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办学

文/张勇

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办学方式。对于今天在旅游鞋和肯得基滋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很难理解的，就像我们曾经非常难以理解的恐龙的灭绝和人类的起源。也不是很难理解——对于哪些经历过开门办学的人们。而且这种经历居然刻骨铭心，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记忆里越来越清晰地放大、显影。

我上小学时，学校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安排进行教育改革。当时用了一个简称：教改。教改的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搞开门办学。所谓的开门办学经当时的校长——工宣队长，一名采煤工人解释说就是他娘的敞开学校的大门，让工人阶层（级）霸占学校，霸占无产阶级的教育巷道（阵地），用工人阶级的技术性和身上的朴素、豪爽、坚定、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公而忘私的革命气味，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红色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所必须采取的争夺形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当采煤工人（接班人）的大是大非问题。

理论根据是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还有，“学生不但要学工学农，也要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因此，开门办学采取四种形式：第一是实行对流。第二是学农，第三是学工，第四是学军。

先说说对流。别说现在的小学生，就是研究生博士生乍一接触这个词都会被唬得目瞪口呆，惊讶于词意涉及的学术领域和自身内涵的深奥。实际上当时这个词既不是空气动力学的概念也不属气象学的范畴，更不是水利学上的术语，而是政治上的发明，并被郑重地命名为“新生事物”。那个年代的新生事物包含的政治因素是万能的。既可以因之把你高到地举上天堂，也可以因之把你送入阴森的地狱。对待新生事物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拥护什么路线的问题，决不能马马虎虎对待的。开门办学这一新生事物的第一形式是对流，就是把学校教师和工厂工人对调。教师要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夹起臭老九的尾巴到工厂做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工人要以主人翁的姿态霸占学校挑起培养接班人的重担。

我的对流老师就是霸占学校的工宣队长。有人说是他听说我班有几名调皮捣蛋的学生，一般老师打怵。他十分不服气，吼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动来当班主任。但也有人说他觉得光霸占一个学校过于宏观，远远比不上霸占一个具体班级而且当上班主任更直观过瘾。这人五十左右岁，夏天时贴身一个红色背心，印着白字，说明是某次先进生产者的奖品或纪念品。他似乎对这件纪念品情有独钟，只要是气候允许，一定要在披着的外衣的掩护下露出骄傲的一排白字，远远的以为胸前缀了一块红卫兵的袖标。他的头发柔软稀疏，挂在两耳上方，头顶则寸草不生，脸上的皱纹堆积得井井有条，可以用木梳梳理。一口黄牙齿，比较出色的是向外支出的两颗金牙，黄灿灿的，像粘在下唇上的两颗玉米粒。(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他自报奋勇地来教我们的《常识》课，也就是现在小学里的《自然》课。走向讲台，似乎有些不太习惯，也可能是夹在腋下的教材和讲义把他压迫出一副斯文的姿态，一改平时猥猥琐琐的样子，昂首挺胸，李玉和就义般地跨上讲台。他干咳几声，以引起注意，便开始强调工人阶级霸占学校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他是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家时刻必须，而且应该，一定坚决地要狠狠支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工人阶级宣传队。一群小学生被他的一套革命大理论吓得不敢放声大笑，只听见教室里吃吃的压抑的似笑非笑的声音。工宣队长对自己的开场白看样子很是满意，就借着个热乎劲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为骄傲的讲课。“这个吗，啊，”他把“啊”字扬得很高，并且拖着长音，略微带点做报告的意思：“这个常识课的安排就是好，不学常识可不行。不学常识就做不了工人。工人是一般人吗？工人是国家的梁柁，是主人——什么来着，对，是主人翁！咱们学到的常识用来做工是说的过去的。做工人就要有常识。我在井下，”他通过常识一下转了话题：“我就掌握了一堆常识，在井下干了三十多年也没出什么事，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井下容易出事，咱们矿工说，两块石头夹块肉，一不小心冒顶砸你个王八样。但他娘的井下挣钱多，地垧儿也不错。啊？就像歌子里唱的那样：明灯柳条帽，靴子大棉袄，贡献光和热，我愿做煤烧————”他给我们上了一节挖煤工程课。这还不算，他信口开河地讲了一番挖煤，接下来又跑题了，“你们知道恩维尔霍查是谁？啊？不知道吧。我给你们讲讲，恩维尔和霍查是阿尔巴尼亚国的伟大领袖，是两位伟大的革命家，就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样是亲密的战友，他们虽然不是亲哥们儿，但在长征路上结下的战斗友谊比亲哥们儿还亲，那才是结实的革命友谊。俗话说，亲不亲，路线上分。他们就是一个路线上的。”也许觉得只用语言难以表达出恩维尔和霍查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厚重的友谊，或是因语言的贫乏而不知如何表达，竟然张开金光闪闪的嘴，用不准确的调子和说不出是哪个地区的口音唱起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经得起狂风暴雨的考验。”唱到兴奋处，以足跺地，铿锵有声。响起噼哩啪啦几下掌声——几个捣蛋鬼挤眉弄眼很卖力地拍着手。

可能是他自己意识到给小学生讲一堂课并不比井下挖煤轻松，工宣队长的常识课自始至终也就讲了这唯一的一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十几年后同学聚会，总要自觉不自觉地互相讲讲常识，然后暴出大笑。

抛弃了课堂的队长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工作方向转向开门办学的第二阶段——学农。他在学校后身的山坡上选了一处地方，买了红砖、木料等建筑材料，大兴农场。红砖和木料的运输就成为我们的主课。运红砖时他想了个办法，把全校学生排成一条长队，人与人之间保持半米距离，从农场一直逶迤地排到砖场，形成一条搬运红砖的人力运输链。那是六月中旬，太阳火辣辣的晒着，身上一阵又一阵地灼热难受。不敢走，所有的工宣队员看守似地立在不远的树阴下。我们像报数似的一块一块地把手中的砖头递给下一个同学。刚开始时觉得有趣，一会儿就感觉手脚发麻，眼冒金星，身冒虚汗。一股浓烈刺鼻的旱烟味飘过来，工宣队长骑着自行车巡视来了。一手捏烟，一手把住车把，不时一脚点地，捏着纸烟指指点点，“喂，你接住喽，别摔碎了。”或是“麻利点儿，漫吞吞的啥时能盖上房子？”

一个捣蛋鬼夹紧两腿，弓腰收腹：“队长老师，我——我要尿尿。”队长瞄他一眼，捣蛋鬼表演的更为逼真，双腿抖抖的，眼珠瞪圆，嗤牙咧嘴，让人感觉如果不是用力夹住尿尿的东西，尿流一定会劲头十足地喷射而出。队长似乎有些无可奈何，挥了一下手：“娘的，懒驴上磨屎尿多，麻溜儿去，别磨洋工。”捣蛋王喜出望外，扔下手里的砖头一溜小跑没了影。捣蛋鬼这一泡尿意义非凡，对我们具有像沸腾的水壶启发牛顿发明蒸汽机一样的启示。于是另外几个也纷纷嚷嚷喊着要尿尿。这回也不等队长做何表示，转眼人就不见影了。巨大的传送链条因顺尿道而跑掉的几个环节而崩溃，用现在时髦语言形容就是“掉链子了”。但还不太准确，应该说“断链子了”。

几个捣蛋鬼惹了祸，第二天根本没来上课。但他们造成的恶果却由其他同学吞食。队长被几个捣蛋鬼气得暴跳如雷，采取新的运输形式，全校学生每人分100块红砖，这是任务，任何人不允许请假，更不许偷懒，工宣队员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监管到位，完成任务，早日建成农场。

现在想来，当时我们是怎样不用大人帮忙只靠肩抗背背完成任务100块任务的，自己都不清楚。

农场终于建成了了，队长高兴得笑歪了鼻子。

农场建成后，队长的主要经历都集中在这里，其他的如学工、学军的计划全忘到脑后，一心一意搞农业。引进一批绵羊，黑糊糊的，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又弄来几头牛和几匹马，鸡鸭鹅兔齐全，是一个农场的摸样。我们这回连上一节常识课的条件和时间也没有了，上学就是直接去农场，而且简单的不用带书包。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班发明尿道逃跑的捣蛋鬼死了。

他死的很惨，几乎面目全非。他是被马踢死的。那天上午，他跟车老板赶车从学校运粪回来，老板趁吃午饭的工夫把马卸了套拴在马棚外的树上。树边的青草被那匹马啃得精光，它就往外挣，它缰绳控制的范围之外是一片绿草，散发无法抵御的诱惑。那马便忍住缰绳勒住的疼痛，把头尽力伸向绿草。我的同学这是刚刚从家吃饭回来，见马的样子以为要它挣拖逃跑，就顺手拾起一枝树条走过去想教训它，他对马挥挥树枝。这一下，激怒了这匹贪吃的家伙，它突然掉转屁股飞起后蹄，准确地踢在他的脸上。同学几乎连哼都没哼就倒下了。队长在一片惊呼中从屋子里窜出，嘴里喷着浓重的酒气，一见血乎乎的尸体，脸黄了半边，另一边红彤彤的，是酒精的作用。

处理结果学校赔偿一点钱，队长被撤职，回井下继续挖煤。

我在成年后读了一些关于反思文革的书，包括一部分伤痕文学作品，加重了我对少年时代经历的认真思考。文革的罪行一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践踏和摧残，二是对知识以及掌握知识者的摧残和践踏。就像工宣队长逼迫十一、二岁的小学生运红砖，而且每人必须完成任务100块。每块砖的重量是5市斤，100块红砖就是500市斤。重负和矮小的身体根本不成比例。工宣队长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的重负对小学生意味着什么。后来听人说他在井下做矿工，除了好喝几杯酒外，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也没见有什么非分之想和举动，基本上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否则的话也不会被派到学校到什么队长。他的先进生产者是靠自己实干赢来的，不带水分。可是一旦让他当上队长，可以管着一个小学校，手下不少于五、六十人，他就忽然一下变了一个人似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步步紧跟，对学生以及因没有对流留在学校的教师采取的是一种劳动改造似的体罚。还有，不光是队长，其他的工宣队员进入学校后几乎都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以及一言一行上看出对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抱有的轻视、鄙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连小学生也不放过。其实那时的许多队员也就是二十几岁，很多还没有结婚，但他们的那中阴冷的目光就是在今天向来也感到毛骨悚然。是本性还是文革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原因不是能轻易说得清楚的。而且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即使在今天我们还会时常与他们见面。例如他对你的某些方面超过他很是嫉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狠狠地咬你一口，而且还带着毒液。

我想，这可能是文革的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