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卖书之路

我的卖书之路

李文旺

各位，你们不要看到我现在好像有那么一点春风得意，好像卖书还论百论千地卖，可当初，我卖书的路，确实很艰难，说不上是寸步难行，可也是千辛万苦啊。

结合我卖书的过程，我总是记得那一句话：“文学来源于生活。”虽然还有人不信，可我，不但相信，我更加相信，其实生活比文学来得更加丰富多彩。只有文学没有写到的生活，就没有文学描述的东西在生活中是没有的，当然这要除去那些科幻小说，除去诸如《西游记》神话小说，除了《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

当初我在机关里，在党史机构，一心研究党的历史，而且，我很早就发表过《党史三字经》。那时候，我确实很年轻，怎么年轻，应该说，作为写历史方面的《三字经》的，我就是最年轻的——————二十五岁。毕竟，在写三字经的五年前，我就有写诗的基础，到了写三字经的时候，我已经是我们县里写诗的主要作者。所以，在1993年，我参加过我们全地区的“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诗歌大会”。那时候以及今后的三十年里，我们上饶诗词界的领导一直都是一位叫做姜少臣的老干部。这位老同志不光诗歌写得挺不错，而且资历老，虽然政治级别不是很高，也许是因为个性过于耿直，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姜老一直像是从东北南下的陶渊明，只是关心诗歌，关心文学，正是这一点，他赢得了大家尊敬。所以，我非常愿意接近姜少臣前辈。

记得在此的前三年，我为了写诗歌，我一直想拜一个叫做陈谷的教授为师，这陈教授写了很多诗歌方面的理论教材，这对于我是非常有用的。我的家那时候才是一个刚刚租住在二十平方米的小宅，实在是寒酸，对于去见一个教授，心里总是有些忐忑。但是我也算是见多识广，因为陈教授是一个祖籍在福州而故乡在岳阳，然后又长期在我们上饶师专工作的教授，凭着我曾经在1986年就到过福建福州和湖南岳阳的人，作为对于诗歌有十分爱好的年轻人，我相信，陈谷教授一定会接待我的。有人说，怎么就那么巧，并不是无巧不成书，我不但到过福州，而且，我还是在福州空军医院看过病住过院的人呢！福州的暖和气候给了我深深的印象。我记得从福州回来的时候，福州好像是春风荡漾的春天，而回到故乡江西，鹅毛大雪却从空中恣意汪洋地飘洒下来。这一次，虽然住院纯粹是瞎折腾（见我的长篇散文《折腾》），可也深深地上了一堂地理课。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是风景秀丽的地方。至于到岳阳，我是在那一年更早些时候的端午节去的。我本来想到岳阳看一下岳阳楼，然后一路向北到北京，看完北京的美景，我就去找一找姜昆大师，毕竟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听姜昆学姜昆，可一直没有见过姜昆。我在上路的时候就想，如果见到了姜昆，我就凭着学习相声的毅力，顽强地生活下去，如果是见不到姜昆，我就在看完北京的一些美景，比如圆明园，比如颐和园，长城，天坛等等地方之后，我就干脆死在北京，也算是一种悲壮的死，虽然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我当时已经是比较重度的抑郁症患者，我还一直把它当成肝炎没有治好，空空地消耗了父母的不少钱的人，我真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怎么样度日如年呢，总之，就是觉得全身乏力，关键是当时我一下子从全校甚至是周围几个院校有名的相声业余演员的定位，一下子跌落到了知病不报，甚至有存心留下传染源的恶意者，我虽然也会强撑着病体（其实全部是因为自我压力太大导致乏力）去上课，可大多数同学虽然还是不错的，毕竟还有一半同学那刀子一样的眼神让我生不如死。(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拜访陈谷老师的路上，我从上饶市中心坐着那时候一天只有两三班的很少的公交车去上饶师专，可偏偏遇到了公交车抛锚，我只好走着去完成那剩下的七八里路。路上，我非常倒霉地踩到了一块特大的西瓜皮，一下子把我摔了个四仰八叉，惹得身边的人哈哈哈大笑。我真想大吼一声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笑的是未来的一位大诗人。可未来的诗人毕竟还是未来的，我不好意思说这话。其实，好在我那句话没有说出来，要是说出来了，除了空增一点笑料之外，还能够带来什么啊？不是吗？不要说你是一位未来的诗人，你就是那时候已经大名鼎鼎的诗人又能够怎么样？当时我就听过一个故事，说大诗人艾青，有一次想去开一个会，让司机开车过来接他，可等了大半天也没有看见司机来，气得他妻子差点和司机吵起来。是啊，诗人的位置是尴尬的，诗人不是当时的经济学家，不是于光远，不是厉以宁，也不是薛木桥和吴敬琏，你就是一个写点好看文字的诗人，再说，你这未来的诗人，现在你都算不上诗人。哼，未来？未来到什么时候？还要未来到什么时候啊，未来五十年的话，该死的人都死了，还要你这诗人干什么啊？再说你不要说是经济学家，你连富豪都挨不上边，你也不是牟其中，不是刘永好，不是李嘉诚，不是陈嘉庚，你连周围的张果喜都挨不上，所以，那一次找什么教授，给我留下了很多年的心理伤疤，好像到现在都很有痕迹。

千辛万苦到达了目的地，却悲哀地被告知，陈教授竟然在半个月前就驾鹤西游去了。我找教授的事情不但毫无结果，还落得一身非常尴尬的田地。唉，总听人说“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啊，难道今天就让我赶上了？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那里”吗？但我觉得我的努力总不会白费。

虽然没有找到陈谷教授，可是我执着地写诗的信念一直没蹉跎过。第二天，我就和单位请了假，特地去南昌，买了几本我喜欢的诗歌书籍。那里边，有一本《一日一诗》和《一日一词》，这两本书给我非常大的好处。从此，我写诗就像是上了高速路，每一天写十首诗歌已经是最少的了。从1991年开始，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写诗。到了那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卫生系统举行了一次全地区的卫生系统诗歌、散文以及书法比赛，我获得了一个二等奖，也不过是四十元钱的奖励。还有个叫做苏有宗的局长，是我们卫生局长，他的书法也获得三等奖。我和局长一起获奖当然是让我开心的事情。到了1993年12月，也就是召开“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诗歌大会”的时候，那次的规模很大，参会的有闽赣浙三省周边地区的诗人，还有南昌以及武汉长沙杭州的一些知名诗人，我算是见了一次大一点的世面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写了很多诗的人了。

也许是因为诗歌写得多，我见到姜少臣先生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很自信的感觉。因为自信，我在那一次大会上慷慨陈词，甚至踊跃发言，发言的时候，我不顾许多老革命老诗人的面子，大胆地批评有些诗歌只是为了歌功颂德，只是沉浸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里，很多句子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是古涩难懂，要么是生造词语。也许是因为我的年轻和非凡的勇气，我的话居然博得了到会许多同志的热烈掌声。这对于只有二十几岁的我来说，那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到了1996年，我就成了我们县里的诗词协会秘书长。三十岁出头的秘书长，对于我是莫大的鼓励。可写着写着，到了2002年，我写诗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再这么写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我的诗好几首都载入精装书册的，那又能怎么样，既不能够给我升迁助力，也不能够给我增加一分钱收入。总听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难道这些乌鸦嘴一般的俗语都是为我在准备的吗？打死我都不信。

有几年，是从2003年开始，我什么诗歌也不写，毕竟写诗都写了十几年，还是这么一个状态，有什么伊意思啊。我总是想：这年头，人们不看好诗歌，官场更不看好诗歌。别人送酒送烟给那些爱好收下级贿赂的人，又不看好你的诗歌，不要说你写一百两百诗歌，你就是写一万几万首诗歌又能够怎么样啊？我终于从2003年年底到2006年一直都不写诗。我的秘书长的位置因为不写诗，自然淘汰。后来，来了一位姓熊的诗人，当年因为他的陶渊明性格，他才只是一个副县级的领导，而他的同学大多都是厅局级的干部。这个热心写诗而不热心政治的人给我一些启发，他当起了诗词协会会长，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写起了诗歌。那时候我已经是诗词协会副会长了。不过，所谓的副会长，又有几个人理你啊。当然，那些文人对我还是非常热情的，但是文人热情又能怎么样，个个都是在搞活经济大环境下的经济盲。有的人连买房子都是非常困难的。

搞了两年诗词协会副主席，我又不看好写诗了，觉得这个东西和生钱太不沾边了，我又停止写诗，总觉得，不要说是当一个副会长，就是让我当会长又怎么样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哲学家准备过河，在河边遇到一个船夫，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船夫才同意渡他过河。船夫撑船慢慢往河对岸划去，一边走一边聊。哲学家问：“你懂哲学吗？”船夫摇摇头：“不懂！”哲学家说：“那可惜了，你生命的一半没有了！”又过了一会儿，哲学家又问：“你懂历史吗？”船夫又摇头：“不懂！”“哦！那你生命中一半的一半又没有了！”这时，河面刮起大风，一下子把船吹翻了。船夫反问道：“你会游泳吗？”哲学家答道：“不会！”船夫说：“那惨了，你整个生命都没有了！”我写诗再多，了不起，也就是相当于那个哲学家。

想起这个故事，再想想当年我脚踩西瓜皮的故事，我偶然也会叹息：唉，我们写诗的人怎么就那么倒霉，虽然很多诗歌载入史册，可对于我的生活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不但是现在，古代写诗的人，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啊。先是那个陶渊明陶潜，一辈子都是写诗的高手，可是最后不也是落得一个“环堵萧然，不蔽丰日”的苦命吗？还有那个李白，虽然他的诗歌被中国多少代人多少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所热捧，所看好，可有哪一个人给李白一百元钱，不要说是一百元，又有那一个人给过他一元钱，一分钱啊。没有一分钱收入还就算了，他这倒霉鬼还被抓进去坐牢。坐牢放出来之后，他一下子兴奋异常，估计和死刑改为死缓一样高兴，甚至还要高兴。毕竟提前释放总还是让人开心的，还有人夸张地说他兴奋得发神经，也就是写了一首《早发白帝城》。虽然那诗歌汪洋恣肆，虽然那诗歌大气磅礴，可有谁给过他一个铜板，哪怕是假钞也没有给过他啊。可这李白心理状态非常好，不但不觉得悲哀，还大杯大杯喝酒，喝了酒之后还去捞月亮，你不走正道怎么行啊？最后，你这诗呆子李白不就是死在了捞月亮的活动中，可悲可叹。我是不想成为这么悲催的人，我更不想成为杜甫一样的人。好歹，李白死在了酒中，死在了充满诗意的月亮里，也算是一种诗人的死法，可杜甫呢，你这诗人还不如李白。你一辈子穷愁潦倒，最后连住一个茅屋都不得安生。我是到过杜甫草堂的，虽然那个时候杜甫草堂还是粗放管理，可还是给我留下不少印象的。你杜甫实在是太悲催了，连茅屋的顶都让那些年少无知的孩童们给抢去了。你发那么多豪言壮语有什么用，你感叹“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可谁领了你的情啊，就是领情，也是你死了以后才领情，能够给你增加鸡的屁吗？不要说是鸡的屁，就是一点点家庭收入也增加不了啊。所以，我又决定不写诗了。

我又退缩了，我真的退缩了，这写诗让我不寒而栗啊。毕竟，这是一个“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时代，就算不是这样的时代，毛主席的时代，还有什么大领导的时代，有谁见过写诗的发财啊。我从2008清明节开始，我又不写诗了。清明节，看看我这日子，还是一个清清楚楚的鬼日子，唉，写诗没有用啊，不要说你才是一个才高四斗的人，你就是在写诗方面才高八斗又怎么样啊？

我终于发现了写诗之外的一点好处，就是写散文。那一次，我的一个亲戚因为一场和电讯公司的官司，他让我辛苦一下，替他写一点材料，说是作为打官司的证据。我倒是写了，我也估计没有什么用，毕竟，以前的一句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我轻飘飘地把写好的那个官司文章给那亲戚，说：“东西就是这么个东西，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去试一试，估计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他说：“你都是全县的大诗人，写的东西还没有用吗？”我实实在在地说：“还说我是大诗人，你要是实在，就不要只是带几斤苹果给我，你给我买几斤好一些的水果也看见你的真心。哈哈哈。”他足足愣了几分钟，有点不悦，我说：“诗歌文章其实都是一个道理，你看见过李白吗？李白写诗还需要高力士替他脱鞋才有用，还要杨贵妃给他研磨才有精气神，你老先生这么扣扣搜搜的，我哪里来的才情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又怕他不高兴，故意多笑了几声。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我这一篇只有一百个字的文章，给他换回来三万元的赔款，从此我觉得，还是写文章好，比写诗都不知道好多少，直接带来人家的鸡的屁啊，虽然这鸡的屁换回来的只是几斤苹果。虽然我以前也在《人民日报》上，在我们《江西日报》上见报，可有哪一次的稿费超过了五十元钱啊。这一次竟然是三万，不禁让我啧啧叹息。我打算，从此以后就写文章了，不，我不能够写短文章，我还要写长文章，对，就和那个叫管什么的一样，和他一样写文章，写长文章。对，管什么，不记得了，没有关系，只要我的文章能够带来鸡的屁就够了。我本来就不太看重钱的，更不看鸡的屁，我总是看写文章带来的名气。可那又怎么样，写诗就是瞎耽误工夫啊。

从2007年开始，我开始执着于写文章了，我终于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可是，万事开头难啊，我写的一万字甚至是几万字，我自己看看总是觉得并不好，有时候甚至是有点语无伦次啊，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些文章不符合“白猫黑猫”的理论啊，不但没有带来鸡的屁，还浪费我的时间，更加浪费的是我的纸啊。那可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纸啊。我又开始冬眠一样的停笔了。这一停，又是几个月。

终于，到了2009年，我孩子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脑，本来是拿来给孩子自己学习用的，可我偏偏不信邪，难道做父亲的还不可以用一下吗？于是，我常常在孩子已经睡去的晚上，才悄悄地打开电脑。啊，原来这样的写作竟然是那么好，写错了可以随时改，而且一点也不需要纸啊。特别有好处的是，这个复制真是比什么都好，不管是几万字，还是几十万字，只要你按一下按钮，知道操着复制，轻而易举就把长篇大论复制过去了，省心省力，啊，真是到了写作的极佳时代啊，可写作不太难，要让人看得下去却不是容易的事啊。

没有想到的是，倒是我的孩子给了我莫大的鼓励。那时候我孩子马上就要参加高考，她一个理科很好而英语严重拖后腿的人，对于我最早的“文学”竟然是那么地喜欢。她说：“爸爸，早年间总听你说你的语文都不及格，怎么写出的东西还那么有意思啊？”我一听她的话，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这才刚刚高中毕业，就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语文不好啊，我的语文总是很好的。”女儿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哈哈哈，还不承认，你自己说的，要是知道你现在不承认，我就该拿录音机给你录下来。”我有点恼羞成怒，说：“你这孩子，是不是翅膀硬了，开始油嘴滑舌了。”孩子说：“好了好了，就算你没有说好不好？毕竟，我看你写的这个《吃亏是福》确实好，把自己这前半生的曲折都写出来了。”我这时候觉得女儿真是爸的贴心小棉袄，我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也许是看见我笑了，她又有一点忘本了，大大咧咧地说：“爸，你太冤了，凭着你现在的文笔，你也不可能是语文考试都不及格的人啊。”我一下子被她唤起了一点什么意识，说：“哦，难道我真的说过考试不及格啊？”孩子说：“说没有说过，你自己想得起就行，我也不说那话了。”我说：“是，那一年的考试确实是不及格，那一次，我们的语文总分是一百二十分，我考了六十九分，唉，估计就是批卷的人改错了，要不就是一个马大哈，不然，怎么能让我的语文不及格啊，我可长期都是班上语文第一第二的人啊。不过都过去了，不要总提它了。”

我把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给我妻子看，妻子说：“哎呀，这个拿给我干什么啊，我还以为你拿钱让我去打麻将呢？不看不看，费脑子。”我的文章就只有孩子看了。

就是孩子的几句鼓励的话，让我写作的信心大增了，我赶紧把我的《吃亏是福》邮寄到了一家文学机构。我想，不管能不能发表，都可以起到一个投石问路的作用。文学机构的编辑毕竟不是我的孩子，他们只是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需要作很大改动。我心想：要是按照你这信里说的去改，我还不如重新写一篇长篇小说。我那时候还算年轻，心理年龄可能还要年轻一些。我有“重打锣鼓另开张”的决心和信心。我小时候看得特别重的编辑，其实也是就是那么回事，我不回信，他也不再催了，那个所谓的《吃亏是福 》，没有发表，只是在我的电脑里保存，偶然也会发给我的一些好朋友看看。

2007年，我接触到了金华市发生的一件见义勇为的事情，而且，那件事和我们故乡还有关系，那个从大桥上一跃而起的救人的解放军连长，他就是我们故乡人的女婿。而纵深一跃，跳下去救人却落得个自己牺牲，实在是惨不忍睹的事情。而且这个勇士是和李清照辛弃疾同乡之人，我结合到了李清照，结合到了辛弃疾，他们都是从故乡山东来到我们江南，他们贡献给我们江南的是许多脍炙人口的才情，是许多读者喜欢的诗歌，再加上这个非常勇敢的解放军连长大义凛然，感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我有了创作思路了，于是，这就成了我写作长篇小说《脚印》的总的指导思想。

很快地，我几乎是以一天一万字的速度，完成了长篇小说《脚印》，因为主线还是以回忆我在卫校时候的生活，所以，这个写出来之后，还是大受欢迎的。许多同学都交口称赞，这大大地激发了我写作长篇小说的兴趣，虽然，长篇小说写到这个时候，没有增加一点鸡的屁，甚至半分钱好处都没有带来，可我觉得，这时候我才真正找到了我写长篇的方法。于是，我又投稿，投稿之后，觉得这个长篇小说应该比前面一个长篇小说更加好一点，可投出去之后，得出的结果却截然相反——————上次毕竟还有一个长长的回信，而这一次，连一个回信都没有收到。也难怪呢，不要说是我的长篇小说，就是我在散文网上写的散文，获得读者的好评的，也早已经不如当初，不如我2003年开始写散文时候获得的好评，那时候常常是一篇散文发出来，下面就有一百条友好的评论，可现在，散文网上也是越来越冷漠。其实冷静考虑一下，也算不上人们冷漠了，人们的热情应该还是差不多，主要是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了。在当今的中国，人们的文化水平是越来越高，写各种文体的人也都越来越多，写散文的多了，写诗歌的多了，写长篇小说的自然也多了很多，在这种大气候之下，获得编辑的回信都是越来越难的事情了

不回信 没有关系，我拿着那一篇《脚印》去上海，我要去找那个我仰慕了许久的大作家叶辛。叶辛是正宗的上海人，虽然他的作品不如莫言多，但是莫言的故乡在山东，而后来还住到北京去了，不要说北京，就是山东，也比上海远得多，再说那时候我就开始听说，莫言的作品早期是好的，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偏向于丑化我们中国人人。对于文学作品，我始终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你要是对我们的国家胡说八道，你就是水平再高，我也不喜欢。特别莫言说的话，我觉得有的是不对的。比如他说：“长篇小说就是要长。”至少我个人觉得，这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自古至今，都有这么一句话：“文章宜长则长，宜短则短。”不能够一味地强调就是要长。”从以往的中国小说史来看，许多优秀的小说也并不长，比如《牧马人》，还有《柳堡的故事》、《闪闪的红星》，都是很短的文学作品，可是因为它们都是优秀的小说作品，才使得这些作品不断地衍生出许多艺术形式，比如《牧马人》，后来不单作为电影流行于世，而且后来还衍生为电视剧，让它更大面积地接触受众。还有《芦荡火种》，后来就形成了深受群众喜闻乐见的《沙家浜》，分别以京剧的形式，以电影，以电视剧的形式走进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心里。所以，长篇小说是不是就只有长了才好，是值得深思的。

再说，现代社会，人们许多活动的节奏越来越快，不要说是你几十万字，就是五六万字，谁有功夫看完你那么长的文章，甚至，如果你的立场不对，或者是立场反动，越长就越臭，就像是懒婆娘的裹脚布。他之所以那样说，无非就是别人很少有人写得有你那么长，就从这一点来说，你的长篇就是天下无敌的，哪怕是立场再不对，再歪，你也是注定第一，注定没有对手的，仅此而已。

我坐火车去上海，半路上因为我的马大哈的性格，丢了一个漂亮的保温杯在火车上。也许不是因为马大哈，而是因为我常常有一个得意忘形的性格，就是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忘乎所以，一粗心，一个高级保温杯送给车上不知道哪一个人了。这样的事情，其实真不少，送别人手机，送别人变色眼镜，送别人望远镜，其实我都是不愿意的，可总是因为一高兴，一得意忘形，就把东西拉下了，就白让别人捡走了。 虽然上海那么大，可凭着我早年间学过的一个学期的文科，我找到作家叶辛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怎么，学文科就能够轻松找到地方，那是自然的。文科里边包含了地理，不要说是国内，懂地理的人，就是到该死的美国，到什么澳大利亚，到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地方，我要是找一个小地方也是非常轻松的。所以有人夸张地形容：说我家的经济是四分之一用在了看风景的路上，五分之一是丢在了路上。其实，这样的说法和那个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用的都是同一个手法啊。

到了上海，我拿出《脚印》的手稿，我对门卫说：“师傅，请替我通报一声，我想见一见大作家叶辛。”门卫说：“哦，你和他联系过了吗？”我说：“嗯。”其实，我的嗯也是不置可否的意思，毕竟，我还真没有和叶辛老师通报过，我连叶辛老师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啊。我要是说没有通报过，说不定门卫会拦阻我，要是说我已经通报过，又是一句谎话。可就是那么一句嗯，我竟然蒙混过关。我很快见到了叶辛老师，这让我有点意外和惊喜。更让我意外的是，叶辛老师很客气，那么大一个作家能够见我，我就已经感到满足了。叶辛老师说：“坐啊，坐啊。”他让身边的人替我倒了一杯热水，然后示意他把它放到我的座位边。我用手点了点桌子，算是回礼。然后叶辛老师问：“你是喝湄潭翠芽，还是来一杯遵义红啊？”然后拿起一个茶叶桶就要抓茶叶。我心想：这么大名鼎鼎的作家，还亲自给我泡茶，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说：“谢谢，那就来一杯遵义红吧。”天啊，其实连湄潭萃芽和遵义红到底是哪里的茶叶，我都不知道，我之所以说要遵义红，纯粹是因为我对于遵义还是早有耳闻的，再说，也比那个什么翠芽少一个字。

叶辛老师来了一句四川贵州一带的普通话：“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啊。”我知道叶辛老师一定是把我当成了贵州人，我早就知道他从年轻时候就在贵州下放，后来文学成就慢慢大了，再后来，调回了上海。我说：“叶老师，您好，我是江西人，我不是贵州的啊。”叶辛老师改用普通话说：“哦，是江西老表啊，挺好，挺好。”我有点拘谨地说：“哦，谢谢。”叶辛老师说：“作为上海人，我还要谢谢你们江西人呢？”我突然被叶辛老师这样的话语弄得有点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地说：“啊，您这么大的作家，能够接待我就已经让我很感谢了。您还要谢谢我们江西人？我……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叶辛老师说：“哎呀，快别那么叫了，什么大作家啊，我其实也是从最小的文章开始写起的，不用给我戴高帽子啊。”早就听说作家叶辛很谦虚，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能够谦虚得这样。我说：“蒙你厚爱。”叶辛又说：“哦，为什么要感谢你们江西人呢？这是因为，在我们上海人遇到粮食困难的时候，是你们江西人支持了许多粮食给我们，让我们度过了那几年的难关。”我说：“哦，到底是大师啊，都过去了那么多年了，您还记得啊。”经叶辛老师这么一说，我虽然恢复了平静的心情，可我对于他更加尊敬了。

最后，叶辛老师说：“这么长的长篇小说，我得花点时间看，你可以随便打我的电话，到时候我也会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的。”啊，这么平易近人的大作家，我还是第一次见，而且这一次，叶辛老师给我莫大的自信。

后来，我得到一张从沿海带回江西的报纸。从那报纸上，我得到一个信息：说是在沿海打工的江西女工因为多打了一瓶开水和当地的门卫发生冲突，从而引起了争执，最后导致女工受伤。这个信息给我极大的冲击，甚至是给了我一点刺激。我怀着满腔的义愤，想写一篇反应我们江西人非常自信自强的年代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创作长篇小说《江西老表》的冲动。

关于我们江西当年是如何优越于周边地区，我有很多记忆。从1971年到1976年之间，那时候我已经能够记得住很多事了。我总记得，那时候的江西产粮很多，无疑是全国产粮大省。从而周围诸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的人们纷纷背井离乡来到江西谋职甚至是乞讨。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江西人却要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让我感到好像吞下去了几个苍蝇——————那种无言和恶心真是难以表述。

也许是因为生活素材太多了，我写起《江西老表》来是最为顺手的一次。几乎是以每一天一万字的速度进行的。当然，偶然也有才思枯竭、一天只写四五千字的时间。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江西老表》。写完之后，我急急地把它发在中国散文网上。虽然这个长篇小说只有十三万字，但加上我的三十几篇散文，也足够是一本具有二十万文字的书了。

终于，我把《江西老表》发到中国散文网上，没有想到的是，从2006年以来渐渐减少的评论和点赞，在我发出《江西老表》之后，那一篇以小说形式发出的文章，竟然获得了空前的夸奖，居然有三百多条语言评论。这一下子激励了我写作的信心，我为“江西老表”而自豪，我为我的作品自豪，我甚至为我自己文才而搞到有点兴奋异常。哇，我看了那一条条评论之后，心里非常激动。这已经是离开2006年之后的六年了，已经到了2012年了，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写出了那么多激情洋溢的话语，让我的心里好像点上了一把烈火。

到了20012年的年底，我就把它——————我亲爱的《江西老表》发到“红袖添香”网上，毕竟这“红袖添香”，我已经是资深的笔杆子了。红袖添香也是那一个时期中国最热门的文学平台，我成了红袖添香的主要作者之一。当然，能够在红袖添香下面点赞的人不是很多，别人的更少。但是《江西老表》获得过五十多条好评和点赞。

到了2013年，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6月7日，是那一年的第一天高考，也是一周的星期五。我从我们党史办领导那里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南昌一个教授打电话给我，还是通过我们县政府办公室转接的电话。我跑去县政府办接电话，办公室主任黄慧敏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李作家，南昌能够有电话找你，你的级别还真不低啊。”我感到有点尴尬，毕竟，以前的一些领导对我说话并没有那么客气过，虽然黄主任对人一向是客气的，可也没有今天那么客气啊，我提醒自己还是要处处谨慎，我说：“哎呀，黄主任啊，你就别那么叫啦，还喊我李作家，就是过十年，也不能够这么喊啊，别人要笑话的。”想不到黄主任还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大声地说：“什么，你写诗都多少年了，就是凭着这一点，你早就是一个作家了。”我说：“千万别这么说，写诗是写诗，再说写诗我也写得少了，何况现在的长篇小说我才刚刚开始写啊，我还是一只雏鸟呢！”黄汇敏主任说：“哼哼，以前别人都说你还是比较自信的，今天这是怎么了。不要看你写 长篇小说还很少，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你的《江西老表》，写得确实是好，为什么要这么谦虚啊，Why?”就是这一句Why,明显是开玩笑的，我感觉到了汇敏主任的善良和友好。

我说：“真的，黄主任，还是需要谨慎，我不能够自我夸大。”这时候，电话铃响了，黄主任把电话拿给我，说：“哎呀，谦虚是需要谦虚，但是，和人家省里的领导，我们可不能够太谦虚啊。记住了吗？”我只好说：“怎么？这电话是打给我的。”黄主任忍不住大笑，但他担心他的笑声会传到电话里，就赶紧掩住了他的嘴巴，轻轻地对我说：“接啊，如果不是对你的电话，我们也不用喊你来啊。”我有点激动地接了电话，原来这还不是一般的教授，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兼教授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大意是说，他曾经看过我的长篇小说《江西老表》，觉得确实写得挺好，不光给我们江西人大涨了志气，而且文笔还是非常细腻的。所以，考虑到为了宣传江西，为了提升江西的知名度，他打算把这个长篇小说买断，初步确定，买断的价格在八万左右。他的意思是，我可以暂时不回答他，可以回去再考虑一个晚上，如果想好了，明天再给他回话。

我接完电话，向黄主任道了谢。黄汇敏得知那个副校长兼教授的意思后，对我说：“好，那你就听他的，按照他的意思，好好考虑一下，不过，我觉得，以这个价格卖给人家，也足够是可以的，毕竟，你可以落一个名利双收啊。”要是按照了黄汇敏主任的意思，我可能早就是有点名气的人，先撇开经济带来的好处不说，首先，自己作为一部电视剧的原著作家，那该有多少电视台宣传报道你啊。一下子蹿红的很容易的事情，至少在一个县里边可以很快红起来。

可等我回到单位之后，我单位上有人给了我说的话（此处省略一万字）。反正，自此，我名利双收的计划不但泡汤了，而且搞得我是非常不舒服。

是，要是把作品卖给别人，我的《江西老表》除了可以在电视剧里辉煌一番，可要把它作为出版物就是不可能的。但这绝对不影响我的出版和发行自己的作品，毕竟我不光是写了《江西老表》这一个作品，还有《脚印》，还有《吃亏是福》，这时候，其实我的另两个作品《龙舟飞》和《龙之队》都刚刚写好，而以民兵训练为题材的作品《红缨闪闪》也在酝酿和写作中，就是说，即使我不能够出版《江西老表》，对于我未来的出版事业毫无影响。所以，我非常恶心那些龌龊的撺掇和恶意的一万字省略。

按理，好不容易出现的一点生机，好不容易冒出的一点点火苗苗，经过恶意的打磨和猥亵，被这么生生地掐断了，我其实是非常痛恨那个撺掇我的人的，我恨不得杀了他。毕竟，那一次，我不是名利双收，我是名利双失啊。也许岁月的流逝是抚平伤口的最好的药物，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不再想这个《江西老表》了，毕竟，江西人都有人讨厌它，都有人要从中作梗，我为什么要一个人苦苦地为江西老表而撑面子呢。后来，三四年里，我是不太提起江西老表的，我总觉得，江西老表里边，有少数人是垃圾，是人渣，是恶贯满盈的罪犯。后来，我又写了一点我自己的散文，加上这十来年写的散文，我的散文足够出一本散文集了。

这时候，其实我也是很矛盾的。我知道，随着出版部门的渐渐改变，七八十年代那种出版方式已经是昨日的故事了。除了特别有名望的作家，你的书写得再好，写得再有特点，写得再有水平，出版社也不会为刚刚出道的作者而冒风险，哪怕是半点一丝风险都不舍得冒的。于是，我就考虑自费出版。自费出版虽然没有很多有效的经济效益，但也有它不可多得的好处——————不管选什么文章，写什么句子，甚至是非常尖锐刺激性大，而且讽刺辛辣的句子，选多少内容，安排多少文章，那些文章可以达到挖苦坏思想，挖苦到什么地步，都可以由我自己说了算的 。

可是，这两本书的初稿——————一本是《散文集》，一本是《江西老表》都摆在我的案上的时候，我还是纠结过好长时间的。但是我最后做了比较冷静的考虑，出散文集，虽然更大地结合了我自己的名气，但没有考虑到为了江西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最后觉得，毕竟，无论是从我个人还是从我祖上来说，我都应该考虑江西人民的感受，我都应该为我们江西人民代言，我甚至是倒贴，我也不能够只是考虑到我个人的名气。

终于，我选定了预先出版《江西老表》。我先是接触了北京的一家出版中介机构。那里和我接头的是一位姓郝的姑娘。我总是对于远在北京的出版中介有点不放心，所以，我说，我还是到北京和你签合同吧。郝美丽说：“好啊，欢迎大哥到北京走走看看啊。”我想：还到北京走走看看，其实我早就去过，虽然那一次和逃难差不多，这一次是去签合同，完全不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