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问责”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三字经》里黄发垂髫皆能出口成章之句，暂且不论出了问题时孩子和学生自身有什么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但作为孩子的父母、学生的老师，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是教子无方，另一方面则是育人不善。

这是责任归属问题，孩子既然叫了你们一声“爸妈”，也叫了你们一声“老师”，而你们都很乐意地接受了，那彼此就早已经在道德层面上建立起了一种圈子，这种关系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淡去，恰如父母、老师对自己孩子和学生的影响那般，潜移默化而细水流长。

写到责任问题并不是出于偶然兴起，而是受一个朋友之托想在高考前让我帮忙写一篇关于担当主题的文章，然后执笔时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这个话题上。

可能这跟前两年到处可闻的“问责”还是有点区别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凡人并不真正清楚那种所谓的问责实行起来到底有多大的效果，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可能跟我有类似疑虑的人并非一两个。

如果你觉得我是无病呻吟，那请你很郑重地回答我：是谁因为什么事而最先问责的？那抗旗子后面的一群粉丝是不是清楚你我之责的来龙去脉？问的是谁的责？那个被问责的人或部门会不会翻脸死不认或是做拍胸膛状？最后责任问下来到底这个责任该归何处？最后那些因为问责而落马的公仆到底是真的一蹶不振，还是又换个地方骑上了另一匹马？如果真的是一蹶不振，那是那些人该有的，如果又换了匹马骑到了另一处，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能给自己做出回答，也没人给我什么答案，因为我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从媒体上看到的永远只是这些疑问里的一两个片段，结果看似让人满意，但听上去总觉得是如此的模糊不清，就像“有关部门”永远是最神秘的部门那般，疑云并不会因此而消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事件永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我们所看到的问责似乎都是直接点对点式的所谓调查，不到最后万不得已，难得有哪个贼会叫着嚷着说自己偷了东西？就算承认了，难道会像“大跃进”那般报个亩产万斤而唯恐天下不知？

这种部门间的推脱只要“我们不是负责这件事的，不甚清楚”这样一句话就可以了事，可能这也是问责这个词的最原始形态，或许这种不辞辛劳而又万不得已的来回奔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交通造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吧。

所以我从不信什么所谓基层的力量，因为在这个连城管都可以横行于市的年代，人性得自卑到何种程度才能触动所谓的高层的那么一点良知呢？一句“我爹是谁”或是“你区区一个校长凭什么跟我说话”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关于教育、制度的完善与否。

这些问题都是被发现了的，又有多少是仍然隐藏着的呢？高层做出的最后处理决定中，难道要为某件事负责任的仅仅是那么一两个？难道一个偌大的部门系统所负责的某些项目仅仅是那几个人之过？至少我绝不会相信这点。

我能体会大家之所以会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大叫痛快，那是因为人总是在对比中才存在的，自己奔波忙碌多时早已被那些“稳若泰山”的人制造的假想所迷惑了，一种近乎无奈的绝望，但突然间从报纸上看到有哪个人因为这事被揪了出来，是不是替罪羊姑且不论，但墙倒众人推这句话永远是有道理的，而这道墙，许多时候只需要一道就足够了。

所以我曾经常跟朋友在茶余饭后开玩笑说，如果自己哪天当上了国家的一把手，我一定会尝试着这样一种新的问责制：谁出了问题，我找你的上级！不管国情如何，政策总要与真正的民意相适应才合理，而不是被所谓的盘根错节绊住了双脚，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统治者自身的考验。

这样的一种尝试可以先在一两个省市进行试点，比如重庆这样一个前不久刚刚捅了大篓子的地方，我觉得就挺合适，如果自己真的是两袖清风、心胸坦荡的人民公仆，又有何惧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人可能会看错，但我相信一群人绝对不会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