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的了解和认识，但这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他们的介绍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的潮流。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唯物史观方面，他们介绍了社会的发展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等观点。在阶级斗争学说方面，着重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定义，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的观点，以及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着重围绕资本的本质，介绍了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观念。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义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负担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痛苦，并有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五四时期的进步社团起了重大作用。五四运动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这些社团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它们摆脱中国旧式会党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在传播新思潮基础上的联合。由于信仰的不同，对中国社会认识的不同，人员构成的不同等原因，众多的社团后来发生分化，其成员走上不同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他们给它加上“过激主义”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国的传播。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的军阀统治者都曾发布命令或张贴布告，要求“严防”和“查禁”“过激主义”，并查封不少进步报刊，但这并未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奥秘，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和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才能有这种学说的产生。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的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于1919年8月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批驳，他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多数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扬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针对胡适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等等，都可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他们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理，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之久。在论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批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潮，一步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进步青年，经过这场交锋，以初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才能达到救国救民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他们在确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选择何种“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抛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行动中去。

五四运动和两派论争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各地开始成立早期党组织，分布在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所开展的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与此同时，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中国走上革命之路，它拥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饶，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