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是一九六三年考入大学的，学制是五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主动与被动，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洪流中，我们当然不能幸免。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大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官秘史》是最先被批评的对象。接下来就是什么“覆舟之感”的《桃花扇》和《谢瑶环》。还有《李慧娘》，是个鬼戏。在课堂上老师先给讲一下，然后看电影或电影剧本，接着就是课外讨论。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根据自己领会的加上自己的看法，大家有时争论个面红耳赤。那时的依据主要是用马列主义文艺的理论和辩证唯物史观，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一切历史现象，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作家。具体说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尺度去衡量。结果基本完全否定，得到肯定的极少。后来，就开始学习姚文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结尾的几句诗“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烟烧”和毛泽东的“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批语，我们真觉得《海瑞罢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到了一九六五年，刚过春节，我们就被指定到呼兰县康金井。说这次是面上社教，和点上社教不同。点上社教的指导文件是《前十条》，我们这次指导文件是《二十三条》，提出的口号是“三同四清”。我们先是坐大汽车到呼兰县集中，学文件，然后是分别下去。我被分到康金新农大队。全县算一个总团，每个公社是一个分团，总团是省里派干部担任，分团由总团确定领导，一般由县级干部和院校领导担任。分团下设工作队一般是20人左右。工作队的队长一般是从外市县抽调的公社干部担任。我们新农工作队长是阿城县巨源公社的社长杨学武，指导员是阿城县供销社主任赵国志。我是当了个工作组付组长。其它的工作队员有同学肖同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学院”教师蒋仁宾，还有另一名教师，两个学员，一个叫姜学武，一个姓张。还有阿城县的两个干部都姓赵，一个叫赵跃先，还有法院干部副院长王金凯，还有一个姓赵的。另外还有从社教中培养的积极分子，一个男的叫王金才，还有三个女孩子。有一个叫吴雅芹一个叫赵桂芹，还有一个。另外有黑大两个教工，一个是印刷厂的刘仁兴，另一个是俄语专家卢康华，他当时戴着“右派”帽子。

我们的社教到八月份就有点不热烈了。因为传说什么省委秘书长邹问轩自杀了，什么“二十三条”站不住脚了。当然我们也学习了《五·一六通知》等关于“文化大革命”文件。到了九月份，就接到了回校闹革命的通知。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就返回了学校。回学校之后，学校的领导告诉我们，不要急，要好好看一下，或者到外面再看一看，允许大串连，而且外出既不用出旅费，也不用花住宿费。同学们纷纷外出串连，我们也抱着对北京的向往，对毛主席的向往，匆匆地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北京是“三多”，即红卫兵多，传单多，大字报多。但是北京的学生并不欢迎我们。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外地来京游山玩水的混蛋们滚回去”。后来周总理讲话了。说是外地来京的青年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到北京来看看也是应该的。说毛主席最近要接见红卫兵，外地学生也在接见之列。我们等待看看毛主席。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校住，那里专门有人给我们做饭。我们是参加第四次接见，那次接见是坐汽车接见，我们排在队伍中但不知队排了多长。反正旁边有搭起帐篷的救护站，怕谁一时激动出病来。当一列车队呼啸而过，我隐约看见了毛主席壮实的身影和满面红光。接见完了，我们又前往武汉，到那里去取经。在武汉住的是武汉大学，从《春满珞珈山》这本书上，我们知道了武汉大学很美。那时，我们正赶上武汉大学批判中文系教授苏者聪。听不清都说的是什么，只听见“打倒苏者聪！”的口号很响。第二天，我们便上长江大桥去观光，到桥头的龟山，蛇山绕了一圈，然后又去了黄鹤楼。才三天便从汉阳乘轮船“东方红三号”到了上海。轮船在长江上航行了三天三夜。同船的还有武汉外交学院的二十多位学生，还有零零散散的其它院校学生。当时成立了船上的红卫兵指挥部，船上给倒出来一个二等舱当办公室。主要是在船上讲演，发动群众“造反”。另外就是清查船上的“黑五类”，查出来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了上海，下船被安排在江湾五角场。除了外滩和虹口公园，觉得上海气氛不浓，于是乘车相继去了杭州和广州。到杭州，主要是逛西湖。断桥和锁澜桥印象最深。而广州印象最深的当属越秀和黄花岗。到底还是惦记学校，于十二月中旬赶回了哈尔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回学校可变样了。两个派，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八八派”。造反派的派歌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八八派”的派歌是“拿起笔杆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动手，文化革命当闯将。”两派虽然都拥护“造反有理”的口号，但造反派强调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强调的是“爆烈行动”，“八八派”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持主张强调什么都得注意政策。“造反派”的主要成员是敢冲敢闯的，敢斗敢干的，平时受压抑的，看问题执着的；“八八派”相反是一些比较冷静的，愿意多想想的，平时很要求积极上进的，做事很懂慎重的，“八八派”和校系领导一般关系都比较好，“造反派”对校系领导一般都有些意见；“造反派”主张揪一揪，烧一烧，斗一斗，没啥不好。“八八派“主张乱揪乱斗会伤害干部；这样就形成了明鲜的对立。我觉得两派都有理。可是，我看到党政干部被揪被斗心里不舒服。何况我认为”人非圣贤“，我爸爸当日本劳工被救回来没死是共产党救了他，并且我爸爸在一九四七年当过区上的武装部长。我看造反派那些人不顺眼，看那些人中平时调皮捣蛋，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我参加了八八派。但我没能成为八八团成员，只是一个外围。斗争到后来白热化，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最终学校的造反派头头张连科和八八派头头刘怀直接辩论，然后“八八派”垮了。他的垮台我明白了，“八八派”那一套不合时宜，不占优势，不符合党和毛主席的要求。“八八派”垮台后，被打入了“三军一团一队”，特别是“红旗军”被打入反动组织。被采取了极端手段。骨干成员被抓了一些人。紧接着全省夺权斗争开始。

我校的张连科在全省造反派大会上宣布夺权，成立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张连科指示第一任委员会主任范正美要定期向红卫兵汇报工作，范正美是当时哈师院的学生。黑龙江大学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是于天放。那时的三军是“红旗军、光复军、战备军”，一团是“八八团”，一队是赤卫队。“红旗军”强调的是红旗，“荣复军”也叫“光复军”，是光荣复员退伍的意思，战备军是一些预备役的一些人，总之这“三军”跟军人有关。

“八八派”垮台后，在经过徘徊和思索后，开始向造反派靠拢。但是不久，因为炮轰省革委会副主任赵去非，黑龙江又陷入了“山上派”和“山下派”的斗争之中。

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是闹的挺凶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像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林彪的女儿林小林，贺龙的孩子贺鹏飞，还有好多，像哈军工的原造反派头头严丽梅，杜美屏，据说都有一些背景。所以出了炮轰派开始，哈军工，哈工大，黑大都闹的挺凶。

炮轰是从黑大开始的。刚开始是原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张绍礼迠立了一个“炮轰赵去非联络站，简称炮联站，逐渐造成了全市之势。最后形成了以哈军工的边世军为总头头一派势力。而相对应的是以陈造反、刘俊业为头头的捍联总。张绍礼最初被抓进监狱，激起了炮派的反弹。这种对立马上演变成全省两大势力的斗争。捍联总打出的旗号是“捍卫革命委员会是反炮轰的，也称山下派。而炮轰派以“重上井冈山”而不怕艰险，继续揪斗，所以，成为炮派或山上派。最后演变成武斗。两派斗争含有一定的军事成份，各派都有专门的武斗队和情报部门。例如“过大江”是情报部门，“驱虎豹”是武力斗争部门。到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时，这种斗争仍未停止。激烈的时候甚至动用了坦克和枪支。最后，捍联总采用武力强攻哈建工和哈一机厂。攻哈一机时，是用炸药炸开楼的一角，炸之前喊话动员，并告诉炮派往哪边躲，炸开后人员冲入，占领全楼。这两派斗争最后由周总理主持谈判达成了协议。实际上炮派失败，捍联总胜利了。因为“革命委员会好”是毛主席明确指出来的，捍联总捍卫的是“三结合”，就是保卫革委会，所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没复什么课。记得那时主要是研究毛主席诗词。原来全班分成两派，炮派那部分起名叫“鲁迅战斗队”，捍派则起名“莽昆仑”战斗队。复课也没复到一起，到了一九六八年底，中央下令，六二年级、六三年级、六四年级三届毕业生不毕业离校。仅剩六五年级留了一段，到一九六九年也离校毕业了。

从大革命刚开始，有的人就自杀了。大约是在思想上受了刺激，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黑大最先自杀的是一个外语系女生曹凤芹跳楼，后来又有副校长王树本自杀。三结合之后，又有于天放自杀。有的人则是在武斗中死亡。例如农学院土地规划系学生赵汉明在两派斗争的冲突中被俘虏，被痛打之后被用棉被包着从四楼扔下摔死。他是捍联总的人，是被追为“烈士”，埋进了烈士陵园，后又被清理出来。

毕业时，两派在一起鉴定。办法是每方出一个头头主持，每个人自我鉴定，然后再大家提一下意见。再由校系填写评语。然后也发了毕业证书。证书第一页是林彪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第二页写“学期满，准予毕业……，但还必须接受再教育……”。

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在“四个面向”的号召下，走上了一个新的地方。在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活动就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