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志（泰安活动篇）

2024年4月28日至29日，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在肥城市召开。这是自己第二次参加筹备全省非遗工作会议，第一次是在2021年3月在省文化馆举办的全省非遗工作会商会。两次参与筹备具有定调意义的全省年度工作会议，在回忆和现实中的交织缠绕中，与潜行的历史趋势出奇般契合。如果2021年全省非遗工作会商会的是保护，所有的代表发言、领导讲话皆是以非遗保护为核心，那么2024年全省非遗保护工作会议的核心则是突出合理利用，是探索如何将非遗转化为讲话稿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器。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不同领导者的关注焦点各异所导致，但这也无不照观着“非遗保护的历史从一项突出公共属性的文化事业转向一项具有赋能价值的社会事业”。在时间的简史里，人类群体的行为导向总会在想到的和想不到的地方与历史趋势不谋而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延续至今的十六字方针。无论是保护，抑或是利用，都属于非遗保护工作这个职业的正常范畴，也是排除于学理之外的内容。虽然非遗愈发呈现学科态势、学理堂奥，但真实生活从不是冷冰冰的学科学理，很多时候，生活主义所镌刻的素色远远超过了界域，就像“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刚在《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指出，“作为学术研究和文化政策的热点，非遗及其保护已成为“箭跺式”的研究对象。以非遗领域内普遍存在的研究（研究者）和实践（保护者）两大群体之划分为依据，可大致将非遗相关话语切分为学术性和政策性两个基本大类。粗略而言，学术性话语强调对非遗引发的社会文化过程展开客观的观察，目标在于通过非遗理解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人类自身；政策性话语则以制度化的保护实践直接作用于非遗为基本路径，目的是非遗的有效保护及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述两套话语系统彼此隔绝且疏于互动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致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难以转换为指导实践的有效动力；同时，保护实践也日益掣肘于“就事论事”的方法论瓶颈，难以将具体的实践经验抽绎为可资推广的一般性模式”。此言诚哉！正如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华文教授设置的授课题目“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为贵州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龙佑铭设置的“申报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虽然具有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优绩主义和拿来主义，但却着实有用且有力。毕竟，面对具有行政属性的非遗保护工作者，倘若学院派仍旧拿出学理上的那一套，尽管能在认识上更深一层，但却常常在实践上感到乏力。设置选题，其目的就是让“躲在小楼成一统”的专家教授跳出传统教学模式，直接用他们参与国家级申评事项的经历经验说话。也许，台下的非遗保护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相比于了解何谓非遗、何谓非遗保护而言，他们或许更关心这严控字数的申报书如何撰写、这仅有的10张申报片如何选择以及这不到十分钟的申报视频如何拍摄。

于己而言，两位专家的讲授都有值得记录的地方。一是陈教授对文化生态保护区学理建构的讲述，记忆颇为深刻——对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念的理解和实践，要从文化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圈、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层层递进入手，本人理解的文化时间是因人类活动而具有人文属性的时间，“生活中过去的一袋烟、一炷香、一顿饭、一个时辰、一会儿都是时间，是文化确认的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圈、文化区）是通过人类的活动确定下来的独特空间，它被包含着物理空间和时间空间之中，比如文化圈，是一些特殊民族或族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创造的特殊的文化形态，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区也是，但范围可大可小，要根据前置条件设置，其涉及的常常包括劳动方式、劳动工具、劳动技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成方式、家庭、语言、服饰、饮食、居住、信仰等。文化生态是文化适应其生存环境而产生的不同形态和内容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反映着文化发育的地理环境背景给予文化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以及这些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依赖关系，如渔民与海、河、湖的关系，以及生产生活过程，也涉及与饮食、商业、交通、居住及价值观等相互依存的关系等，某个文化的弱化或消失或影响相关文化的存续。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存续状况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特点区域。这种整体保护的目的是使当下受到技艺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等冲击而不断弱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之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其他文化形成无缝对接，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完整。

二是龙主任对申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讲解。在《非遗法》中，非遗要“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有利于”在转化为评审标准时即变成了“六条”，即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价值；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促进中华民族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团结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同时随着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如果“这六条”还不不易理解，那么在推荐项目时，要“关注对中华文明史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对文献典籍有重要补充作用的项目”“能够凸显文化地理性格的项目”“国家或区域战略部署关键节点上的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项目”“传承人有广泛影响的项目”“具有代表性作（产）品的项目”“民众广泛享有文化权力的项目”“民族文化符号强的项目”。在讲到这一点时，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机一拍再拍！

跳出非遗保护作为行政事业的小范畴，跨入非遗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的大格局。会议的主论调无时无刻不在引导各市非遗系统对非遗资源，甚至是非遗经济属性的挖掘。比如，选择考察中国桃文化博物馆，不仅仅因为肥城是我国桃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那一片桃花盛开的地方，被称为“中国桃文化之乡”，更是因为“肥城桃木雕刻年产值24亿元，占全国市场的85%，带动4万人就业，成为全国桃木雕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集散地”，想一想在名山大川、旅游名胜里那些不起眼的小卖铺里，一个个桃木剑悬挂在其中，十之八九都来自肥城，那一刻，是不是数据、文化与现实有了具象化的直触！选择考察聂氏铜器非遗工坊，不仅源于蜡模法的精妙（用蜡制成铸模，外敷造型材料，即为整体铸形），跟在于其以线上销售为主、线下展会为辅的生产性保护模式和铜制品行业的标杆地位。看一看春节时街头巷尾、两元商店，那一座座铜具铁塔，不知有多少是聂氏铜器非遗工坊铸造的！参观东平县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大宋不夜城，是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社会主题勘探。东平县，和我的家乡一水相连，是黄河、水浒、运河、府学等多种文化塑造的“千年古县”的缩影，“黄河东入海，独宠东平湖；运河贯南北，东原观古今；水浒发源地，忠义撼水泊”，同行的记者朋友叹喟：“东平这么优越的旅游禀赋，的确需要进行整体化包装设计”。在东平湖水泊食品非遗工坊中尝一口东平湖咸鸭蛋，再喝一碗用大米精熬制的东平粥，抚慰的是胃，跳动的是舌尖上的东平。《东平导览》中刊道：……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代表着东平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传递着家乡的情感和记忆，承载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美味”。谈及一片土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那里的美食，比如济南的“甜沫”、济宁的“夹饼”、还有汶上的“芦花鸡”“白石核桃”等等。可谁有能否认，“吃货”的背后何尝不是生活？不是文化？

“泰山岩岩，汶水汤汤”。从肥城返济已近傍晚，将一沓沓书面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全省2023年非遗工作总结和2024年工作要点》《各市2023年非遗工作总结和2024年工作打算》《交流发言材料》等均打包成一个档案盒，这是模式，也是习惯。就像如今在非遗领域转了六年之久的自己，走到哪里，都喜欢收集各个地方的旅游宣传手册，不仅是因为“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人文精彩，还是为了触摸生活的多姿多彩。案头上，《非遗里的泰山》记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脑中想着词，口中唱着曲，手里舞着人，脚下敲着鼓，一个人当成十个人”，这是皮影界的古老绝活“十不闲”。

“一鸡、二与、三丸子，再是整鸡、整鱼，接着是五碗和‘四小碗’，后是两糕点，24道菜上完后，还要上一碗‘簌口水’。这是宁阳四八宴席与酒礼。

还有在每每从济南回汶上时所经过的沙河站，一个传说中穆桂英大摆迷魂阵的地方，至今流传着一句俗谚：沙河站真出奇，十人进来九人迷；剩下一个不迷的，出了南门下正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