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中国“核盾”与“长城”的群英
铸造中国“核盾”与“长城”的群英
石 鉴 明
笔者多年生活工作在四川绵阳，亲见亲闻许许多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其中最为难忘的是关于“两弹一星”的决策者和“九院人”和“风洞人”、“电子人”的英雄事迹。近几年来，我在主持编纂《绵阳市志》及《绵阳文史资料——国防军工科技50年》丛书过程中，对上述英雄群体的动人故事又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和感悟。他们是铸造中国“核盾”和“长城”的基石和脊梁。我在市政协工作期间，曾跟着辛清碧、李举之主席分别随杨汝岱、廖伯康、聂荣贵、杜大仕等领导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参观过。曾见到过朱光亚、周光召、胡仁宇、胡思得、李英杰、朱祖良、姜悦楷、王志云等众多科学家和领导者，并到梓潼九院老院部邓稼先故居瞻仰。曾陪同全国政协“三线建设”视察团到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试验基地参观，钻进了风洞。还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见到过“两弹”。每次看到这些我都非常激动，颇有刻骨铭心，不写不快，难辞责任与使命之感。
决策者——构筑“核盾”与“长城”的灵魂和主心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而又面临重重封锁，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与军备竞赛，迫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不得不以新的姿态，新的气概面对压力，迎接挑战，以求生存与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果敢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仅用4年时间，1960年，我国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自主研制的导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赶在法国人之前，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天。此后又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获得成功，还发射了多颗返回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近几年的“神舟”系列飞船实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飞天”梦想；“嫦娥”一、二号探月成功，未来的探月工程也必将大功告成。应该说，我国的“两弹一星”不仅构筑起了新中国的坚强“核盾”与新的“长成”，而且带动了我国一大批高技术产业的研发，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的腾飞。
“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是站起来了的中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和挺直的脊梁；是莽莽昆仑，巍峨珠峰；是中国打破核讹诈、核垄断的坚强“核盾”与“灵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党和国家历代领导核心和将帅们是铸造“两弹一星”，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实现中华民族“飞天”梦和开拓探月工程，构筑新中国“核盾”和“长城”的灵魂和主心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聂荣臻、薄一波等领导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等人关于原子能发展方面的情况汇报。毛主席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用餐时，毛主席举杯大声提议：“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5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这是毛泽东确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和大智大勇的集中体现。
1962年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宣部组成中共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领导原子能工作，周总理担任主任。委员有贺龙、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罗瑞卿在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指定为专委会办公室主任。周总理强调：“搞尖端武器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陋就简。”周总理还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周总理亲自决定从在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中抽调300余专业接近的学生转学原子能有关的专业；他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技术物理系，从全国各大学物理系中抽调一批学生转来专攻原子核科学。不久，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成立了。早在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提出了57个重要项目，研究课题600多个，其中重点任务12项。周总理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从1966年一直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聂帅的这些论述真是高瞻远瞩，切中要害。而陈毅元帅说得更直白。他说：“脱了裤子裆裆也要把它们（原子弹）搞上去。”否则他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不硬。还有罗瑞卿、张爱萍、张劲夫、刘西尧、宋任穷、刘杰、钱三强、李觉等国家和部委领导和将军们亲自领导和指挥“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他们是主心骨，是中坚力量。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1999年4月，江泽民同志视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题词：“发扬两弹精神，再创崭新业绩。”这无疑是对中物院人及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和鞭策。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的竞争非常激烈。为此，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鹏、乔石、朱镕基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大多到中物院视察指导过工作。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关于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这已被历史证明，而且还将被实践和未来证明。这是构成新中国“核盾”与新的“长城”的灵魂，自然也是我们的国魂和民族魂。
“九院人”——铸造“核盾”的脊梁与基石
“九院人”后来叫中物院人是很有来头的。早在1958年，二机部领导即着手准备科技人才，由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主持一个学习班，带着一群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对原子弹的理论进行探索、研究。1950年，邓稼先从美国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接受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后，就对其妻许鹿希说：“往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由于“文革”的干扰，一次核试验出现偶然事故，邓稼先不顾众人阻拦，冒死冲入事故发生地查明原因，而他自己却受到了超剂量的辐射。他不幸于1986年8月去逝。就在去逝前的12天，他还专门去天安门广场向五星红旗行最后一个庄重的注目礼！这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品格感天动地，永垂不朽！邓稼先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实事求是，乐于奉献，注重实干，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爱戴与怀念。我在瞻仰他的故居时情不自禁地为其深深鞠躬。邓稼先被誉为“两弹元勋”，当之无愧！
前苏联撕毁协议后，1960年初，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二机部九所）副所长，中央还从中科院和有关部门、地区，选调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1962年10月，中央又增调张兴钤、方正知和黄国光等126名专家和科研技术人员参加原子弹研制。
1960年10月，核武器研究所调整机构，成立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放射物理、金属物理、自动控制、弹体弹道等研究和一个加工车间，在北京因陋就简开展工作。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是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基地，在钱三强领导、何泽慧指导下开展工作的。理论物理大量计算工作先是用几台手摇计算机和电动台式计算机进行。直到1961年，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出104电子管计算机，由周毓麟、秦元勋、李德元等研究出了计算机方法和程序，加快了计算速度。
1962年9月，研制工作取得一些进展，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211基地1958年开建）和核爆试验场（新疆罗布泊）建设已打下一定基础，二机部部长刘杰与九所李觉、吴际霖等领导研究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 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朱光亚等组织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1年2月，在苏联留学的周光召奉召回国，加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队伍，来到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面对十分简陋的设备和一份苏联总顾问的口授记录，一时间，原子弹的设计陷入了困境。由于这份口授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周光召不迷信，不盲从，潜心钻石，刻苦攻关，从最原始的数据算起，做出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然后宣布：“这份参考资料有错”。在确凿的计算结果面前，大家不得不服，本已陷入设计困境的工作又开展起来。
程开甲是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迎着新中国刚刚升起的五星红旗回到祖国的。1960年他从南京大学教授的岗位上调到九所。作为副所长，他主持了核弹材料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得到了可供实验的结果，并在国内首次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同时研究了炸药爆轰聚集的原子弹内部机理，在核武器的开拓性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能宽是从美国归国的。1960年调入二机部九所工作。他从正式接受原子弹研制任务起，便把研究方向从金属物理转向了爆轰物理，并很快进入了爆轰物理的前沿，全面开拓了我国的爆轰物理专业，担任了“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内爆法的可行性论证是整个原子弹研究的关键一环。他领导的小组在王淦昌、郭永怀的帮助下，先在北京郊区的古长城脚下，因陋就简搞了上千次试爆，取得重大突破。1962年又到西部高原试爆。1964年6月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原子弹在罗泊戈壁滩进行了最后一次爆炸“演练”。这次试验除了不装核材料，全部用了真原子弹所用的材料和结构，爆炸成功，难关突破。张爱萍、刘西尧、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等都喜笑颜开，无比兴奋。同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试验在罗布泊深处的孔雀河畔进行。试验场铁塔高102.4米，重180吨，托举着原子弹，各种效应设备摆放周围。早8点，两位工程师登塔完成了原子弹装配的最后一道接插引爆雷管。这之前，陈能宽几次登过这座铁塔，这是他有生以来登过的最高之塔。此时，他站在塔下，仰望塔尖与苍穹，真是百感交集。
参试人员陆续撤离试验场，塔架旁只有李觉将军和陈能宽了，他俩是最后撤离之人。14时59分，指挥中心的操作员开启了主导传送开关，起爆进入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起爆！”，只见天边闪过一道强光，紧随一声巨响，黑红的蘑菇云骤然升腾而起。成功了！陈能宽激动不已，当时写下了《清平乐——记我国首次原子弹试验成功》：“东方巨响，大漠天苍朗。云似蘑菇腾地长，人伴春雷鼓掌……”当人们欢呼雀跃之时，有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却冲向爆心，去收集试验数据和核标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献身精神和爱国情怀。他们是无名英雄，是同样值得人民敬仰的豪杰！
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更加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研制第一颗氢弹摆到了第一位。其实，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我国的核科学家们几乎是同时在作争分夺秒的探索。1951年，从北大毕业的于敏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401所），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于敏曾说“青年人选择职业和专业方向，首先要选择国家急需的。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都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会有所作为，才会是一个无愧于祖国和民族的人。”于敏先后与合作者办了多期原子弹理论培训班，他与杨立明教授合著的《原子核理论讲义》是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钱三强称赞“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有一位日本专家来中国访问，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到：“于先生是从国外那所大学毕业的？”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这位日本专家赞叹：“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召见于敏，开门见山地对于敏说：“组织上打算让你参加核原理研究。”于敏颇感意外。他由此得知，我国正在加紧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同时，中央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也要先行一步，要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来。钱三强受命组织氢弹原理的研究工作。于敏被选中参与研究。氢弹是核聚变武器，比核裂变产生巨大能量的原子弹威力更大更猛。按专家的解释，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这当然要比原子弹的研制更复杂，更艰巨，更困难。于敏受命后从此隐姓埋名，全身心投入。当时，全国提倡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于敏等科学家用毛主席关于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为指导思想，研究了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并对氢弹的原理作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当时，我国仅有每秒万次的104电子管计算机，每周分给401所的用机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于敏对众多复杂的物理问题逐一研究，依靠集体力量分段解决，探索其中规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许多应用基础。当时，他与何祚庥同在一室，两人常常一起争论探讨，有时面红耳赤，但却学术民主，开诚布公，越争越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不久，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理论研究放在首位。早在1965年元月，毛主席就发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这年1月，于敏率领30多位年轻人从中科院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工作，他被任命为理论部副主任，邓稼先为主任。他与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周毓麟等专家和科研人员多路对氢弹原理进行探索，发起了总攻。1965年9月，于敏受命带领第13室4个组的科研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所用J501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设计。于敏运用物理分解方法，为青年科技人员作“氢弹原理设想”报告。大家都感到于敏的想法“非常新鲜”、“非常奇特”，又“非常出人意料”，但又觉得有理有据。大家按于敏的部署，首先算出了两个模型，得到了满意结果，氢弹原理得以突破。于敏十分激动，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暗语电话。邓答复：“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邓稼先听了报告和方案，又组织理论部反复讨论检验，集思广益，使方案更趋完善。理论部、实验部和几个所精诚团结，夜以继日，攻坚克难，于1966年12月，罗布泊氢弹原理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这真是个大奇迹！于敏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这的确名符其实。邓稼先和于敏等功勋人物爱党爱国，爱民敬业，隐姓埋名，求真务实，勇于探索，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不求名利，团结协作，乐于奉献，舍小家为国家，舍自身为人民的崇高品格与精神高于珠峰，顶天立地。今天有几人可与比肩？这也许是对“钱学森问”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的最好注释。
当年，将军诗人张爱萍在北京召开的赴大西北科技人员动员会上讲话，慷慨激昂的改用“西出阳关有故人”，“春风已度玉门关”的诗句为动员词。后来，“两弹”成功，张爱萍将军又欣然写下赞九院同志的诗：“二十二年难忘情，崎岖道路信踏平。屡建殊勋震寰宇，更创奇迹惊鬼神。”
共铸“核盾”与“长城”的英雄群体
构造我国“核盾”与“长城”的英雄还有很多很多。除了“九院人”，还有 “火箭人”、“风洞人 ”、“电子人 ”等等。过去，我们有一个误解 ，以为“两弹 ”就是指的原子弹、氢弹。当然这也算一种解释。但国家指的 “两弹 ”是核弹与导弹。 这“两弹 ”结合起来才可以构成坚不可摧的“核盾”与“长城”。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有外国人讥讽我们“有弹无枪”。因此我们需要研制出各种火箭及导弹 。
钱学森功不可没。他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与火箭之父冯 . 卡门的学生。还有郭永怀、林家翘，他们都是冯 . 卡门的优秀学生。钱学森的爱国情怀和动人事迹众所周知。郭沫若曾经题诗赞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钱学森先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2月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很快聚集了许多专家研制火箭及导弹和“两弹 ”结合的战略导弹。先后还有林鸿荪、任新民、罗沛霖、梁守槃、吴自良、王希季、杨南生、庄逢甘、朱正、孙家栋、屠守锷、姚桐斌、钱骥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参与研制或者协助工作。中央先后拨出专款建设风洞，提供实验设备。“三线建设”时亚洲最大风洞群在川西北的大山中建成。“风洞人”为我国的国防科技和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特殊的巨大贡献。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建在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迁来绵阳，是绵阳被中央定为中国科技城的重要因素。
有位科学家曾经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钱学森的师弟郭永怀为了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他不顾妻子李佩的心疼与劝告，当众将自己用十几年心血写成的书稿烧了，以避免美国当局的检查。他回来后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为国家贡献了一切，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与警卫员在飞机失事时紧紧将公文包拥抱在一起，两人在烈火中牺牲，但保住了国家核武器试验的绝密材料。这是多么伟大的献身精神与科学品格！他们在烈火中永生！当时，周总理闻讯后曾失声痛哭。
我国“两弹 ”科学巧妙结合 ，多种导弹和长征系列火箭的研制发射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王淦昌、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于敏、郭永怀、任新民等众多科学大家和各相关行业的广大科技人员
、人民军队、工人,大团结、大协作、大奉献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全国人民包括农民群众大力支持、无私奉献的伟大成就；是中国人民用如椽巨笔共同写下的光辉历史篇章。
“九院人”、“火箭人”、“风洞人”、“航空航天人”，还有为国防科技军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电子人”，他们中还有还有胡仁宇、经福谦、周毓麟、张兴钤、宋家树、胡思得、朱建士、俞大光、贺贤土、杜祥琬、王大珩
、孙家栋、欧阳自远、庄逢甘、张涵信、乐嘉陵、刘长秀、刘大响、黄纬禄、陈芳允、杨家墀等很多很多……还有不少无名英雄，默默奉献者，大批科技人员与后勤服务人员，他们都是英雄好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及核武器小型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构筑新中国的“核盾”和“长城”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中坚力量，是新时代最值得敬仰和爱戴的人，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学习效仿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