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坟地

文/张勇

1976年年底，父亲生病在家休息。晚间，当教师的大姐下班带回一个当时成之为小道消息的消息——明天校领导要传达一个文件，大致内容是邓小平又出来工作了，而且还要重新恢复高考。既然是小道消息，准不准谁也说不好。但是我们的一部分国情决定了小道消息，尤其是那个时候的小道消息是惊人的准确。父亲一听，呼地一下从炕上坐起来，病似乎好了许多，一字不落地听。之后，口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仔细一听，隐约可以听出说的内容与邓小平有关。晚饭父亲一反常态，吃得极少，眉头皱成一团，夹起的菜刚送到嘴边又无端无故地放下来，好像思考什么问题，专心致志的样子俨然是位颇费心力的哲人。已经是8点多钟了，父亲眉头舒展开来，停止了思考，更像一位学术权威发表重要观点一般开口说话：“这个消息应该是准确的。说它准确，关键是邓小平的复出。如果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高考是百分之百；如果邓小平不能复出的话，恢复高考就是传闻。”说着说着，父亲竟然拉过棉衣戴上棉帽，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家人不解其故，没等发问，他已经说了出来。

“我到富强去，把张云找回来。眼见得这事是真的，就该尽早做做准备。把他找回来赶紧复习。”

我们都明白了。父亲说的张云、张贺就是我的二姐和大哥，高中毕业后响应一位伟人的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二姐已经去了四年，大哥也去了三年。插队的生产队叫“富强”。

父亲一边穿衣，一边也叫我穿，让我陪他一起去。我望一眼窗外，黑里咕咚的，有些害怕。母亲、大姐都劝他天亮后再去，可他不听，一劲儿让给他找电筒。

临出门，父亲从门后摸出一根拇指粗细的铁棍，扛在肩上，雄赳赳的，又叫上我家养的一只叫“虎子”的四眼狗，点亮手电筒就出发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天色阴暗，抬头望去看不见星星，而且还飘着清雪。“虎子”跑在前面，离我们能有十几步。路是在农村最常见的沙石路，上面盖了厚厚的积雪，人踩兽踏，坚硬如冰，一脚下去，咯吱咯吱地响。这还不说，还得时刻防止脚下打滑摔跟头。手电筒也老了，发出昏黄的光，照得又不是很远。路两边尽是树丛，黑森森的，风一吹，发出哗啦啦的声响。罩在我心上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怖。

“富强”我是去过的。严格地说，现在它不叫“富强”，而是应该叫“跃进”。据村民讲，五八年“大跃进”时在村子附近修了一个大水库，并在水库的大坝上用白色的石头砌了标语。总指挥是当时的公社书记。大坝建成后，请地委书记来参观。书记来了，又带来一批颇能吹喇叭的秀才，省报、市报、地区报等多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对水库进行地毯似的宣传，公社书记因此出了大名，没过几天便被提拔为县革委会主任。当上了革委会主任的水库总指挥一时高兴就把水库命名为“跃进水库”，挨着水库的“富强”大队不能不受到总指挥的恩泽，于是总指挥趁热打铁，把村子也改叫“跃进”生产大队。说是富强也好还是跃进也罢，反正听大哥回家来说和我自己几次去，见到的都一样：穷。听村子里的老人说，在“大跃进”前，这里的确是很富裕的，后来就因为一个跃进又一个跃进地不断地跃进，使村民们的穷苦程度也在飞速地跃进。本来二姐和大哥的上山下乡完全可以和他们的同学一样去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可是因为父亲的问题，他们失去了这个权力。当时的知青办特地将他们和一些出身有问题、够不上根红苗正的青年学生安排到最偏僻、贫穷的地方，有些流放的味道。

我几次去也是和父亲一起去的，当然是在白天。我和父亲也到过几家农民家中，十一、二岁的孩子冬天穿不上衣服是很常见的，每年一出正月就断了粮的也不在少数。靠那一点返销粮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也是刚刚从那个年月、那个生活环境中过来的。所以后来我大学毕业后不小心被分配到一个大城市，因在分房的关键时刻被同事揭发为刻意写文章讽刺领导而丧失分房权之后，竟然也正儿八经地流浪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花一、二块钱住一宿地下室，花几毛钱和民工们挤在密不透风、臭气熏天录像厅里看通宵录像，实在嫌闷得慌就满马路寻觅一些喝足了啤酒的闲汉，看他们无休止地下棋。

我们父子俩就这样走着。

远远地看见两粒绿莹莹的光点忽高忽低无声地迎面向我们飘来，吓得我毛发倒竖，赶紧躲到父亲的身后。父亲笑了，声音在寂静的山林中很响。他一笑，我倒有些不太害怕了，待那两团绿光飘近，才看清是“虎子”的一双眼睛。这是狗的特点，尤其是当你带它走夜路时，它总是要在你的前面十几米远的地方，一旦发现了什么情况或是发现主人没有及时地跟上来，它就会立即调头再回来。

“虎子”返回来是发现什么了么？我一惊，凭着手电筒发出的昏黄的光亮和两侧山峰的大致轮廓，我知道我们就要通过一大片坟地了。

父亲也是熟悉这段路的。他突然问我：“你害怕么？”

我颞颥，“白天还行，天一黑就有点怕！”

“有什么可怕的呢？不就是一片坟地嘛，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打仗的那会儿，整天在死人堆里滚，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每次打完回来，清点人数，都会发现少了几个人，有时少的更多，哭都来不及。”

他说的极其平常，不带多少感情色彩，像说起一个并不使人觉得幽默的玩笑，也像在自言自语地谈一个朦胧的远古传说。

这回，我吃惊得非同小可，“你打过仗？不会是抗美援朝吧？”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谈起这样的事情。

“当然不是。”

“那和谁打呢？”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父亲说完，就又不吱声了。我长到那么大才知道父亲还打过仗，他只说这么几句就不再说了，让我感到扫兴。

我觉得父亲很神秘。

坟地在黑暗的笼罩下，已经悄悄地向我们靠近了。

1968年，省里煤炭部门的一个勘探队循着早年日本人留下的勘探遗迹扩大了勘探的范围，发现这里的地下煤层厚、煤质好，于是某某矿务局便在这里正式建矿开采。煤矿的名字起的很是豁亮，浸润着那个十年的风采。谁知一不小心竟然与内蒙古一带的一个很早就投入生产的大型煤矿重名，加之当时还没发明什么邮政编码，外地寄来的公文、信件投错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家煤矿的当家人闻此立即拍去急电，要求对方改名，对方一见电报就火了：明明是先有我们，后来才有你们，却如何叫我们改名？紧接着就发来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回电。这边一看对方口气强硬、粗野，怎能服气，立即组织一批从伪满时就在日本人开的煤矿采煤的老工人等出来作证，不但如此，还翻出几页遍身皱纹的近乎发霉的线装县志作为考证的历史根据和渊源。双方之所以都下了力气，原因很简单，都舍不得这么一个洋溢着革命热情充满着革命朝气鼓舞革命干劲放射革命魅力的名字。先是电报来来往往，后是互派代表正面会谈据理力争，似乎这个名字的更改与否与丧权辱国有极大的关联。双方都绞尽脑汁选拔了一批嘴大、嗓门高、关键时如果大舌头劳累过度难以发挥作用小舌头也能顶上去嚷嚷一阵的张仪。不成想，双方在直接对抗的过程中，一方的一位玲牙利齿的中年妇女，据说是代表团技术教练（那时还没有普及技术指导一词）一是因嗓门没有对方大，二是因声调没有对方高，三是因语言拉锯战时间太长实在是难以见分晓，四是把对方回敬她的你音道不宽听成了说她阴道不宽，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跃，跳上桌子，刷地褪下裤子，让对方详细看看那个地方是否够宽。对方正在为自己的舌战略占上风暗自得意，谁也没有料到这母老虎能拼出这么一招，顿时都如木偶一般，呆呆傻傻。偏巧，这母老虎跳上桌子时白光光的屁股正好面对（严格地说应该是屁对）着本团辛辛苦苦挖来的一位夫子。老夫子伪满时教过一阵村学，时常沉浸在子曰诗云中不能自拔，况且一生未婚，怎见这种风景？霎时，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随后两眼发黑，啤酒瓶底似的眼睛滑了下来，只觉胸热脑涨，失了知觉，往后一仰，一口气没运上来，呜乎哀哉了。

好多年以后，几位欲向仕途进一步发展的男男女女因我为他们代写的论文获得通过且都顺利地拿到硕士学位请我喝酒。酒酣，一女士摇摆着肥硕的臀部去唱卡拉OK，卖豆腐一样粗犷随意的嗓音刚一出口就冲得吸顶灯摇晃不定。只这一句，顿时使我悟通了许多道理，从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将来要是学佛教，一定先起一个法名叫悟通。古人说的文如其人不免过于偏狭。现在看来不光是文如其人，歌亦如此。有多粗的腰就会有多粗的嗓音，苞米面儿大白菜吃多了根本不用上音乐学院也一定能成为通俗歌星。难怪唱美声的人个个身材都高大丰满，最典型的要数意大利的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试想没有缸一样粗的楚腰怎会有坛子般的嗓音？虽然眼下这女子的歌声使人难免要生出几分自杀的感觉，但随着最后一个音节在电视机的杂音里飘逝，竟然也引起一片空空洞洞真真切切的掌声。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迅速地站起身，笨拙地将一束饭店装饰用的塑料花殷勤地递上去并紧紧地捉着那位女士的胖手仿佛见了皇后般地大声赞叹：“美极了！你的音道（阴道）真宽哪！”全场忍俊不住，暴出一阵大笑。笑声过后，我发现对面的二十九寸电视机屏幕上赫然沾着几个尚未来得及消化的饺子皮。

电视也吃饺子么？

两大企业为了捍卫神圣的名誉权利终于以一方死去一个人为代价而草草地告终。我之所以很用了一些篇幅唠叨着这个大企业，是因为它在盛产煤炭的同时也盛产另外一种极其残忍的事实——即将到来的大片坟地里矮趴趴的土丘和里面的尸骨就是它的另外一种产品。

煤矿从建立投产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要以许多人的死亡作为代价的。它是特定历史时期作为向一个伟大人物的生日献礼的礼品而匆匆忙忙建成的。当然它的地下储量是不容质疑的，而且煤质也是出色的。就是因为匆忙的建设留下的质量隐患使它的恶性事故极为频繁，隔三差五，就会听到矿山救护车凄凉的尖叫，许许多多的家属就会发疯一般地冲向井口。暗地里人们把那几台红色救护车叫做活棺材。据司机私下说，那车开着糁人，只要井下一出事，死、伤的人一抬进车里，那车就根本不用人踩油门，保准会以八、九十公里的速度飞速地行驶，有时想刹车都刹不住。

死了人怎么办？这一点建矿的时候早就已经想到了，拨出一笔钱从附近的公社购买了一大块荒山。死了人就送到那里埋掉。早先还给死者立一块井下施工用的方方正正的料石，用红油漆写上名字。后来，人死的多了，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忙活不过来，那块石头干脆就取消了。坟里的人大部分死的都很惨，有煤层冒顶砸死的，有放炮嘣死的，有瓦斯爆炸炸死的，有煤井侧塌方压死的，有矿车的钢丝绳突然断裂抽死的，有井下漏电电死的，有发水灌死的，有被矿车压死的——千奇百怪。后来的日子里那个伟大的人物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撒手尘寰，三个月之后，这个生日礼物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而爆发了可以称为中外能源生产史上的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故，一场严重的透水使上百名工人的生命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全部归西。时间比“渤海二号”沉没早得很多很多。这里边有父子俩，有哥儿俩，还有父女俩——最为凄惨的是这些人有的至今尚未找到下落，永远沉睡在百米地下，留给亲人的是空洞的寻找和真切的悲伤。

这次死的人太多了，建矿时买下的那片荒山已经接纳不下这么多的灵魂，贫瘠的土地已经再也承受不了这么多的血肉的重负。上百辆灵车排成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火葬厂出发。那是十二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严冬。撕心裂肺的哭声低低地悬在半空，悬在人们的心里。多少年后，有外地人来此，据说在冬季的半夜里还能听到这令人心碎的哭声。

这就是这一片坟地产生的全部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