，包括所谓的“反西方国家”。

国际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美国是原有国际规则的制订者，也是原有国际秩序的推行者，但现在看来，美国连同西方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了原国际秩序稳定的破坏者。特朗普政府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国际组织和协议，这是对国际规则的严重破坏。

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推行贸易霸凌主义挑起贸易争端；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等，致使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陷入瘫痪境地。拜登政府无视世界疫后经济恢复艰难现状，寻求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产业脱勾，并通过美元汇率手段促进世界资本回流，科技上全面封锁中国；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置现行国际规则于不顾，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拓展自身利益，变成一个纯粹的利益索取者。

当今世界已越来越面临失序坍塌的危险。疫情中的拜登政府在世界共同应对疫情上是否能作出积极贡献而不是专注于转移视线，污化别人，对被美国破坏的国际秩序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疫后重建上，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共同应对、一致行动，而拜登政府无限期加息给复苏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从美国的行动中我们还没看到希望。拜登政府为了维护美国霸权，从产业链、供应链、舆论、高科技、军事等多方面实行围堵，给正在危机中的世界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2024年1月2日于咸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