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上）

一

一个时代的到来通常是以某一事件的发生为标志。我的八十年代开端是两部电影。

1979年，年三十晚，七九六矿礼堂又放电影。三十晚放电影，大家聚在一起，热闹，开心，有节日气氛。我以为又是放《地道战》《南征北战》“样板戏”……。多年来转来转去就那几部电影，人们都习以为常。但电影开演，出乎所有人预料。是日本电影《追捕》，我差点晕了过去，从“两战、样板戏”到《追捕》，没有铺垫，没有过度，呼啸而来，仿佛穿越了时空，跨越了空间，是飞跃、是震憾。影片中的场景离我们遥远，新鲜、刺激。我懵了，呆了，傻了。日本人不是被我们打败、滚回老家伤心落泪去了么，他们现在咋变成这样，一点也不见伤心的意思。电影华丽、时尚、超现代。我们像是在黑暗的小屋中无尽的等待，突然打开了一扇窗，阳光、鸟语、花香，扑面而来，晃的人挣不开眼，回不过神。鲜亮的人物，入胜的情节，高仓健的酷，史村警长的帅，真由美的爱情，浪漫的音乐，奔跑的骏马，刺激！让人发狂。

我一眼未眨地看完了整部电影，记住了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人物。高仓健，一度就是男子汉的代名词，几年后，中国著名演员唐国强，在和高仓健的对比中，被人们冠以“奶油小生”的称号，打入冷宫。当漂亮的真由美对杜丘说；“我喜欢你”时，搅乱了多少少女的芳心，原来心中有爱可以大胆表白，可以热烈，可以忘我，可以亲吻，可以不顾一切。让人陶醉，充满幻想，让人期待。引起时尚潮流的是史村，他那长发、大鬓角、戴墨镜、穿喇叭裤，一夜之间流行起来。

我们戴的墨镜是劳保眼镜，喇叭裤要紧箍屁股，喇叭要大，八寸五到九寸，颜色要艳，可以是红色、黄色、橙色。史村刮起了一股炫风，他的形象牢牢刻在人们的脑海中。需知，这之前人们多穿中山装、大档裤。最炫的服装是绿军装，登黑皮鞋。黑皮鞋贵，买不起，人们就把黑鞋油刷在反毛皮鞋上。将铁垫片一分为二，打上眼，钉在鞋底，前后都钉。有时去矿部看电影，我们五、六人同行，走在柏油路面，钉铛作响，感觉真好。

另一部划时代的电影是《流浪者》，一部爱情电影。电影《流浪者》是在河滩里放的，佩服天才的放映员，能想出这么好的创意。这部电影在没播之前，就已名声大噪，在河滩放电影，是怕小广场不够大吧。果然，那天，全矿的、附近单位的、地质队的人都来了，人山人海。在矿上，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当时，《流浪者》是一部登峰造级的影片，那热烈的爱情，美妙的歌舞，令人怦然心动。对于羞于表达爱情的男女，《流浪者》就是教科书、是方向、是行动指南。爱情不分贵贱、没有高底之分。爱要执着、要热烈、要厚脸皮、要死缠不放。高兴时要手舞足蹈，要尽情歌唱，要舒情，要忘我。只要敢于追求，终会抱得美人归。可以这样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歌舞升平就起源于这部电影。男女间发生的疯狂爱情故事，跟这部电影更是有脱不开的干系。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年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看完电影，许多年轻人马上投入异性的怀抱。时代进步太快有时让人错手不及，我热恋多年的女友惠也被那坏小子拐跑了。

惠长高了，也更漂亮了，她整天穿着紧箍屁股的喇叭裤到处招摇。我15岁了，却发育迟缓，个子还没惠高，让我很自卑。

我和惠相恋时我8岁，惠也8岁。惠好看，眼睛明亮。我可能也帅，就是爱流鼻涕。

她问我；“你有女朋友没？”，我说；“小姨对我好，算吗？”，她说；“不算，我做你女朋友吧”，我说；“好吧”。

惠是我见过的女孩或女人中最大胆的一个，她敢说敢干，无所畏惧。我以为，男女朋友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个玩伴。而惠不这么看，男女朋友，是相好，是责任，是要每天见面，要黏在一起。她和我同岁，但比我懂得多，她还懂些大人的事，让我很害羞。

有一段时间，我们形影不离。游戏时，我是爸爸，她是妈妈，弟弟们是孩子。

我和惠10岁时，同学们说我们不要脸，男孩还和女孩玩。是她太死心眼儿，我走那儿，她就跟那儿。我更喜欢和男孩一起玩耍，男孩有野性，有创造性。常常是，我们一群男孩，就她一个女孩。我喜欢她，但我的伙伴反对。我突然明白，男女有别，我羞的脸发红。我得在她和我的伙伴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我的伙伴，童年最怕走了单，走了单的童年最失败。我严正以词，对她说；“我和你大拒绝了”。我感到自己像个英雄，她眼中满含泪水，跑开了。在当时，我不知对她造成了多大伤害。

看了电影《流浪者》，我突然开窍，我和惠是爱情，不是不要脸，不是耍流氓。惠比我开窍的更早，他有了男朋友，但不是我，它没等我。她的男友比我大两岁。

我没有马上去追女孩，一是我心中有惠，二是我还没有长大——至少在外观上还不够大，我知道应该像拉兹一样厚着脸皮去追女孩子，但我没有目标，即便有，我也没有胆量去给那个女孩写信或约她出来。见到女孩我就紧张，说不出话来。有很多年，我不敢和女孩讲话，一说话就脸红，语无伦次，心跳加快。我尽量想掩饰，不让人看出来，可每次都好像不成功，和女孩说话，我总是嗑嗑吧吧。

二

青春期就像是一种病，无药可医。好在当时邓丽君的歌曲在大陆流行，我在她的“靡靡之音”中找到了感情寄托。

我和伙伴们整天猫在涛家打扑克，那是一段惶惑、不知所踪的季节。涛幼年丧父，母亲远嫁，他和新婚的姐姐住在一起。涛很单纯，常感孤独，需伙伴们陪伴。真不知他那大眼睛、园脸庞、漂亮的姐姐是如何忍受我们的吵闹的，我从没有看到她不耐烦的样子。

涛家有一砖头块录音机，我们边打牌边听歌，磁带只有两盘，一盘邓丽君，一盘刘文正。邓的歌我们听的少，学邓的歌，我是准备有机会唱给惠的，我喜欢邓丽君那些抒情、伤感的歌。我们更喜欢刘文正的歌，刘的歌阳光、流畅、易学。听刘的歌，让人满怀理想、渴望自由，欲展翅高飞。听完A面，马上翻到B面。听的多了，连歌词都倒背如流，跟着学唱，倒也像那么回事。对于之前听样板戏、革命歌曲的我们，听刘文正的歌就仿佛寂寞的世界里忽然打开了一扇窗，蓝天，白云，鲜花盛开。原来世间还有如此美妙的哥声。《祁祷》《秋蝉》《春夏秋冬》百听不厌。

父亲早就说过：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要受苦。

不幸被他言中，我十五岁时没考上高中，成了“待业青年”。

七九六矿已停产。矿山属核工业单位，半保密，封闭，与地方少联系。矿山一直自主招工。但因停产，几年未招工，比我高两级、我们班，低我们一级近二百子弟全部成为待业青年，归服务公司管。刚出校门，我们就参加劳动，待业三年，我干遍了天下除掏大粪以外的所有活计。

在井口半上建房，要向山上运建筑材料。我们一人一对竹簸箕，向山上担沙子。青年从十九岁到十四五岁不等，我那时小，个也不高。大个担得满，小个担得浅。越往山上走担越沉，我们边走边将沙刨去，担到地方，沙就没两掀了。

开春，七九六矿仍寒冷。我们要到十几公里外的尖山筛石子，自带午饭，有平板车接送，我们坐马槽。西北风烈，天空飘雪。青年自由组合，二到三人一组。我和同学功一组。

开工没几天，功和保闹予盾，相约在工地一决高下。下了车，人散去，只剩要决斗的十来个人。功和保各领一派，一派各五人。我是唯一观众，功和我是伙伴，保是老乡，两家关系极好。我本胆小，不善打斗。

草原广阔，极适合作战，说打就打。这是我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瞬间打成一片，功方功最英勇，用装满水的军用水壶轮向敌方头部，敌人被打得直犯懵。保方春最善战，用一根支筛子的木棍打的功方落花流水。功方的兵最怂，高个、却单溥，没一会儿就被打的“哎哟”直叫，开始告饶。战斗戛然而止，功方战败。

父亲预言只对了一半，广阔草原，玩处很多，抓野兔、看藏獒、追草原鼠，比在家有趣。

一天，父开车路过工地，顺道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我们进展缓慢。父亲下车亲自为我们示范，他连搂带耙，不一会儿就堆了一堆石子。照父亲的速度，四个现代化将提前实现。可惜父亲一走，我们又四下乱跑，忘了父训。

有半年时间，我在车站带锯房上班。日工资1。75元。那时一个鸡蛋五分钱，一斤大肉六角钱，1。75元的工资也不低。工作是将圆木用吊车从火车吊下，汽车运到场院，将园木滚上平车，顺轨道推入车间，将园木卡在跑车上，送入飞转的带踞，破成木板、方木。工作有一定危险，带锯转速快，易断，断时带锯冲破厚厚的保护板，飞在空中，所以无论何时不要正面带锯。

车站有许多活儿，主要是将各种物资从火车上卸下。此类活儿多是和母亲年龄相近家属承包，称“家属大队”。

那天，我们七人想多挣几块钱，于是也包了一节砖车。考虑我们初次卸火车，要了一节三十吨的车匹。傍晚七时开始卸。起初每次夹六、七块砖跟玩儿一般，到后来四块砖都夹不住，眼见车匹内砖尚多，力气没了，愁死个人。到十二时，阿姨、大妈们六十吨的车己卸完，我们尚未完活，到凌晨二时，终于卸完，还要走七、八公里的路才能到家，那段路真长。

佩服阿姨、大妈们，矿上没有临时工、农民工，她们在矿山做最艰苦的工作，为七九六矿的建设默默奉献。

当年，矿部从沟里搬到沟外，七九六矿大搞建设，建公共场所、家属区，所有人都在忙。

我又到了去氟车间。车间刚完成土建，进入设备安装、配套设施建设阶段。我干了各个工种的活，起重、铅工、管道工、油漆工……。当然，我们只是打打下手。车间的工作为我将来的工厂生涯打了基础。

在七九六矿，我们干的最多的活是装卸各种物资，在南山装红石，在农办装土，在火车站装各种建材。

矿山最多的工作是建房，大人、土建队，专业人士盖正房，我们承包各家门前小房。小房用土坯为建材，简单、易建。矿山西区的小房多为待业青年所建。

此时我们己不再是生瓜蛋子——干哈不像啥。我们己熟练工作，活干的又快又好。

80年，我家因一场洪水由沟里搬到了矿部，新家有大大的院子，家中建设多由我操作，磊了院墙，自盖了一间小房，塔鸡窝、兔窝、建花池、挖菜窖，我都是绝对主力。弟弟们多在一旁和尿泥玩儿。

待业期间干过的活儿数不胜数，难以一一罗列。我和父亲关系有所改善，自十五岁我就能通过劳动养活白己，还能补帖家里。虽然我们父子无活，但我己不是他怒火冲冠时提过来就揍的男孩。

那几年，父亲在经历人生的低谷。他由风光、管几百人的车队对长，到修理车间主任，再到车队教练。我后来知道，当时矿上的一把手在整父亲。父亲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父亲本来性情暴烈，由此我受到了太多的皮肉之苦，我的青春期撞上了父亲的中年危机，太多的时候，我不得不给父亲让步，因为他有铁拳，有话语权。

父亲事业失意，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父亲的事业一直是我的骄傲，父亲的痛苦在摧残着我的少年时代。父亲更加狂躁，酒喝得比过去更多，酒精后遗症表现的更为强烈。我真想帮助他，确不知从何下手，当然，他不会接受我的示好，在他眼里，我狗屁不是。

但父亲也有了进步。有一天，他拿回来一本厚厚的小说在读，我十分吃惊，对于只念了小学四年级的父亲，读那么厚的书，我颇感意外。我的判断是对的，父亲读书，读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等他睡了，我偷偷将书拿走。我爱读书，爱读课堂以外的书，过去读的多是小人书，我几乎读遍了我所能找到的小人书。也读过长一点的小说，如《闪闪的红星》。有一段时间，父亲经常拿书回家，我如痴如醉地读着。我读了《三国演义》《万山红遍》《第二次握手》……，许多小说刊物，如《十月》《收获》《当代》……，读书让我的心沉下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打开。

三

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我都在热恋着惠，却不知怎样去完成我的恋情，我没有计划，也从来没有决定。

惠到处招摇，她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不知是她在游荡，还是我在寻找，我们经常会四目以对，而每次，都是我先将目光移向别处，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分明感觉到，只要我敢开口，她不会不理我，而我不敢，你可以让我去当英雄，去跳火海，去档子弹，我就是不敢和她说话，而这样的机会很多。我18岁时，为了应对招工考试，矿上办了补习班，惠也在。此时的她淡定，像个大姑娘。而我初见人形，个终于比她高了，我也会打理自己，知道穿什么衣裳好看，头理成分头，三七开的那种，让自己看上去很帅，也穿喇叭裤，穿尖头皮鞋。我依然不敢和惠说话，虽然同在一个班，也许有机会，比如那天下课时，把她堵在回家的路上，但我没那胆量。

补习班很快就结束，我被招工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武威，她没去，人家不要女的。

要去武威考试那天，我们集中在等大轿车。惠出现了，我的心跳加快，不知是否该和她打个招呼，但我知道我不敢，因为周围人很多，（就是我俩单独相遇，我仍不敢主动和她说话）。我好像总是在等，等待那个胆大、泼辣，敢于表达的她来拯救我。惠看着我，我太熟悉她此时的目光，多少年来她的目光没有改变过，她好像不经意间从我身边走过。过了一会儿，她又走了回去，仍然不紧不慢地从我身边走过。我有种感觉，如果惠主动和我说话，我将走出青春的困惑，然而，她没有。

我抱着同学的一把吉它，胡乱弹着。我有点兴奋，尽管不知未来是否美好、是否可控、属于我的春天是否会来。

招工考试时我们住地区招待所。夜晚无事可做，我们就和伟到街上追女孩。八十年代，开放之初，年轻男女开放，追女孩门坎底，甜言密语加一根冰棍就能将女孩追到手。

伟是我同学，自小清秀，爱好音乐，是班里音乐委员，我们大合唱时他打拍子。我和伟来往紧密，是因为我们同一天离开七九六矿，同被招到了武威。伟当时身高近有1。76米，身体均称，俊郎。

冬日夜晚九点一过，衔上冷清。一漂亮、气质极好的一女孩独行。伟追上去，我和阳押后。伟和女孩搭话；“唉！走慢点，我们聊聊，交个朋友”。那女子回头，见我们仨人，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伟又拉女孩，那女孩只顾走，不说一句话。不一会儿女孩拐入小苍，进了家门，我们悻悻而退。

街上太冷，我和阳回房打牌，留伟一人在街上溜达，不一会儿，伟领一女子来到招待所，进了另一间房。伟再出来时头发蓬乱，事后伟对我说：那女孩在街上戴着口罩，我都没看清她长的啥样。她把我领进一药店，她看了我的模样，那女孩就跟我回来了。事后，伟都没为那女孩买把糖。

我好像是初次真实经历人生挫折，招工后在家等待了半年。我被分配到小镇糖厂，一同分去共50人，而厂里不接收我们，原因是厂里待业青年很多，而地区只招了厂三个厂子弟。由此，厂方拒绝接收来自地区的我们，形成僵局。

此时，伙伴们都有事做，唯独我无所事事。我即不是七九六人，也不是糖厂人。我又读了许多书，开始写日记。多年后我再读那些日记，我都怕自己。那些日记慌乱、复杂、不知所踪。不知如何生活，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安排自己的事物。讨厌父母，和他们无活。远离父亲，和母亲对抗，讨厌她的一切言行，不做或拖延她安排的家务。干脏活时穿上新衣，弄脏给她看。母亲应知道我心情不好，却拿我没有办法。日记中多是去那里玩、和谁玩、都是瞎跑，感觉自己终会有所作为，却不知路在何方。白天，家里无人时，我捧一本书入迷地看一天，晚上伙伴们回来，我就去找他们，我们一起去偷着开车。

大约10岁时，父亲的同事老李叔，拉上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他踩油门、挂挡、换挡，我把方向盘，跑偏了，他就打一把方向。开车的感觉好极了，不费力就能跑。

在矿山，汽车很多，那年代的管理松散，汽车随处停方。父亲有一大把汽车钥匙，他随手乱扔，我随手拿上。

16、7岁开始，我和伙伴们只要看到汽车，见车上没人，我就拿准备好的钥匙去开车们，钥匙很多，总有一把能打开车门。也许滑行一段，大多时将车发动，开一小段，赶紧逃跑。

过了一段时间，发现每到晚饭时，车队值班的调度都会回家吃晚饭，车队大院大门敞开着，那时绝对不会有人去偷汽车。院子里有几十辆车。起初，我们只在院子里转圈，几天后，感觉技术熟练了，就将车开到了院外。

那天我开了一辆新进口、载重六吨的日野车。（开那辆车，不是我说了算，是我手中的钥匙说了算）。车上了公路，驶向火车站，行不远，遇一群羊，猛打喇叭，让过羊去，迎面驶来一辆汽车，司机我认识，措车时，我和伙伴“涛”伏在驾驶室下，我真不知，车是怎样措过去的。那司机狂打喇叭，他一定好奇，看到车号，就知司机是谁，却看到了一辆无人驾驶的熟人的车。前方平坦，一路下坡，我由二挡逐步升到五挡，车速飞快，感觉真好。前方是火车站，快到车站二、三百米处，有一叉道。我不会减挡，眼看快冲向火车站，只好不停地踩刹车，坐在一旁的涛不停地念道；“汽、汽、汽……”，车速仍然很快，到叉道时，我一把方向就拐上了叉道，车跑到了右边的路外，我又一把方向，车又出了路的左边，再一把方向，车终于驶在了公路上，涛“嗷！嗷！”狂叫。

惊险已过，我愉快地驾驶在无人荒滩上，我快乐！

那天我们去的人多，开了三辆车。回来时，天早黑了，其中一辆车没油了，车上有钢丝绳，我拖上那车，走了不远，钢丝绳断了，只好弃了那车，人集中到另外两辆车上。回到车队，调度室早已亮起了灯光，车停不回去，只好再往前开，开出好远，将车停在路边，摸黑回家。

不管是丢在野外、还是丢在车队外的车，绝不会丢失，第二天车队上班后，几十辆车会开向四面八方，丢弃的车自然会被找到。

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去偷着开车，也将车丢弃。有一次，父亲在吃饭时，突然说：“最近我们车队老丢车”，我赶紧低头吃饭。

两年后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偷着开车是无比正确的。

我总在外疯跑，深夜十二点，家人旱己进入梦乡，我才偷偷遛进家，悄悄睡去。我也许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解不了苦闷。没有头绪，不知过去，看不到未来。为未来担忧，不知前路在何处，还没出门就碰得鼻青脸肿，灰头土脸。有时告械自己，一定会好的，有50人都在等待，不可能将你丢下。但没用，我说服不了自己，也没有人能走入我的内心世界。

听说惠又换男朋友了，男友比她大好几岁，这让我更加自卑，我的成长速度永远比她慢，无论我怎样追，也无法和她同行。

半年后，终于接到地区通知，我可以到糖厂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