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

我是农民

梁才

1979年的中考失利，使年仅16岁的我当上了彻头彻尾的农民。由于年纪尚小，在生产队只能算半劳力，每天便跟着母亲随一帮妇女上山劳动，或翻红苕藤，或扯草，做一些手脚活路。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脸上，汗水时时迷矇了双眼，几天功夫，手背、手腕便被各类茅草划上细小的口子，汗水浸来，钻心的疼痛，人便黑瘦下去。体力的付出和身体上的折磨尚能忍受，最难熬的是心理上的摧残。其一是有好心的妇人时时念叨：遭孽啊，这么年轻就背太阳过山，这辈子咋办哟，谁叫你不好好读书呢？每当听到这些话我便恨不能钻入地缝，像虫子一样死去。其二是女人堆里粗话荤段子特别多，三五个女人以讲床上的事为乐，怎么做，做几次乃至于细节感受均说得津津有味，说完便相互起哄，骂一阵，闹一阵，笑一阵，山坡上充斥着放荡淫秽的笑声。末了，便有人提示：你们嘴上积点德嘛，这里还有一个“黄花闺女”哟。每当此时，我便心在滴血一般疼痛而愤怒，但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能采取两个办法，一是掉队，远远地掉在后面，一边扯草一边默念古文诗词，让身子在太阳下流汗，心灵在文山词海里徜徉；然而，时不时那些荤段子便像风一样飘来，使我不得安宁。二是用纸塞耳朵，强迫自已不去听到那些丑陋不堪的语言。令我甚为惊异的是，在封闭落后的山村，人们视自由恋爱，男女情感为大逆不道，为什么讲起床上事来确津津乐道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如此三个月，我忍无可忍，便找到队长，要求和男劳力一起出工。队长问为什么？我答：她们要乱说。于是队长哈哈大笑着答应了。事后，队长也在大会小会上说过此事，他告诫那帮女人，有些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有些事是只能说不能做的，要分清楚。

和男劳力干的都是重活，如挑粪上山、给玉米培土上行，挞谷子、挖干田等等。和妇女出工我的工分是5分，调到和男劳力出工后涨到了6分。尽管挑的是80斤小尿桶，但由于坡陡路窄仍是十分吃力，特别是上到二台土时，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腿越来越软，想找一个地方搁一下担子又四处不平，只能气喘吁吁，跌跌撞撞将一挑粪水硬挑上去，到了地里便只剩三分之二。此时，便有人大声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又有人附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只是黙然无语，跟在大男人身后，咬着牙尽量不掉队，别人桃一趟便跟一趟，待到队长喊“收工”时往往自已正奋力爬坡。男人们也说粗话、荤段子，但说得大气，说得有力，甚至说得有些解气。比如，在山坡上远远望见山下走来一位颇有风姿的女人，大家便议论一番，如何如何，这般这般，用思想和语言剥光了她的衣服，像褪去一头母猪毛一样，只剩白花花的肉。也有人高声唱山歌，如“摘花戴，摘花戴，露水冬冬打湿鞋；青布围腰花领带，灯笼裤脚花绣鞋；提个蓝子去找菜，菜园走出情郎来；情郎性急有些忙，三步两步走拢来；小妹情话才开口，情郎把妹抱入怀。”男人们无论说什么骚言杂语，有一个原则，只针对已婚妇女，绝不对小姑娘乱说乱想，否则便被视为大逆不道。

和男人一起干活，苦和累自不用说，但精神十分愉悦，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是男人了，这是最为骄傲的地方。和男人在一起，我学会了插秧，挞谷，开沟，上行，甚至学会了犁牛，掏井。在农村，这是一个男劳力的基本功。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文体活动，信息闭塞，不知外面世界是如何变化的。生产队订有一份《四川日报》，但只送到队长家里，偶尔能看到一两期，那也是十天半月之后的事。白天辛苦劳作，夜晚便在小油灯下读书看报写诗作文。稿子一篇又一篇往县文化馆寄，文化馆老师不厌其烦一篇又一篇退，每一封退稿信都付有一封信，或鼓励或指正，其情殷殷，其意切切，使我记住了三位老师，周叔勋、徐伯荣、蒋中菁的名字。我曾报怨农村业余生活的单调乏味，将苦恼说出来，不料引来一帮男人的大笑，他们说：让你妈妈给你张罗一个姑娘吧，把婚一结你怕巴不得天早点黑哦……说得我脸烧耳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农村，十六七岁的男女找对像十分正常。由于我的家在清水河场口边，每到逢场天，临近的真武、黄石、干沟、大洪几个乡镇来赶场的村民都会从家门口过，甚至交公粮，买化肥也经过，便有很多山沟的人家主动上门提亲。时常逢场天中午，母亲在厨房做饭，我在房间内读书看报，便有妇人和母亲小声说话，妇人走时，母亲笑盈盈地送出去。待吃饭时，母亲便在饭桌上当着三个弟妹说，某某某又来说媒，女方是哪里人，身高长像如何，家里几口人等等，问见不见面，我便端上饭碗逃之夭夭，丢下一句：不见，要见你去见。说得母亲哈哈一笑。然而，我还是去见过一位姑娘的。那是阴雨连绵的秋天，嫁在大洪乡离中和区镇不远的三姑姑“回娘屋”来了，她家有一小叔子，和我是高中一个年级的，当年也未考上，正在中和中学复读，三姑姑带来的信息是中和中学可收复习生，让我去试一试，这消息令人振奋。又是阴雨天，出不了工，我便跟着三姑姑前往中和。到了中和后，先去中学，校长说复读只收本校学生，外校的必须上中专录取线，我离录取线尚有两分之差，复读无望。其时，恰逢三姑姑家二叔子遇车祸，在中和区医院住院，便顺道前往探视。在病房见一黑而敦实的姑娘在忙里忙外照顾二叔，身着蓝底碎花对襟衣服，青布裤子，方口布鞋，见我们进去嫣然一笑，脸上泛起两朵红云。出得医院，三姑姑问我刚才那姑娘如何？我答：不认识。三姑姑便说她年龄比我大两岁，能打草鞋、编凉席，是家里的顶梁柱，辈份上是她家远房侄女，也合适，问我有无意向，我愤愤答：不可能。三姑姑笑笑说，找到她才是一辈子的福气。我说，这福让别人去享吧。

国庆节前夕，在基建工程兵部队当工木的父亲转业回来了，他被安排在县机械厂，成为一名模具工人。父亲在得知我的情况后，安慰我说，好好在农村干几年吧，我早一点退休让你顶班，去城里当工人。这对我当然是莫大的慰籍，但我深知那也是遥不可及的事，因为父亲尚不到50岁，离退休还有十几年。自父亲回来后，最大的变化是家里来说媒的人少了，好像大家都知道我不会永远待在农村。然而，我仍然过着白天上山干活，晚上挑灯读书写作的耕读生活，时时在夜间一觉醒来，遥想前途渺茫，惊出一身冷汗。

小春播种开始了，那是一个多月最为艰苦的日子，我们生产队的坡地多，山坡上多种豌豆、胡豆，三台土以下种小麦。种豌胡豆还好，不用挑粪水，只挑磷肥上山就行，种小麦就够惨了，先要从一家一户将粪水挑到生产队的大粪坑集中起来，兑好水再一一往山坡上挑，一天下来，每个男劳力少则几十挑，多则上百挑，我那柔弱的双肩种细细的腰杆哪能承受如此之重？时常在快收工时压得弯腰舵背拖不动腿。有好心的社员便向生产队长提议，说16岁的高中生干这么重的活哪受得了，他有文化，该让其去加工房当管理员，加工房月月亏损，账目不清，让高中生去管吧。终于，在小春播种到一半时，我被派去了加工房当管理员。

加工房的账目其实很简单，碾米、磨粉毎斤收加工费3分钱，小麦换面条一斤小麦换0·85斤面条，收5分钱加工费，一笔笔将账和钱记好收好，每天将钱如数交给财经队长就行。不曾想第一个月下来我便为生产队增收加工费300多元，赚小麦近1000斤，这下社员们炸了锅，纷纷议论以前管理员和工人不知贪了多少。

在加工房除了不用日晒雨淋，肩挑背磨外，最大的好处是守夜可用电灯看书写字，一冬三月，我不仅读完了十几套中外名著，还写了十几篇习作，到1979年底，被县文化馆评为文学创作积极份子，奖品是一套《建国三十年内江文学作应选》，大红喜报贴在公社门口。文书说，好好干，争取成为我们公社的“周克芹”。他也知道周克芹，这令我十分激动。其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渐渐吹进了山村，第一个喜讯是公社改为乡，同时开始公开招考部门工作人员，俗称“八大员”，我曾去报名参加考试，文书翻出户口簿说，你怎么才16岁？只有等两年哦。仅管没报上名，但让我看到了希望，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在农村两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坚忍，无论多苦多累，心中充满希望，朝着既定目标勇往前进。在这种精神鼓舞下，1980年我开始发表小诗歌，1982年进入了南津区文化站，走出了我那偏僻遥远的清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